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乡村绿色发展的经济学分析——基于乡村污染治理主体异化的学理阐释

农业农村污染治理仍然是我国乡村绿色发展的突出短板。长期以来,西方经济理论的“资本逻辑”影响污染治理主体的理念和行为,使我国推动乡村绿色发展过程中在乡村污染治理问题上存在形式主义、主导性缺失、意识淡薄、治理边缘化等主体异化的现实困境,导致乡村绿色发展效果弱化。为此,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差异性入手,反思乡村污染治理主体异化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有利于探究地方政府“公共利益代表”与“经济人”特性的矛盾、村级组织“农民代理人”与“逐利者”身份并存、农民之间“互惠”转向“互利”、社会资本重经济效益轻生态效益的产生根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深刻阐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路向。乡村绿色发展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在乡村污染治理过程中,要从遵循科学发展理念以及优化顶层制度设计、提高村级组织的组织自主性、完善乡村污染治理生态效益转化为治理主体经济收益的市场机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乡村绿色发展优化路向。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四个法理问题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之法理问题,本质上就是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之正当性问题。其所涉及的核心命题是检察机关充当民事公益诉讼控诉方的缘由,以及公益性民事侵权需要由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理由。对此,可从公益代理人理论、公诉权理论、积极诉讼理论和社会正义理论四个层面作出系统阐述。其中,前两者分别从"谁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人"和"如何实现公共利益之救济"等角度解答了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之可能性问题;而后两者则从"谁会为公共利益积极诉讼"和"如何有效实现社会正义"等角度解决了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之必要性问题。

“联合”何以可能?——无产阶级革命动机问题的当代反思

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基于“公共利益问题”对无产阶级革命动机的分析,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功利”动机和“道义”动机提出了挑战。这一学派的理论前提是把无产阶级理解为理性自利的个体,无疑暴露了这一学派的理论缺陷。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任务的阐述表明,无产阶级的革命动机并非源自人性的理性自利,而是内在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结构。澄清无产阶级的革命动机,不仅需要追问无产阶级的革命目的,而且需要将激发“阶级意识”和还原“社会结构”结合起来,实现对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理论自觉。只有如此,在当代资本主义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无产阶级革命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理论旨归才能得到全面而深入的阐发。

电子政务中利益关系委托代理模型分析

构建了电子政务中公众与当地政府利益关系的委托代理模型,并对其进行了数学分析.得出当地政府在电子政务建设中的努力程度以及该政府在电子政务建成后所分享的产出份额取决于三个变量:努力成本系数、产出后确定性和政府风险规避程度.根据分析和结论,提出了如何鼓励和提高当地政府在电子政务中的努力水平,防范电子政务建设投资中低效率和高风险现象的建议.

公共支出预算管理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深入分析了公共支出预算管理行为中的效率问题、利益集团寻租行为、委托代理问题及博弈问题,并以此揭示了预算支出确实存在着膨胀的趋势,证明了建立一种可以有效制约公共支出扩张和提高预算效率的规范的公共支出预算管理制度的必要性。

论公共工程项目中公共利益的保障

在以满足公共需要、提高社会福利为目标的公共工程项目中存在着一个双层多级的委托一代理链，即公众对政府的权力委托、政府对项目业主及项目执行团队的市场委托。由于委托一代理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性和契约的不完备性，公众委托的完整实现受到阻碍，其利益在项目建设寿命周期中也无法得到保障。本文从双层多级委托一代理链与项目基本建设程序的对应关系入手，结合用户满意度原则，分析项目寿命周期中公共利益保障的途径，提出在项目决策与设计阶段引入公众参与是切实保障公共利益的有效途径，系统开展社会评价是项目成功的必要构件。

论家事诉讼未成年人利益代理人制度的构建

家事诉讼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首要原则,未成年人在诉讼中有独立的诉讼主体地位,为满足其诉讼主体地位的要求,很多国家建立了未成年人利益代理人制度。未成年人利益代理人是有独立法律地位的诉讼参与人,其通过参与整个诉讼程序维护儿童利益。我国正处于家事审判改革时期,还未建立未成年人利益代理人制度。作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应当秉承公约精神,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指导原则,借鉴国外成熟的制度经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未成年人利益代理人制度,这是当下家事审判改革的重要任务。我国在制度构建方面,需要在利益代理人的选聘资格和方法,适用条件及其代理费用,诉讼中的作用等诸多方面进行研究。

公共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逻辑困境及行政法调整

公共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是指以馆藏各类文化资源为原型,吸收和转化其所具有的符号价值、人文价值和美学价值,以创意重构出具有审美价值、文化价值和实用价值,并将馆内优秀文化元素与现代社会生活融合进而实现功能再造的产品。相较于其他文化创意产品,公共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中涉及的问题尤为纷繁复杂,诸如"自利性""代理人风险""公地悲剧"等逻辑悖论并不鲜见,法律上也存在开发的实践困境和依据缺乏等难题。鉴于文化创意转瞬即逝的时空特殊性和优秀文化创意产品的稀缺性,行政法可充分发挥其"有形之手"的作用,通过规制和促进功能以分别实现"分配正义"和"效率正义"。行政法通过和财税法、社会法的互动,在实现公共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财务管理优化的基础上,再以公益为宗旨构建当代社会化的理事会制度,以达成公共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中"力"与"利"的多方博弈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