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与融合:民事检察公益诉讼时效问题研究

诉讼时效是法律对于当事人实体权利的保护期限,诉讼时效届满未提起诉讼,当事人便会承担不利的法律效果。对于诉讼时效制度规范是否涵摄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以及如何对其进行规定,文章通过对民事检察公益诉讼的性质进行探究,对检察机关进行定位,并结合诉讼时效相关理论、价值选择等,与传统一般民事诉讼的普通诉讼时效及特别诉讼时效相类比,对诉讼时效在我国民事检察公益诉讼中的适用性,以及如何对民事检察公益诉讼的诉讼时效作出规定进行探究,以求推动民事检察公益诉讼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从法制意识到法制行动:一个“公共理性”的分析框架

法治社会的建设离不开公民法制意识的提升。然而,当今中国法制意识的发展还存在公众认识较为肤浅、人治思想根深蒂固以及法制意识的价值判断与现实选择之间的矛盾等问题,需要法制行动的实践来促使法制思想及理念合理下沉。基于法制意识的法制行动具有将法制理念落到实处,扩大社会效果、促进社会良性互动,实现更广泛的公平正义以及有效促进沟通,使法制意识在实践中得到升华等作用,是法治社会建设必不可少的内容。法制意识向法制行动的转变已成为必然,而公共理性的正当性、公共性和民意性等特征对法制意识向法制行动的转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基于哈贝马斯的法律商谈理论,公共理性框架的构建可以从实践理性出发,基于主体间性立场,根据沟通的四个有效性条件这三个方向入手。公共理性框架下,法制意识向法制行动的转变需要重视程序正义,促进社会良性互动以及引入法律商谈等举措。

行政行为公定力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行政行为的公定力作为一个基本的行政法原理,是行政行为效力等级中的基础和前提,在行政行为效力理论的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理论界对行政行为公定力的研究虽然存在争论,但对公定力的重要作用还是具有共识的。认真并深入地研究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公序良俗之判断标准探析

公序良俗是现代民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公序良俗的判断标准是一个综合标准,主要包括价值判断标准、内容判断标准、程序判断标准和技术判断标准四个方面。

公安许可制度改革的系统思考

公安许可是公安机关为了防止危险而实施的一种事前控制机制,属于对社会干预程度较强的、成本较高的抑制性规制手段。对公安许可的过分依赖是形成公安被动型静态管理模式的主要原因,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迫切要求改革现有公安管理模式,提高公安管理效能。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公安许可制度改革与公安行政管理以及刑事侦查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思考,客观分析公安许可的基本属性,探明公安许可制度改革的可行之路。

人类公共自由限度的逻辑终结——阿伦特政治行动与法律制度思想论析

自行动与沉思生活之间的鸿沟在古希腊生发以来,动态开放的政治行动与静态封闭的法律制度就开始了尖锐对立。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集中表现为法律制度对政治行动的制约以及政治行动的反制约。政治行动与法律制度关系问题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不仅涉及政治秩序的维护,更关涉人类公共自由的实现。阿伦特在复兴本真政治的基础上,启明政治行动与法律制度的紧密关联,并最终在革命精神制度化的政治体制中实现消解对立实现自由的政治理想。

我国法运行中的公民参与研究

在社会现实复杂多变、利益关系日趋多元的情况下，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有能力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关系趋于均衡的社会，但仅仅依靠民选代表已经越来越难以充分反映各种不同的利益要求，因此，还需要设置相应的更为直接的民主参与制度来反映各种利益主体的意愿和要求。本文分析了法运行中公民参与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表明了参与制民主制度化的可行性和紧迫性，并以立法参与、行政执法参与、诉讼参与为重点，提出了建立健全我国公民参与制度的主要路径。

关于“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冷思考

实践中一些检察机关开展民事支持起诉工作,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缺乏理论支持,在法律上也缺乏明确依据,在实践中是否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也值得怀疑,更重要的是这一做法与民事诉讼私法自治的精神及处分原则相违背,亦与市场经济中的平等理念不相符。检察机关应开辟合法、合理的保护国有资产之途径,督促起诉与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才是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之发展方向。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急行为的合法性检视——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例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责,同时也需要社会各界力量的共同参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的重要主体,同时法律也明确规定其有权采取一些应急措施。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有的应急行为超出了法律规定,主要表现为简单粗暴的封路封村行为、隔离的违法性、禁止租户进入小区以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泄露等。在检视其行为的基础上,从加强政府的指导与监督、完善相关法律规定、由法定主体实施相关封锁行为、结合实际实施分类防控、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提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急行为合法性回归的建议。

论公益诉讼制度的法理基础和制度构建

公益诉讼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有着广泛的实践,成功的模式也很多,但在我国民事、行政诉讼制度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应当算是新课题。确立公益诉讼制度,是遏制公共利益损害日趋严重的需要,是遏制那些层出不穷、触目惊心的侵犯公益行为的有效渠道。公益诉讼制度体现的是公众的社会责任,承载的是人民主权理念。构建公益诉讼制度需要在观念上有所突破,理念上有所更新。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若干问题研究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是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的检察改革任务之一。该项工作开展以来,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实践范本,也带来了很多实践困惑。诉前程序方面的主体、时限、采纳问题,证据方面的取证方式、举证责任分配、证据种类问题,诉讼活动方面的诉讼请求、诉讼地位、执行问题等均是争议的焦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应以合法性和客观性为依据,兼顾该项制度的特殊性,方能凸显其价值和生命力。

公共服务:行政诉讼群体性纠纷化解新视野——以GT两级法院相关案件为分析样本

行政诉讼群体性案件涉及人数较多、涉及面较广、涉及利益较为复杂,而且表现出较强的有组织性,有的案件甚至表现出对抗性较强、矛盾容易激化的特点,可能存在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行政诉讼群体性案件已经成为当前行政审判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妥善处理该类案件对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在行政诉讼群体性案件中,应当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同时,应防范化解相应的维稳风险,发挥行政审判化解矛盾、防范风险、维护稳定的社会治理职能作用。

论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及其哲学基础

在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积累的内在矛盾进一步凸显,合法性危机爆发,因此哈贝马斯试图为合法性找寻新的范式,即用交往行动理论、公共领域和商谈民主等作为理论支撑对合法性进行重建。哈贝马斯对合法性的重建体现了他的批判反思精神,有其蕴含的哲学基础,也可以看到对人民主权的孜孜追求,实现了对传统合法性理论的扬弃与超越,把西方的合法性研究擢升到一个新的理论境界。但他的合法性也有着不可避免的理想主义色彩,其实用性和可能性都有待进一步考察。

公安消防部队参加应急救援的法律定位

随着公安消防部队在抢险救灾中发挥的作用不断加大,特别是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公安消防队伍在抢救受灾群众生命等任务中的作用更加突出。为此,新修订的《消防法》吸取抗震救灾的成功经验,在总则中就写明要"加强应急救援工作",明确了公安消防部队参加应急救援的职责。然而,目前学界对公安消防部队参加应急救援的法律定位却不甚明了。本文认为该行为不是军事行为,也不是常规行政执法行为,更不是国家行为,而是政府领导下的军队遂行多样化军事行动的一种。

突发群体性治安案件的行动逻辑与法律治理——由华北J县一起警务案例展开

目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的裂变不可避免地引发一定的社会纠纷,而突发群体性治安案件正是其表现之一。社会结构混乱造成的规范真空与控制失灵,以及群众法律意识的内卷化是当前存在的困境。为此,需要采取的法律治理措施为:建立健全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法律援助工作机制、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和社会风险疏导机制;完善国家治安管理和应急管理所需的法律规范体系,确保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实现良法善治;通过长期的法治教育系统工程,传递必要的法律知识、正确的法律观念给广大公民,以克服法律意识的内卷化。

我国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作用机制分析

当前,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作用机制存在专业责任越位、总体责任缺位,机制内缺乏充分、完善和协调的基础的问题,必须建立起真正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要求的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作用机制,完善并协调相关法律法规,形成以民事责任为主、行政和刑事责任相配合,行业自律管理为基础的作用机制体系。

论治安传唤行为的法律属性及可诉性

当前,我国法律关于治安传唤行为法律属性的规定并不明确,在学界和实务界都存在分歧,争议主要集中在治安传唤行为是一种行政调查行为还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治安传唤行为符合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特征而不符合行政调查的法律特征,所以,法律应当将治安传唤行为纳入行政强制措施的范围内;同时,由于治安传唤行为法律属性的不明确,实务中对于治安传唤是否具有可诉性也没有形成统一定论。因此,在将治安传唤行为认定为行政强制措施的基础上,将治安传唤分为中间环节的传唤和具有终局性影响的治安传唤。中间环节的传唤因为没有达到诉讼案件的成熟性标准,可以将其认定为辅助性的行政强制措施,而随着后续行为的被救济而得到救济。而对当事人具有终局性影响的治安传唤符合诉讼案件的成熟性标准,若将其认定为独立性的行政强制措施,当事人可以单独提起诉讼。这样,所有的治安传唤行为都能纳入到司法审查的范围内,从而能够保障当事人的基本权利。

论公序良俗的判断标准

法官在判断公序良俗的过程中,应当尽量抛弃其主观好恶等个人因素。在判断标准的选择上,法官应考虑当事人所属的民族与地域,适当借鉴经验主义标准与唯心主义标准,顾及普通人的感受与专家的评判。在进行判断时,法官既要重视普通人中间的流行意见,又要防止多数人的暴政。

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扩展与限制

开展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起诉资格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扩大原告范围,增加非利害关系人主体,让多元主体参加环境公益诉讼,是环境保护法律发展趋势。应当增加检察机关和环保团体的环境公益诉讼资格,扩展诉讼主体范围,审慎借鉴美国式的公益诉讼方式,限制主体的任意扩张,在构建我国的环境公益主体制度方面采取务实的做法。

美国法上的“负面信息披露”

作为一种新型管制手段,负面信息披露成为联邦行政机关的偏爱。它可能具有信息通知与警告危险、制裁违法的混合功能,具有成本低廉、促进信息公开、控制风险与促进执法的优势。由于法律控制经验不足,它成了不适用正式程序并自由裁量的非正式行为,伴随权力滥用与权利损害。近百年来,国会仅在极个别法律对其限制,行政机关自我限制的努力有限,法院拒绝司法审查。它面临的特定人权益、公众安全及知情权的价值冲突难题,仍需探索精巧的平衡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