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审理顺序的反思与优化

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审理顺序既对生态环境的修复效果有着直接影响,又关涉被告人刑民责任的协同确定,是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遗憾的是,由于我国立法尚未对此类案件的审理顺序作出明确规定,各地法院在探索过程中做法不一,有“先刑后民”的,有“刑民并进”的,严重影响了司法的规范性。为保障实现修复生态环境、协同刑民责任等多元化诉讼目的,人民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时,应遵循刑事惩罚与生态环境修复相结合的基本理念,采用“刑—民—刑”为主、“先刑后民”为辅的审理模式,并通过强化判决说理性对“刑—民—刑”模式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防范。此外,还应正确看待和解与调解对审理顺序的影响,一旦发现对和解协议或调解协议的公告可能影响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应及时调整审理顺序,先行作出刑事裁判。

专门立法进程下公益诉讼发展进路的系统检视

我国公益诉讼的创制自始预设“公益维护”价值目标,其十多年显性发展历程包含四个“逻辑阶段”;德国团体诉讼的演进动力源于“公益属性”二阶进化,其百余年显性历程塑造立体化制度架构。制度功能的契合使未曾交集的两者暗含逻辑共性,发展进路的差异使这种共性呈现“片段化”特征。“超激进实用主义”进路之下,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创制由司法引领,立法和配套解释同步以确保制度不断齐备,从而迅速定型;民事公益诉讼创制却由立法先导,“超简化”立法未能确保“给付之诉”完整创设以持续其司法展开进程,陷入发展进路危机。未来,应立足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完善公益诉讼制度”的明确要求,依托已纳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一类项目之《检察公益诉讼法》(《公益诉讼法》一并考虑)立法进程,统合公益诉讼零散的制度规则。为此,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固可安享“超激进实用主义”进路的红利,民事公益诉讼却须系统调适发展进路。

消费公益诉讼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理论检讨与实践辨正

在消费公益诉讼当中,判处被告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面临着法理、事理、情理三重质疑。就法理层面而言,我国法律始终将惩罚性赔偿定位为一种私人执法手段,只有消费者个人才有权提起此种诉讼请求;就事理层面而言,惩罚性赔偿并不符合公益诉讼的设立目的,起不到通过激励私人执法来弥补公共执法不足的作用;就情理层面而言,行政罚款/刑事罚金已经足以体现对被告违法行为的严厉制裁,而且消费者可以自行通过私益诉讼求得惩罚性赔偿。此外,对于惩罚性赔偿金的管理与使用,各地做法极不统一,无论上缴国库,还是发放给受害人,抑或纳入专门基金,均非万全之策。故而,此项制度应当缓行,有待检察公益诉讼法构建专属于公益诉讼体系的惩罚性赔偿。

电信网络诈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逻辑与程序构建

基于网络治理的系统观念和问题导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47条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在电信网络诈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原告主体资格,旨在促进刑民责任承担的有机衔接,实现对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体化、各环节、全链条防范治理。作为对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提起的新型诉讼制度,其理论逻辑和具体规则尚不完备,立法支持和实践经验均严重不足,应明晰电信网络诈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具有正当性与必要性。同时,厘清案件可诉范围和人民检察院职能定位,以一体化思维疏通管辖难题,以智慧司法赋能协同治理,为司法提供有效的程序框架。

协调与融合:民事检察公益诉讼时效问题研究

诉讼时效是法律对于当事人实体权利的保护期限,诉讼时效届满未提起诉讼,当事人便会承担不利的法律效果。对于诉讼时效制度规范是否涵摄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以及如何对其进行规定,文章通过对民事检察公益诉讼的性质进行探究,对检察机关进行定位,并结合诉讼时效相关理论、价值选择等,与传统一般民事诉讼的普通诉讼时效及特别诉讼时效相类比,对诉讼时效在我国民事检察公益诉讼中的适用性,以及如何对民事检察公益诉讼的诉讼时效作出规定进行探究,以求推动民事检察公益诉讼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之厘清

依据既有规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原理和环境公共利益的特殊性,可推导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需满足的四条标准:履职行为成熟、违法且损害环境公共利益、法院具备司法审查的能力、符合经济性。以上四条标准可将实务中出现的上级未督促下级、提供环境公共服务、尚在履职中的行为、单纯不回复或不采纳检察建议等四类行为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行政行为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不应该纳入受案范围的有应发许可而不发、给相对人施加的负担高于法定额度、施加财产给付类行为和申诫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的履职行为;应该纳入受案范围的有违法颁发许可、施加资格罚、行为罚和责令改正。

论公益诉讼之诉的利益

公益问题的诉讼保护形式体现为涉及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公益诉讼。但由于司法政策的原因,特别是由于公益诉讼与传统的民事诉讼理论的冲突,导致中国司法实践对公益诉讼采取回避态度。因而建议扩大公益诉讼的范围,根据诉的利益来判断当事人的请求是否可以请求司法保护,在利益的判断标准上应当强调公共利益保护优于国家利益。

中国公益诉讼:概念、理念与发展展望

公益诉讼作为一种广受社会关注的新的社会现象和法律现象,是当下中国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的热点问题。由于研究者视野和角度的不同,公益诉讼尚存诸多争议。需要深刻反思的是:表面上看,目前关于公益诉讼的研究与实践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但公益诉讼大多还停留在观念促销的层面,它还没有触及那些应当被认真对待的实质性问题:公益诉讼的概念如何界定,公益诉讼的定位如何安排,公益诉讼的理念如何塑造,公益诉讼的制度如何发展。可以说,上述问题不仅构成一个健全公益诉讼制度应有的基本内容,也是有效构建我国公益诉讼制度亟待破解的带有基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

论环境公益诉讼形态的类型化演进

环境作为一种公共利益,已从一种道德上的应然及人们已在享受的实然,得到了诸国法律的确认和宣告,上升到了实定法的层面,这是环境公益诉讼得以产生的前提。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公益宪法诉讼的形态划分不仅是理论与实践历史演进的产物,也是环境公益诉讼整体类型化的时代趋势。

中国法中的不公平合同条款规制

运用功能比较方法,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本国法。不公平合同条款处于合同自由与合同正义的交汇点,反映一国合同法理的时代特征。中国对于不公平合同条款的立法及司法规制虽有从"实质不公平"角度出发的情形,更多的是从"程序不公平"角度出发。格式条款使用人未尽提请注意义务及说明义务,中国司法解释独创规定格式条款可撤销或无效,未遵循比较法及学理通常立场,宜尽早拨乱反正。格式条款中的纠纷解决条款,纵然订入合同,如果实质剥夺了相对人的救济途径,仍应依《合同法》第40条认定为无效。《合同法》第53条第1项"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情形,不应将一方当事人对第三人的人身伤害包括在内。

论消费公益诉讼的界定及其可诉范围

消费公益诉讼对于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消费领域的公共利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在消费公益诉讼的界定问题上还存在着诸多误区。在界定消费公益诉讼时,应注意其与私益诉讼的区别及其本身所具有的特征,即消费公益诉讼保护对象的公益性、保护不特定利益主体的权益、受益人的非特定性和胜诉结果的不可分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7条的规定,并不能作为消费者协会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判断依据。在确定消费公益诉讼的可诉范围时,垄断问题、环境问题和公共服务问题不应纳入消费公益诉讼的范围。

转入善治:高校继续教育迈向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议题

当前国家正在各个领域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现状距离现代化治理要求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与高校其他治理模式相比,善治模式在推进高校继续教育治理迈向现代化建设上更具优势和正义,也更符合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的实践诉求。把善治模式带入高校继续教育治理领域,需要围绕公共利益最大化这个核心议题厘清公共利益是谁的利益、公共利益该如何整合以及应怎样实现三个基本问题。在善治模式下,高校继续教育治理中的重要主体应按照政府调控、学校主导、学员参与、专家导引、社会协同的逻辑展开行动。

构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几点思考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可是,《行政诉讼法》却没有提供当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导致公共利益受损时的合理救济途径。本文在对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作了简要介绍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我国构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几点思考。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成立的经济学逻辑——基于国际公共品的视角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是金砖国家集体行动的结果,其产生的收益具有跨国公共性,能够为金砖各国所共享,因此在经济学本质上属于国际公共品。然而,国际公共品的非排他属性意味着在成立过程中,金砖各国可能因参与激励不足而产生"搭便车"倾向和机会主义行为,陷入集体行动困境。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实践表明,这一困境并非不可克服。金砖国家在弥补基础设施融资不足、实现外汇储备盈利以及促进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上的共同利益,为其设立开发银行奠定了前提基础,促使各国为此展开"讨价还价";在"讨价还价"博弈过程中建立的成本分担制度和收益分享制度通过重塑各国所面临的成本—收益结构,增强合作激励,最终将非合作博弈转化为合作博弈,进而成功克服了集体行动困境,这便构成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成立的路径和机制,也是其得以成立的经济与逻辑所在。

民事公益诉讼与民事诉讼机能的扩张

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属于近年来刚刚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新现象,就整体而言,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发展的关键之一,是必须以重新审视法院的功能为起点,扩展民事诉讼机能。深入分析民事诉讼机能与民事公益诉讼之间的关系,民事诉讼机能的扩张是民事公益诉讼发展的制度基础,民事公益诉讼呼唤相应的民事诉讼机能。

民事公益诉讼的功能承担与程序设计

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问题不属于诉讼担当,而属于实体适格问题。为此,立法者应当在实体法律规范中赋予"法定机关和有关组织"具体的实体请求权。而且,为了避免金钱损害赔偿带来的证明与分配上的困难,以及保证有关组织的独立地位,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请求权内容未来应当限定在"非金钱损害赔偿请求权"之上;仅例外情形才允许通过民事公益诉讼的途径主张"没收不当收益"请求权并上缴基金,这对于纠正市场失灵亦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为了实现高水准的公益保护,我国还有必要增设有关既判力扩张与禁止滥诉的规定。总体而言,民事公益诉讼承担着"预防保护与监督"的功能,其与任意的诉讼担当、代表人诉讼、债权让与等制度共同存在,并分别在实现不确定人群的集合利益、少量确定人群的个体权利、大量不确定人群的大规模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及大量不确定人群的小额损害赔偿请求权等领域发挥作用。

建立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思考

与传统的行政诉讼不同,行政公益诉讼旨在通过不特定相对人的起诉行为,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免受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或不当行为的侵害。从剖析行政公益诉讼的涵义入手,对建立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和意义及其主要制度的建立作出初浅的探讨,并给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提供一定的参考。

集体行动、利益博弈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岳村公共物品供给困境及其实践逻辑

公共物品供给匮乏是当前村庄发展中所直面的现实问题,成为阻碍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性因素。但传统政府供给职能的萎缩和市场供给有限形态的存在,使得以"一事一议"为代表的村庄集体供给成为重要补充,然而实践表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依然存在困境。村民个体理性逐渐觉醒,成为村庄公共事务管理主体,开始寻求资源有限背景下的自我利益最大化。通过岳村调查发现,村民理性表现为集体成本分担意愿,并呈现从弱到强的变化态势,集体行动的奥尔森困境则表现为投机行为泛滥、精英剥夺严重、公共选择趋于瘫痪等。重构乡村社会资本、实施"有偿"供给、政府财政介入、构建小集团供给模式成为走出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奥尔森困境的可能选择。

劳动权保护的公益诉讼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对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对劳动权维护的法律障碍进行了分析,借鉴国外公益诉讼的立法,提出有必要建立相应的特殊的公益诉讼制度对劳动权进行保护,并期望以公益诉讼唤起弱势群体的维权意识。

中国公益组织合法性危机演变与行动策略研究——基于新制度理论和扎根理论的分析

文章以新制度理论与扎根理论为基础,运用探索性研究方法,有针对性地选取近年来有关中国公益组织危机事件的24份新闻报道进行分析,通过对典型样本进行现象定义以及概念和范畴的提取,最终形成中国公益组织合法性危机演变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危机情境下的行动策略及相关假设。研究表明:(1)制度矛盾是导致中国公益组织合法性危机发生的根源,主要表现为规制、规范和认知合法性危机;(2)制度矛盾带来的制度压力促使公益组织采取回避环境、适应环境、选择环境与控制环境的行动策略以缓和危机;(3)合法性策略的成功运用可为场域内的制度变革积累规制、规范和认知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