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展公共科技的若干政策建议

在对公共科技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公共科技管理的若干重要问题,包括政府在公共科技资源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公共科技投入绩效评价制度、扩展与完善公共科技转化途径、发挥工程中心在公共科技的作用、从公共科技角度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在公共科技中的作用等,提出若干视角独特、颇具新意,具有可行性的政策性建议。

基于巴泽尔理论的农地产权分析框架及其应用

从经济角度看,土地可以看做是各种属性的总和。本文以具有私人物品性质的农地为前提,构造一个内生政府行为的农地产权模型。运用巴泽尔的产权理论划分土地的公共领域Ⅰ、Ⅱ、Ⅲ,重新诠释国家、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户之间的土地产权关系。理论实证分析表明:土地产权指的是可以行使的土地有价值属性的排他性权利,其来源有4种,4种来源的不同比例构成了我国的土地产权结构;交易费用的存在致使土地产权的公共领域必然存在,只有寻租成本最低的人或组织完全垄断公共领域才能实现净租值最大化。本文归纳指出现阶段农地各种属性的产权的分割,农户控制的是农地用于生产功能属性的产权。

美国公共研发知识产权政策的变迁及启示

公共资金支持的研发项目在整个国家创新体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对这部分项目所产生的知识产权进行有效的管理,有助于提高国家的技术竞争力。重点介绍了美国政府对公共资金支持的研发项目所产生的知识产权管理政策的变化,这种政策的变化反映了政府对大学等公共研究机构在美国技术创新体系中定位的变化,以及政府对公共研发项目知识产权利益分配政策的变革。美国公共研发知识产权政策的得失,对提高我国公共研发知识产权管理效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公共选择、个人产权及其与村民自治的关系

本文认为,公共选择是实现村民自治的核心机制。这一结论主要是基于如下的认识:政治主体和经济主体在"经济人"假说上的同一性;集体行动的背后总是能找出个人的动机;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可以应用交易行为的同一分析框架。进一步说,完整的个人产权,尤其是农村土地产权,是村民自治的核心动力与前提条件。所以,村民自治的构架应该按照明确个人产权→个人利益驱动→自由、独立的决策的思路去建立。

论财产税的基本逻辑

基于Tiebout—Oates—Hamilton模型认为财产税具有受益税性质,但美国近年来对财产税采取种种限制和减免举措,使财产税在地方政府收入中所占比例逐渐缩小。分析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偏离,可以得到财产税的基本逻辑,即仅在小区域内适用;现实效率的获得需要公众呼吁为前提;实质上是以居民房产价值为分摊原则的一种费;具有内在的不公平性;占纳税人收入比例不大;部分辖区需要政府间的拨款补助。因此,我国在开征财产税时,应至多将其设置在县级政府征收使用,进一步完善公众的呼吁机制,并将税率控制在适当范围,同时配合有效的政府间转移支付。

公物的设定、转换与废止

公物的变更是指为某项公共目的使用公物或停止使用该项公物的行为。当前,存在大量借用公共利益的名义,任意变更公物用途的行为,作者希望通过本文能够对我国公物的变更提供一些理论依据,并对公物变更的实践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论我国公办高校的组织效率损失:产权的视角

我国公办高校存在着生产效率、资源配置效率、X效率的三种组织效率损失,而我国公办高校产权的模糊性、残缺性、行政化所导致的产权失灵与组织的三种效率损失紧密关联,产权失灵是我国公办高校组织低效重要的制度根源。要从根本上改善我国公办高校的组织效率,应依据组织特有的教育属性,创新高等教育产权制度,促进公办高校产权的社会化、法人化、多样化。

国民政府时期省级公产清理计划与管理机构——以湖北省为中心的考察

国民政府建立后,经济建设、国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救济等事业展开的资金需求,公私产权的混乱现状,官民、民众间围绕公产争夺冲突的不断升级,共同促使湖北省府将公产清理纳入工作日程。财政机关的有力推进、民众团体的积极呼吁,促成公产管理计划的制定与专门性处理机构的组建。湖北省府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一系列公产管理计划,并与具体公产管理机构设立、运作有机结合,使得管理工作颇有成效。然囿于计划执行仰赖具体职能机构设立与运作,公产清理机构受计划执行需求与自身工作需要而不断更迭,影响了公产清理计划的制定与贯彻。这一悖论彰显国民政府时期公产计划实地施行的复杂性及有关部门在公产管理制度与践行方面的努力程度,影响和制约着国民政府公产管理活动最终成效的获取。

公司制与公有制——兼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是国企改革第一阶段的任务。只有该阶段的任务得以完成,国企改革才可进一步深化。然而,国企产权制度的改革能否做到卓有成效,取决于公司制与公有制能否有效对接。

浅论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公示制度的建立

夫妻财产约定是现代社会常见的一种解决夫妻财产问题的方式,但是当前我国立法中没有对夫妻财产约定的公示问题予以规定。公示制度的缺失在现实中造成了诸多不利影响,对约定的双方以及第三人的利益构成威胁,因此在立法中有必要引入夫妻财产约定公示制度。本文通过系统分析我国的有关法律制度,得出了登记是我国当前可以采用的一种合适的夫妻财产约定的公示方式的结论,并进一步对登记机关的设定、登记的程序等问题做一理论探讨。

不同政府科技资助方式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政府科技资助是解决企业研发活动外部性问题、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手段。基于我国2009-2014年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探讨直接补贴资助、直接税收优惠和间接税收优惠三种科技资助方式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分析知识产权、企业规模、产权类型、知识存量和R&D资本存量等因素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三种科技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均有显著激励效应,且直接税收优惠的最强,但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效应不显著。政府对小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科技资助的激励效应比对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强。对R&D资本存量、知识存量大的企业,直接税收优惠的激励效应更强,反之则直接补贴资助、间接税收优惠的更强。

科技文献共享资源可持续合作的博弈探析

基于博弈理论,论述将拥有公共资源的共享组织、用户、拥有科技文献的著作权人纳入合作伙伴关系,共享组织利用"委托—代理"模式,对有关科技文献的知识产权进行量化,用户有效利用公共资源,以达到长期的博弈均衡,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新的均衡会使共享组织获得可持续的竞争优势。此外,还为科技文献共享的可持续合作提出有关的策略。

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研发产出的影响——基于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2009-2014年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在检验政府直接补贴资助、直接税收优惠和间接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产出影响的基础上,分析了知识产权、产权类型、企业规模、R&D资本存量和知识存量等变量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直接补贴资助对企业新产品产出有显著负向影响,对企业专利产出无显著影响;直接税收优惠对企业新产品和专利产出均有显著促进作用;间接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产出的影响均不显著。并且三种资助方式对企业研发产出的影响在不同特征企业上呈现出一定差异。在知识产权保护越好的区域,三种资助方式对企业专利产出的促进作用都越大。因此,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考虑企业的规模、性质、生命周期、创新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因素,逐步完善以税收优惠为主、直接补贴资助为辅,多种资助方式协同的政策工具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