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募基金行业投资者教育管理研究

2023年我国公募基金规模首次超越银行理财,公募基金投资成为居民资产配置的重要手段。随着公募基金行业重要性的日益提升,公募基金投资者教育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在一系列公募基金投资相关规定落地实施的大背景下,加强公募基金投资者教育对于投资者体验、机构经营和行业发展均有积极意义。当前公募基金投资者教育工作仍存在投资者认知有待改变、机构动力不足和难以持续投入的问题。境外发达市场经过数十年的经验积累,投资者教育相对成熟,为我国的公募基金投资者教育提供了借鉴。公募基金投资者教育应当回归到以投资者利益为中心的本源,树立正确的认识、积极转变思路,不断提升投资者获得感。

节制资本思维:证券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路径构建

全国首例证券集体诉讼案“康美药业案”折射出新《证券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的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实践困境——对证券中小投资者的保护不足。证券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受损会打击投资者信心,增大企业融资难度,影响资本市场发展。基于此,节制资本思维成为证券中小投资者权益保障的底层逻辑,“实践—制度—理论”成为证券中小投资者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正当性逻辑。今后应以节制资本思维为基础,构建以证券检察民事公益诉讼主体二元化、投资者“默示加入、明示退出”诉讼原则、科学设置损害赔偿金的计算及分配方式、降低投资者诉讼成本、拓展检察机关派驻证监机关检察机构职能为框架的证券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路径。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下投资者情绪和货币政策对中国农产品价格的传导效应——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以投资者情绪和货币政策为两大传导渠道构建SV-TVP-VAR模型,实证分析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对中国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新冠肺炎疫情下投资者情绪和货币政策对中国农产品价格产生了重要的传导效应,且该效应在不同渠道、时点及品种上存在差异。从不同渠道来看,新冠肺炎疫情通过货币政策渠道对中国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大于投资者情绪渠道,在货币政策渠道中,货币供应量冲击的传导作用强于利率冲击;从不同时点来看,新冠肺炎疫情下两大渠道对中国农产品价格的传导效应在疫情高发期和恢复期大于初发期;从不同品种来看,油料和粮食价格所受影响大于畜产品和棉糖价格所受影响。为缓解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不利冲击,政府部门应建立有效的信息发布平台,并采取阶段性、差异化的调控手段。

舆情信息对投资者频繁交易的影响研究

大数据环境下,互联网与新媒体的飞速发展加快了网络舆论的流动性,也影响到投资者的交易行为。我国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普遍偏好短线交易,大量舆情信息的冲击更容易使投资者增加交易频次。本研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选取2019年9月至2022年9月与舆情相关的概念股,研究舆情信息传播与投资者频繁交易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舆情信息的传播增加了投资者的交易频次;(2)舆情信息的传播虽然使投资者频繁交易,但并没有促成过度交易;(3)舆情信息通过吸引投资者的关注从而促使投资者产生频繁买卖的行为。研究结论对投资者正确看待舆情信息、监管当局关注媒体舆论导向和金融市场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与公众投资者的演化博弈分析

为了研究公众投资者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本文采用演化博弈理论建立了公众投资者与上市公司行为交互过程的演化模型,分析了模型的演化路径、均衡点及其稳定性,并用数值仿真演示出决策参数的变化及初始条件的改变对演化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关部门监管不力、处罚力度过低、环境信息披露成本过高等原因均会导致系统向不良状态演化。本文讨论了使系统向理想状态演化的条件,为环境信息披露的监管提供政策建议。

公立医院出资人制度及其治理结构

该文对公立医院产权制度改革中,为何要建立出资人制度、出资人组织构架及法人治理结构、出资人与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

论双层股权结构的公司实践及制度配套——兼论我国的监管应对

双层股权结构虽偏离了"一股一票"原则,但在全球市场获得了认可。境外资本市场的商业实践和实证研究表明,该结构发挥了积极功能,投融资双方对之有正当需求,我国需正视。但在双层股权结构下,公众投资者未必能自主"用脚投票"以抑制管理层,而且这一结构可能致董事会监督机制失效,迫使公众投资者更多依赖监管和司法救济。将此结构引入我国需配套两类新制度:公司须公开说明采纳该结构的必要性和对公众投资者利益安全性的保障;建立类仲裁纠纷解决机制,充分发挥专业人士的信息和资源优势,有效救济公众投资者并威慑实际控制人。

证券分析师可信度与胜任能力:一个文献述评

本文以"公众投资者"为全新研究视角,构建证券分析师可信度指标评价体系,通过问卷调查对证券分析师可信度进行综合评价。利用平均赋权、专家赋权以及因子分析三种方法,计算出证券分析师可信度分别为2.82、2.87及2.9,语义都为"部分可信"。该研究结果说明:公众投资者认为证券分析师的投资建议只有40%～59%的可信水平。由于证券分析师的工作性质使他们常常陷入各种"利益漩涡"当中,他们所预测的股票并非都是"信得过产品",这些都影响了他们的"客观性"、"独立性"以及"准确性",使他们在公众投资者心中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投资者情绪与IPO溢价的实证研究

通过构造代理变量衡量投资者非理性情绪,验证了投资者情绪对IPO溢价的影响。研究发现,媒体公众关注度和IPO溢价水平显著正相关;在存在卖空限制下,价格由乐观投资者决定,机构投资者的价格预测离散程度越大,意见分歧程度越大,IPO溢价越高;较高的消费者预期指数和平均IPO溢价水平会助长投资者的狂热情绪,提高IPO溢价水平;上市首日换手率越高,IPO溢价水平越高。

公众注意力影响买入行为吗?——基于投资者行为的分析

公众注意力衡量了一只股票受投资者关注的广泛程度。本文分析了公众注意力对不同类型投资者买入行为的影响,发现小投资者更倾向于买入引起他们注意的股票,中大类型投资者没有明显与注意力相关的买入行为,机构投资者则表现出了与公众注意力相关的策略性行为。小投资者的这种特性使得他们更容易成为市场操纵的受害者,对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公共管理视野下的证券投资者保护

传统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于全能行政监管者和无限监管资源的假设,采用融资准入对投资者实行无差别保护,已难以适应资本市场的发展需求。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应在整个证券投资过程中建立全民参与的投资者保护机制。其中,决策性的制度建设应分权给代表公共利益的行政监管者行使,确保其职能的独立和专业化;执行性的投资者保护工作应分权给一线的自律组织和金融中介承担,确保客户至上并避免利益冲突;保护主体应引入投资者的公共参与,引导其成为能动的自我保护者;公力救济要发挥行政执法的主导效用,兼顾其中的伦理性与经济性。以人人有权、人人有责的公共管理理念作为投资者保护的基点,《证券法》规范下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才能具有稳固的民意基础,实现繁荣昌盛。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证券法规制研究

《刑法》第176条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盛行于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为典型代表的民间非正规金融活动采取了刑事立法政策,但其效果并不彰显。研究表明,所谓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往往是一种资本市场创新行为,暗合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市场发达国家或地区证券法所认定的"投资合同"性质。因此,应该扩大我国《证券法》的证券定义,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界定为"投资合同",纳入到《证券法》规制的范围。在现阶段,可行的办法是明文规定"国务院认定其他证券"的标准,以行政力量推动市场创新;对于真正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亦应以民事责任优先于刑事责任为原则,加强对公众投资者的保护。

公众投资者对上市公司信息需求研究——南京市公众投资者个案调查

公众投资者在获取上市公司信息方面通常处于弱势地位。文中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就南京市公众投资者信息的需求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公众投资者信息需求的特点,对目前信息供给状况的态度,并将调查结果与上市公司向投资者披露信息的现状进行比较,为维护公众投资者的利益得出相应建议。

首次公开发行、盈余管理与发审委审核

本文考察了IPO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以及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企业的盈余管理是否影响发审委的决策。我们以2006-2009年成功上市的企业为样本,发现发行企业在上市前和上市当年存在异常高的收益率,但上市后收益率出现大幅下滑。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收益率变化模式是管理者利用应计项目在上市前操纵盈利的结果,而不是来自经营现金流。以我国首次公开发行制度为背景,我们采用2006-2009年申请IPO的企业为样本,发现以保护投资者为目标的发审委在审核过程中考虑到盈余管理因素,盈余管理程度越高的企业越难获得通过。

询价制度下中国IPO长期表现

选取自2005年1月实施询价制以来至2010年6月30日在我国沪深股市发行的461个IPO样本,分别采用事件时间和日历时间的研究方法,使用不同市场基准计算IPO等权平均、总市值加权平均收益率,并实证检验了IPO长期表现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询价制下中国IPO在3年内总体上表现为长期弱势,与询价制实施之前的长期强势结果相反;新股发行的高定价、投资者情绪和意见分歧是我国IPO长期弱势的主要因素;IPO的长期表现受到不同的事件时间和日历时间研究方法,以及使用不同的市场基准收益率和不同的IPO超额收益率加权方式等的影响.

跨越低碳技术“死亡之谷”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投资者协同创新研究——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

以信息不对称为视角,构建了考虑公共部门信息支持因素的投资者位置模型,分析了公共部门信息支持因素对私有部门投资者从事低碳技术早中期R&D投资的影响,指出了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投资者协同创新时,公共部门充分的信息供给有利于私有部门投资者将投资焦点从技术创新过程的后期阶段转向早中期阶段。然后,通过案例研究发现,有效的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投资者协同创新模式与政府充足的信息供给与支持,可减少信息不对称对私有部门投资者的消极作用,有助于跨越技术创新过程中的"死亡之谷",推进低碳技术创新进程,提升低碳产业与国家的竞争力。

股权分置改革对公众投资者利益影响因素的分析

本文分析了股改对公众投资者利益的影响和影响因素,结果发现,股改使得现有公众投资者股权价值也得到了较大提高,但公司业绩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在所有因素中股改后股权结构的变化和市场流通情况是影响现有公众投资者利益变化的主要因素,从而说明关注股权结构和市场流通能保护现有公众投资者的利益。

负面网络舆情与现金股利政策——以医药行业为例

本文以2009-2013年我国A股医药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搜集东方财富网股吧数据,构建负面网络舆情代理变量,对负面网络舆情对现金股利政策影响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负面网络舆情能显著改善医药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提高企业现金股利支付水平;负面网络舆情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水平比较高的医药公司中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负面网络舆情具有公司治理效应。

IPO浪潮与新股最优上市时机研究:文献综述

IPO浪潮与上市时机选择是IPO研究的前沿问题,在前期IPO研究的基础上,按照文献的发展脉络与逻辑关系分别对IPO浪潮的相关研究以及新股最优上市时机理论进行了综述。其中,主要通过投资者情绪、外部经济环境以及信息不对称三个角度对IPO浪潮的有关理论解释进行概括和总结;在此基础上,引入新股最优上市时机选择的研究为IPO浪潮的理论解释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并且从成本收益权衡、市场条件、竞争策略及其他角度对新股最优时机选择理论进行文献梳理。基于对现有研究的总结,分析其不足、可拓展之处以及进一步研究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