“体用排偶”与明清制义的文体特征

“制义”是明清科举考试中经义文体的正式名称,“八股文”则是对经义文体的俗称。明代官方正式文件从不称其科举文体为“八股文”,明代的经义文集一般不以“八股文”为书名,“八股文”一词不能准确、全面揭示明清经义文的文体性质和特点。《明史·选举志》指出“体用排偶”是明代制义主体部分的文体形态特点。“排偶”包括排比和骈偶,骈偶类包括两扇、四段、六股、八股、十股、十二股、十六股等。在排比类中存在着一种股数为奇数的排比形态,如三股文、五股文、七股文、九股文,可统称为“奇股文”。奇股文的存在应引起我们重视,明清制义文体的本质与特点需要重新认识。决定明、清制义“排偶”部分文体形态的,是题目的句型结构特点和语义结构特点。当然,作者的修辞理念和兴趣也对其“排偶”设置产生影响。明代成化之后,八股形态在“排偶”诸形态中占据主流地位,这既与它契合传统文章学理念有关,也与科举考试的标准化进程是相呼应的。

清代书院课艺:联结书院学与科举学的历史文献

在上千年的中国书院史上,多数书院都重视以考促学。从流传形态来看,清代书院课艺主要分为课艺原件、编入别集中的课艺和以书院名义选编的课艺总集三大类别;就主课艺内容而言,清代书院课艺大体包括制艺试帖、经史词章、时务西学等门类。书院课艺数量与书院数量、考课次数、书院额数和刊刻频率直接相关。尽管历史上汗牛充栋的书院课艺多已散佚,但其现存数量依旧十分巨大,无法准确估算。清代书院课艺具有一定的经学、文学、史学、书院学和科举学价值,深入挖掘其中的有用元素,可以从书院考课内容与科举考试内容、考课衡文标准与科举衡文标准、书院育人目标与科举取士目标、科举人物的思想观念与关系网络、书院生徒平时成绩与科考录取率等方面,考察书院学与科举学的共生和互动关系。

清代官学教材探讨

清代中央集权高度集中,官学教育与文教政策、科举制度结为一体,对教材产生制约和影响。清代以《四书》《五经》《数理精蕴》《大清律例》和宋明理学家著作为主的官学教材服务于官学教育实际需要,并同时发挥封建王朝选拔官吏、造就地方贤达绅士以及传播学术文化、教化民众等多种功能。清代官学教材不仅保障官学教育的实施,有助于稳定封建社会秩序,也作为中华文明厚重历史资源的组成部分,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延续和当今学校教材改革有着深刻的启示。

“明远”意蕴之澄明与当代考试文化建设

明清科举制度中,居于贡院前场中心区域的明远楼所昭示的“明远”,与处于核心地位的至公堂所昭示的“至公”,都是值得重视的科举精神文化遗产。然而,现有研究对“明远”意蕴少有探讨,还存在释意舛误等明显缺陷。核究“明远”的来源及其发展,揭示其对明清科举考试制度的提撕及其在实施中所经历的澄明与遮蔽,对于我国考试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比丘林1834年《大学》俄译本手稿初探

俄国汉学家比丘林1834年翻译的《大学》译本内容丰富,语言准确,系迄今为止最详尽的《大学》外译本之一。该译本虽以手稿形式保存,暂未出版,但具备很高的研究价值。本文以该部手稿为基础,从历史背景、底本考证、译本结构、学术价值四个层面对手稿进行了描写与分析。研究表明,该部手稿以清代坊间的应举用书为底本,在引介儒家经典的同时,还能够为俄国汉语教学提供高质量教材。译本不仅包括《大学》原文和朱熹章句,还涵盖了历代诸儒辑要、书塾讲义、人物考等多项内容。手稿将科举制度下中国文人对儒家经典的释义与解读原汁原味地译成了俄语,对俄国汉学的奠基与发展、对俄罗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清末科举改制下的浙闱新变与现实省思

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颁发科举改制谕令,对乡试命题范围、参考书目以及阅卷标准等进行改革。但改革使入闱前浙江士子进退维谷,闱场内乱象也不一而足,考生失范行为频现,仓促条对、敷衍作答、试卷曳白被贴者更不知几何。最终,在考生消极应对与考官素质不足、路径依赖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新制精神的落实大打折扣,以致科举制度最后的更张未能为自身续命。清末科举改制失败对当前考试制度改革,尤其是高考制度改革,仍具有重要启示。它警示后世在推出重大考试改革之前,务必要系统谋划,充分准备,循序推进。

从捐纳到荐举:三藩之乱中的制科事件与士人心态——兼论己未词科的诏试缘由

顺康之际,以吴三桂为代表的军事勋贵集团处于强势地位,随着三藩之乱的爆发,世乱重武的风气使得边缘心态在士林社会蔓延。为弥补战争带来的巨大财政消耗,清廷在康熙丁巳年为捐纳者增设乡试一场,这种唯“财”是举的选拔方式引发了士林社会的极大不满。郭棻《请选拔贡监生疏》在肯定捐纳供给军需的同时,主张关注绌于无赀者,明确提出选拔博学鸿才,以收士心的建议。继丁巳乡试之后出现的己未词科使一批才大身微的士人脱颖而出,通过颂扬武功、典试地方、参与外事等活动,可以彰显博学鸿儒这一群体在清廷由上到下、由内而外推行文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丁巳乡试到己未词科,可以看出清廷在统治策略上的不断成熟,生动感知清初士人心态在科举语境下的嬗变轨迹。

清末贵州进士石赞清殿试卷考述

石赞清是清末贵州名臣,为道光十八年(1838)科举进士,其殿试卷原件辗转海外,今完整保存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针对道光皇帝提出的风俗教化、积聚存储、指挥训练和选贤任能四项策问,石赞清在殿试策对中条分缕析,建言献策,体现其济世匡时的政治谋略。通过对石赞清科举殿试卷进行考察分析,挖掘其丰富的历史内涵,可以窥探清末时期的政治状况、经济政策、学术思想及教育水平,从而体现殿试卷珍贵的档案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

论明清小说命名的文化内涵

小说命名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最直观、最直接的外在形式之一,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不同时期小说作家的创作思想和文学观念。论文立足于小说文本,从文化学研究视角切入,探讨明清小说命名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与时代特色,重点阐述明清小说命名与民俗文化、科举文化、避讳文化等之间的关系。“三言”、《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中的人物命名折射出寄名、七夕“乞巧”等民俗文化;《女举人传》《女开科传》等小说命名包含科举因素,《封神演义》《镜花缘》等以金榜、题名录形式设置“榜”式结构的小说更是与科举文化密切相关;《水浒传》《红楼梦》《七侠五义》等小说中的人物命名反映了明清时期的避讳文化,“避讳”对相关小说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起到积极作用。

清代《萧山会试题名》及相关问题探讨

文章以民间收藏清代《萧山会试题名》抄本为主要依据,参阅清代科举资料并吸收学界相关研究成果,对清代萧山会试情况进行叙述,对该抄本未收进士进行补录,并对萧山进士中“冒籍”现象、科举家族及朝廷重臣等进行考述,较全面地反映清代萧山科举特别是会试的历史面貌。因萧山在历史上地名和所辖区域屡有变更,文章所讨论的清代萧山科举状况以1996年滨江区成立前萧山所辖区域为准。

清乾隆朝科举改革:动因、举措及影响

乾隆朝是清代进行最多科举改革的时期。为了扭转士子功利的求学考试心态与应对科场日益严峻的舞弊积习,在国力强盛与社会安定、王朝存续时段长、执政者强烈的革新意志与果敢坚毅的个性品质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下,以皇帝为代表的决策者对乡试中额、会试时间、乡会试题型、考试内容等进行规模不一、程度不同、较成体系的改革,使乡会试三场考试之制最终定型,一直沿用至清末,产生了深远影响。总体来看,乾隆朝多数改革举措成效显著,减轻了士子考试压力,增加了考试的客观性、可比性与公平性,促进了清诗的繁荣发展;但改制亦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增加了士子学习与备考的负担,减少了考试的特色性、专业性与实用性。

“以书取士,启于乾隆之世”之误——清代科举重书程度的真相探究

清代科举考试对书法非常重视,而至今清代科举重视书法的程度没有得到客观的评价。本文从清代科举考试相关文献与殿试卷原卷相结合分析论证,试图客观的还原清代科举考试对书法真实的重视程度,尤其是订正世人对清代科举考试“以书取士,启于乾隆之世”的错误认识。

批判与追求:晚清士人刘绍宽对科举的心态

刘绍宽自幼接受旧式教育,青年时代即奋力科场,以求功名。囿于屡战屡败和世风变易的现实,刘绍宽转而对科举制度持一种批判态度,然而这种批判态度并未影响其对科举功名的追求。科举被废后,刘绍宽即便已在地方文教场域有一定成就,但其对于功名的执念依旧不减,科举对其心态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弭。这种看似矛盾的心态,一定程度上映照出晚清士人对待科举的复杂心理世界。

风清气正:中国传统优良家风的历史经验——以明清常州庄氏家族为例

家风是一个家庭价值观的体现,是社会美德的一种表现形式。新时代的家风建设起到了塑造人、培养人的重要基础性作用。该文归纳了中国传统社会包含的重视忠诚立家、从严治家、修身齐家、耕读传家、勤俭持家、实干兴家的优良家风;并分析了明清常州庄氏家族的优良家风内涵;最后总结了明清常州庄氏家族,作为文化世家,为今后社会塑造、培养优良的人才提供的借鉴价值,也为新时代家风建设提供丰富的历史经验。

清代科举议中的“随场去取”设想

“随场去取”是以分场阅卷、层递入围为主要内容的科举录取方法,其思想源头可追溯至北宋欧阳修。相比多场合校,“随场去取”更利于减轻工作量、鉴别真才和平衡场次。清前期,为纠正偏重头场的不良科举风气,士人呼吁重拾“随场去取”,还提出要改进欧阳修的方案,以“定额取士”取代“去七等人”之法,可行性显著增强。经历雍乾时期的短暂沉寂,至嘉道以降,“随场去取”诉求再炽。以陈澧为代表的士人不仅着力丰富“随场去取”的形式,还提出“定额取士”的实施细则。清末,受陈澧影响,张之洞力倡“随场去取”,并将其纳入科举新章草案;然而,张的方案对关键参数“定额倍数”设置不合理,仍未能解决偏重头场的问题,其方案最终流产。清代科举议虽不乏“随场去取”的设想,但始终缺少行之有效的制度设计,使得这一良法最终未能付诸实践。

清末民初留学毕业生考选制度探析

清末留学毕业生考选仿照科举制。即便在科举废止后,留学毕业生考选表面上参酌西方文官考试制度,具体措施仍大多仿照殿试成例。经由君主亲自操控擢用之权,通过殿试的留学毕业生成为天子门生。在政治制度发生巨大变革的背景下,民国初期留学毕业生考选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考选章程及其实施仍仿清末旧制。通过政事堂考试,袁世凯选拔留学毕业生为总统门生。揽才揽权是君权思想在清末民初留学毕业生考选中的具体表现。

清代甘肃科举家族与地方志编纂

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家族对其生活的地方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往往被冠以“望族”。值得注意的是,自隋唐科举制产生之后,“望族”的建构途径逐渐由原来的世袭或军功变为科举。至少在明清时期,“望族”基本是由科举建构起来的。尝试用“科举家族”的概念代替传统的“望族”,其意义在于凸显科举制对传统社会的型塑,赋予“望族”以新的社会学和历史学意涵。清代甘肃修志156种,其中可以考知的由科举家族编纂的有11种,涉及的科举家族有7家。虽说科举家族编纂志书在清代甘肃并不普遍,但这些志书多为上乘之作,其中四种被民国史志学者张维誉为陇上名志。另外,科举家族编纂志书也是其参与地方社会治理的一种手段。

科举制度最后的“辉煌”:清末科举改章与校士馆的考课

对于依赖科举晋身的清末士子而言,1901年启动的科举改章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挑战。作为应对之策,此时兴起的校士馆招收未入学堂的旧学士子入馆肄业,专门对标科举新规展开考课。科举废除之前,校士馆一度盛行全国。清末校士馆考课形式的守旧与考课内容的趋新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对于落实科举改章要求的新学,收效不大,但在科举考试难度增大以及科举制度可能随时废止之时,契合了应试士子的现实需求。科举时代的各种教育机构,虽行服务科举之实,却未如清末校士馆一般直接借用科举考场之名,明确标榜“校士”属性,强调专为科举而设。按照传统正名理路,清末校士馆对于科举制度有着特殊的文化象征意义,意味着科举制度行将废止之际最后的辉煌时刻。

明代科举程文易学思想的三次转向——以天一阁藏《会试录》为中心的考察

一般认为明代易学的发展态势与明代思想前期重视程朱理学、后期阳明心学异军突起的脉络相一致,然而这种粗线条的勾勒忽视了明代易学思想发展的丰富性及多样性。作为国家意志体现的明代科举程文,为我们深入观察明代易学思想发展样貌提供了特别的切入口。明代程文易学思想凡三变:明前期至天顺时期是为第一变,独尊《大全》;成化到正德时期是为第二变,抛弃《程氏易传》转用朱子《本义》;嘉靖以后是为第三变,《本义》沿用但选择多元,心学异军突起,气本论占有一席之地,卦气说亦有胜场,各种学说竞相角逐。到了万历初期,心学可谓影响甚大,大有超过理学之势。

朱尧阶与晚清湘乡县文运

朱尧阶将毕生精力投入私塾、书院的育才造士事业中,虽未亲自培养出进士,但几十年如一日的讲学授徒,无形中培育大批人才。他广泛交游曾国藩、罗泽南、刘蓉等县内志同道合之人,协力孕化学风。朱尧阶襄助县官兴养立教,一方面,通过协助县官稳定社会秩序,以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另一方面,为县官筹措款项,捐资助学、捐输广额,帮助其宣传道德理想,敦厚教化。在朱尧阶的努力下,各类举措相配合,推动晚清湘乡县科举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