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干部“伪忙碌”:内涵、症结与纾解--基于公共行政行动理论的分析

政策落实的成效是衡量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其中,基层干部的行政行动是影响政策落实的重要因素。基层干部行动呈现出“伪忙碌”的状态,即基层干部表面上看起来很忙碌,但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行动效果。这一状态不仅背离了基层干部的行政责任,也削弱了政策效能并影响着基层行政生态。基于公共行政行动理论建构“行政环境-行政者-行政风格-行政责任”四维分析框架,结合实践调研发现,基层干部“伪忙碌”的症结在于复杂环境加压下行政行动者实际角色边界泛化,进而导致行政风格“潜在异变”,使其间歇遗忘自身行政责任。要纾解基层干部“伪忙碌”现象,就必须从结构优化、角色定位、行动重塑、伦理规制等方面入手,加强对基层干部行政行动偏差的矫正,以提升基层治理的政策效能。

县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执行差异何以形成?——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分析

县域政策执行是如期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目标的关键环节。扎根理论研究发现,县域执行主体的不同策略选择引发了均等化政策执行过程及其效能的差异,这表现为通过常态、运动、变通的执行策略达成了县域“总体均等化”标准,但不同策略下县域均等化的程度、水平呈现差异特征。建构理论模型并分析执行差异的形成机理:在均等化政策执行的准备与实施阶段,政策特质、政策压力、资源情景、行政管理体制机制影响了执行主体的策略选择。其中,常态执行实现兜底保障的主要原因是执行主体受到政策特质指挥、政策压力驱动、资源情景约束;运动执行带来资源悬浮的深层逻辑为政策特质与政策压力复合推动、政策压力与资源情景组合作用,而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机制变革可以调适偏差;变通执行推动供需匹配的内在机理是政策特质触动、政策压力驱动、资源情景限制、行政管理体制机制过程调节。新发展阶段,为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优势更好转化为政策效能,需注重发挥常态执行兜底优势、及时调整运动执行悬浮偏差、适当预留变通执行弹性空间。

以惠企政策为例的政策对象申请意愿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惠企政策对象的深度访谈材料,通过程序化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探究影响政策对象申请意愿的深层次因素。研究发现:内容匹配性、过程合理性、政策沟通力、政策接入度和政策认知度是政策对象申请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内容匹配性、过程合理性和政策沟通力通过影响政策认知度进而影响政策对象申请意愿;政策接入度影响上述3个影响因素与政策认知度之间的关系强度。据此,构建出政策对象申请意愿影响因素模型,并论证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

网络舆情推动下的直播带货事件规制政策变迁逻辑--以多源流理论为视角的案例分析

[目的/意义]分析直播带货事件在网络舆情的推动下的监管政策的变化逻辑,不仅能够为电子商务销售领域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参考,而且能够为网络舆情环境下的政策研究提供一个可行的研究视角。[方法/过程]本文以多源流理论为基础,并以近年来的直播带货事件和新的监管政策为研究案例,对网络舆情与监管政策变化的关系进行深入剖析。[结果/结论]研究发现,在网络舆情环境中,问题源流的构建是由焦点事件的注意力聚焦、多起直播带货事件的舆情叠加以及各种指标的动态变化所形成;政策源流的构建是由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对政策建议的放大效应以及意见领袖对政策偏好的引导效应所形成;政治源流的构建是由网络圈群和集聚效应下所形成的国民情绪、政府态度所形成。在三大源流形成的同时,直播带货规制政策变迁的政治之窗和问题之窗也同时开启,为三大源流的交汇和耦合创造了机会,除此之外,有些政策企业家将目光着重放在政策之窗上,目的是把握住这一机会,从而在制定政策议程方面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并促进直播带货规制政策发生变迁。

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政策变迁:影响因素与组态效应--基于25个政策案例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

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政策是数字教育资源服务普惠供给的保障,其变迁是多因素非线性耦合的结果。针对现有研究注重多因素“竞争效应”而“组合效应”关照缺失的问题,文章基于多源流理论,构建政策变迁的多源流组态分析框架,并选取25个政策案例定性比较分析,发现上位政策和公众诉求是政策变迁的必要条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政策变迁以问题驱动型居多,兼有方案辅助型和混合动力型。文章利用5种组态重新拓展了政策变迁原有“线性对称逻辑”的知识与诠释范畴,以期为良好的政策议程氛围营造提供理论依据。

主体行动视角下的网络舆论政策议程触发机制探究--基于40例网络公共事件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

[目的/意义]网络舆论是网络时代公众表达利益诉求与政策意见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政策主体有效地谋求民意的最大公约数。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网络舆论都能形成正向的治理推力,需要把握网络舆论议程设定的基本逻辑,方能对其进行正向引导,发挥其提升公共治理能力的功能。[方法/过程]文章通过主体行动网络理论,提取“主体—策略—资源”三维度共7个要素的分析框架;进而运用该分析框架,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40例公共事件进行分析,探究网络舆论议程触发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结论/结果]研究表明,网络舆论议程设定是多条件变量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触发网络舆论议程设定主要有“政府倡导”“公共压力”“媒体推动”“专家引导”等模式。在具备“上一层级”支持的必要条件时,公共压力、大众媒体推动以及专家学者的引导有助于加快政府的关注速度,推动政策议程设定。因此,需要在网络舆论场中充分发挥政府、大众媒体与专家学者的作用,推动公共问题向公共政策问题的转化,进而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

边疆治理: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变迁的政治过程——一个间断均衡理论的分析框架

以间断均衡理论为基础,基于边疆治理视角分析1952-2021年间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变迁过程,可以发现,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变迁呈现阶梯式的发展趋向,在政策图景和政策场域的转化下,分别经历了“信息传递”的基础打造、“鼓励发展”的自我提升、“文化惠民”的中央扶持、“服务标准”的“硬”约束等多个阶段的议题呈现。经济社会发展、政府注意力分配、文化堕距规避、民族自治情景共同构成了推动政策变迁的驱动因素,但不同因素的作用机理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要为边疆民族地区的民众确立更为立体的家国观念,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文化产品,构筑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内核的公共文化服务内容。

“双减”背景下中小学课后服务供给保障机制构建——公共产品理论的视角

“双减”政策颁布以来,因缺乏系统的学校课后服务供给保障机制而导致的供需矛盾已然成为制约“双减”政策和中小学课后服务进一步落实的瓶颈。以公共产品理论为切入口,分析学校课后服务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并从供给总量、供给能力和供给质量的现存问题展开讨论;通过实践层面、制度层面及政策层面的综合分析,指出当前学校课后服务供给保障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供给保障条件不足、供给保障制度不完善以及法律监管体系不健全。基于此,提出分层优化供给结构、构建多元主体协同保障机制、健全法律监管体系的优化建议,以期为当前中小学课后服务供给保障机制的健全提供参考。

基于扎根理论的预发布公共政策在线意见形成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意义】探索预发布公共政策公众在线意见的形成影响因素,对于公共机构制定科学的政策及引导公众发表合理意见具有重要理论价值。【设计/方法】以三个预发布公共政策的在线意见文本为对象,利用扎根理论方法对在线评论进行编码,分析在线意见形成的影响因素,并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构建预发布公共政策在线意见形成的影响路径及形成机理。【结论/发现】预发布公共政策在线意见表达会受到公众、政策、政府、媒介以及环境五大因素的共同影响;对这五大因素深入分析,进一步提出引导在线意见理性表达的策略建议。

多源流理论视域下的城市更新政策与制度变迁机制分析——以广州市为例

探索城市更新政策与制度议程设定的机制及变迁规律对于完善城市更新政策工具意义重大。应用多源流理论分析框架,从历史发展脉络剖析广州城市更新政策演变,发现政策更替是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是更新改造问题的社会背景因素、执政理念和领导重视的政治性因素、大事件和机构改革的偶然性因素以及政策企业家的软化因素等,对于政策变迁起到关键作用。最后,研究提出重视社会舆情,发挥政策企业家的催化作用,利用政治力量及大事件机遇等建议,以不断完善城市更新政策与制度。

治安政策过程理论构建的思考

治安政策是治安学的核心内容。治安政策研究经历了置于刑事政策阶段、使用治安策略或治安战略阶段、使用治安政策阶段。基于治安政策的内在逻辑、结构和规律,结合中国治安政策实践,本文建构出治安政策过程理论,包括治安政策基础、治安政策制定、治安政策运行三个模块十四个方面内容。

当代西方社会融合研究的概念、理论及应用

尽管社会融合一直为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政策分析家和政策制定者们所关注,但社会融合的定义还比较纷杂,其理论也缺乏一贯性,一般被视为多维度现象或多参数的潜变量。根据研究对象和目的的不同,将相关研究区分为实证研究和政策应用两个研究领域;依据关注层次的不同,将社会融合的研究归纳为个体层次、群体层次和整体层次等三个层次。以此为脉络,首先介绍了社会融合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政策研究中的概念;其次,对社会融合由来已久的"同化论"与"多元化"之间的争议进行了回顾,并评述了社会融合和社会网络理论之间的关系;再次,总结了社会融合的测量方法及其在实证研究和政策研究中的应用情况;最后指出社会融合对中国转型社会背景下相关研究的借鉴意义,并对其在中国的应用前景进行了讨论。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逻辑研究述评

在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研究领域,学者已经采用"政策变通"、"选择性执行"、"基层共谋"、"政策梗阻"等本土特色明显的概念描述政策执行失败的现象。公共政策执行的结果为何与既定的政策目标相违背,政策执行为何频频失败,执行行为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该问题一直贯穿于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的文献。沿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综合路径,总结出现有学者主要从央地关系、街头官僚、行政体制、行政生态、政策性质、制度视角以及组织视角提出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的七种逻辑诠释。这些研究成果多着眼于个案,缺少理论对话,未能辨别影响政策执行的关键变量,距离提供一个实现共识性和普遍意义的逻辑图象仍有一定差距。利用正反交叉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揭示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的关键变量将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城市拆迁管理的博弈分析

城市拆迁管理是政府部门与拆迁人对策博弈的行为过程,城市拆迁管理政策的制定,要求充分考虑有关利益方的博弈与均衡。研究城市拆迁中政府管理政策的决策环境,构建政府与拆迁人之间博弈基础上的城市拆迁管理政策决策模型并分析其均衡,以此作为完善政府管理行为的制度化等问题提供理论依据,最后提出完善政府关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问题中的对策建议。

西方公共政策理论模型及方法论演进述评

自哈罗德.拉斯韦尔确立公共政策学以降,西方公共政策理论层出不穷,观点纷呈。在芜杂繁复的政策理论丛林中,对其理论模型的吸收借鉴是促进中国政策理论研究的一条重要途径。从模型角度来说,可资借鉴的西方公共政策理论主要有阶段启发模型、多源流分析模型、倡导联盟模型、间断性均衡模型、政策网络模型等。

关于生命伦理学四原则理论的新讨论

范瑞平:在与诸位专家之前交流的基础上[1-2],《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主编王明旭和我与丘卓斯(James Childress)教授作了进一步的书面对话[3],丘卓斯教授对于生命伦理学四原则理论(即所谓共同道德理论)作了简明而又深入的说明。这里王主编和我特别邀请诸位就这一轮新对话进行讨论,它至少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问题:①共同道德理论(即以他们的四原则为中心的理论)的来源是什么?是否存在普遍的或普适的深思熟虑的判断?

话语理论视角中的公共政策质量问题——提升公共政策质量的第三条道路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借鉴

公共行政的话语理论提出了提升公共政策质量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的含义是双重的:(1)在提升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策略内部,这条道路区别于现代性思维之下的“环式民主”———官僚制道路,也区别于现代性思维下的社群主义的直接民主道路,而倡导在公共能量场中通过保证参与者话语的正当性,提升公共政策质量。(2)在合法性和合理性之间,这条道路避免了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各执一端,而融合两者。

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以“治理理论”为框架,分析目前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所面临的问题和改革的可能方向。认为体育主管部门要转变治理方式,由“划桨型”的政府向“掌舵型”的政府转变,更多地依赖制度、法律等宏观管理手段实现对体育事业的治理。进一步向市场和社会下放权力,扩大运动项目协会的自主权,使协会成为独立的社团法人;鼓励和支持第三部门参与提供体育健身娱乐产品与服务;制定相应的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体育的职业化、产业化,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

多源流理论视阈下我国公共政策终结策略探讨——基于食品质量免检政策终结的分析

在公共政策领域长期存在着一个终结的难题,人们更多的关注公共政策的制定,对政策的终结却缺乏热情。然而现实的公共政策实践中,大量过时的、多余的、无效的政策已发挥不了作用,却耗费着政策资源,必须对其进行终结以节省资源、优化政策和提高政策绩效。政策终结需要多方力量的推动,文章以多源流理论为视角,以食品质量免检政策为例来分析公共政策的终结中政策之窗开启的契机,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的正耦合,并探究基于多源流理论的我国公共政策终结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