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晋东南社仓、义仓初探

明清时期,山西社会经济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社仓与义仓在稳定社会、赈灾济贫、社会控制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晋东南社仓与义仓的设立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地域社会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在经济、政治、习俗、道德等方面都与地域社会联系紧密。通过对晋东南社仓、义仓的设立、分布以及功能等方面的分析,可以充实山西地域社会研究的内容,拓展社仓与义仓研究的新视野,为现实提供更多的借鉴意义。

试论隋唐义仓在救荒中的弊端

义仓作为隋唐时期救荒的重要措施之一，在救灾过程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也表现出了许多的弊端。义仓税的征收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由于官府督办义仓，造成了救济上的不方便；同时义仓多设于州县治所地区，使得它的救济范围过小。

温州明清时代慈善公益事业的分析——话说温州传统慈善文化的渊源

温州经过两宋的文风洗礼,读书人的队伍日益扩大,人心向善的风气深入人心。到明清两代工商业日益发达,社会日益趋向稳定,官民合办慈善成了当时的社会风气。由于地方政府官员的提倡,慈善的设施更加完备,各类慈善机构规模日渐壮大。

此“义”非彼“义”——唐宋义仓与明清义仓之比较研究

义仓制度在不同时期变化较大,唐宋时义仓本由中央政府统一规定在全国范围内设立,而明清时期政府改变义仓政策,放弃统一办理,支持地方官员在辖区内办理或鼓励民间自愿办理。无偿赈济需不断筹粮,灾荒的不确定性也加大了义仓建设的难度,导致唐宋官办义仓制度难以为继;明清各级政府及民间社会的努力则推动了义仓的发展。作为一种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制度设计,受制于诸多现实条件的制约,义仓难以充分发挥作用。但从唐宋到明清,义仓“损有余、补不足”以缩小贫富差距的价值观一直未被放弃,且有所进步。

深州盈亿义仓浅析

深州盈亿义仓是一处清代粮仓,总体布局合理;就单体建筑而言,因其特殊的用途,有一些其他类型的建筑所没有的独特做法,反映了当时的建筑技术水平和科学性。

以义为利:清末清水江流域的仓储与谷会

咸同兵燹后,清水江流域官府复办常平仓,但不便民。官府坚持兵食优先供给,征购屯苗余粮,民无盖藏,旌赏捐输义仓,收效甚微,转而强制征收义谷。牧令控制义谷,作为备用财库,赈济平粜,只具象征意义,民苗无获得感,日渐抵制此项汲敛“荒政”,转而自发组织谷会,利用民间信仰会社尝产,互助合作,以度饥荒,作用更为直接有效。

南宋时期湖南路之社仓

社仓作为一种民办仓储,对救荒备荒起到了重要作用。南宋乾道五年,朱熹创办五夫社仓并进一步将其推广至全国。在这样一个社仓兴建热潮的背景下,湖南社仓应运而生。此外,其产生的原因包括南宋时期湖南地区自然灾害尤其是水旱灾害的频繁发生,饥荒和地方动乱亦随之发生这一现实因素以及思想文化上的因素即湖南地区真德秀等理学家和湖湘学派思想的影响。岁久法坏,在后期,社仓因为管理不当或仓官侵移等原因,出现了一些弊端,以至于有些社仓被其他地方仓储所代替,但在饥馑之年它对湖南地区甚至南宋政权的社会秩序的稳定,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国家大义:边疆治理视阈下清代云贵地区义仓建设研究

清朝承继并发展形成传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格局,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的发展完善,使清朝在各省建立起集仓储和荒政为一体的社会治理机制,并在救灾实践中提升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粮食储备和赈灾救民关乎国家安全和边疆社会稳定,清代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整体行政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较大程度上满足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义仓建设作为多元协同参与的公共治理体系,其内地化发展态势深化了清朝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自然资源的吸纳和社会治理格局的重构。义仓作为清朝政府应对灾害和荒年于各直省府厅州县地方设置的粮仓,其本质上是一种以民间社会力量参与为主、自主经管性质的救荒恤贫仓储类型和粮食储备制度,清政府通过义仓的建设和施济,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西南边疆治理的深度干预。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多设置于市镇,亦有部分建于少数民族村寨,存仓粮食主要由地方官员、士绅及民众自愿捐置,并在荒年通过无偿赈济的方式为灾黎提供保障。云贵地区的义仓经营管理及其灾荒赈济功能的调适与整合,是西南边疆地区内地化进程中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重要样态,为清朝政府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社会治理提供了路径依赖。清代云贵地区在从华夏边缘向民族边疆变迁的过程中,内地化这一变迁主流成为西南边疆地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协同并进的主要驱动力。义仓建设作为清朝国家强化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底层社会对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是“国家在场”的“隐喻”。本文从边疆观与边疆治理的视角分析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体系的构建及其在西南边疆地区粮食安全保障和备荒救灾能力建设中的作用,以进一步探究清朝国家治理、边疆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和体系的丰富内涵。云贵地区义仓的建设是对传统重农重粮思想的体现和实践,是清朝加强西南边疆治理的重要策略,随着清政府在西南边疆地区统治秩序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义仓建设在灾荒赈济和西南边疆内地化的过程中提升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的协同治理能力。

清代台湾地方社会慈善救助机构研究──以新竹义仓为例

作为移民垦殖社会而诞生的清代台湾新竹,粮食救济极为重要,不仅是安定民心的保障,也是垦殖推进的工具,因此地方义仓应运而生,成为专门抚赈地方饥荒、平抑粮食买卖的慈善救助机构。在官方推动和民间协助下,清代新竹的义仓事业有了显著发展,亦发挥了一定的社会效能。其发展呈现出官民合力营建、收入渠道多元、布局新竹多地等特点,也存在部分年份捐纳欠佳和运营无序等不足。纵观新竹义仓历史,初期由官方筹建并提供资金;随后由士绅等民间力量运营并发挥作用。彰显出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二者的有效合作才能推动社会事业的进步和稳定,同时也说明了清代台湾社会民间力量的活跃和地位提升。

论南宋的“义仓”记

“义仓”与“义仓”记密不可分,南宋时“义仓”的功能及性质影响了“义仓”记的内容选择,“义仓”的独特发展历史深刻地影响了“义仓”记的文体类型、发展阶段及地理分布。“义仓”记重议论、主颂美、寓劝诫的特征在南宋时已经基本形成。南宋时成熟定型的“义仓”记与仓储记相比更重议论、更重叙述事件本身而不是细节、更具儒学色彩,其作品的文学性与风格的多样性更为突显。

唐代义仓谷的征收和主要用途

义仓是历代封建王朝"备灾荒"的重要措施。唐代义仓官办,义仓谷成为一项国家强制征收、用于救灾的专门税收。朝廷为确保义仓谷的征收,明确规定和界定了征收对象和征收标准。征收的义仓谷用于救灾、正常年岁借贷等,对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产生很大影响。

非捐似捐:清乾隆朝山东盐义仓的制度设计与实际运作

清代山东盐义仓的出现源于乾隆六年(1741)山东票盐制度改革。当时商运票盐不为世业,所以盐商之间多有争斗,又因官员对盐业的干扰,影响山东盐业运作。清朝改行“输粟充商”法,将票盐改为世业,盐商输谷所建之仓,即为盐义仓。盐义仓谷性质本为盐商“保证金”,应由盐商自行管理,然而在实践中逐渐被收归官府管理,并与其他仓储系统的谷石一体蠲免,更类似捐输。山东盐义仓最终在乾隆二十八年被废止,仓谷与仓廒均被划入社仓,走上了一条与两淮、两浙盐义仓迥异的发展道路。

耗羡归公与清代两淮“盐义仓”制度的成立

通过对清初盐业赈济和河道疏浚经费相关制度的回顾,表明了这两项经费都来自于盐商的捐输并给予盐商沉重的负担。同时盐商运销过程中的沿途官员的陋规索需也十分巨大,进一步加重了盐商的负担,加重成本、影响销售。盐商寄望于返程运输粮食的赈济效果,希图皇帝能够取消地方官无度的陋规索需。耗羡归公后,雍正帝革除了沿途地方官的过度陋规、浮课。虽然盐商获得了更多利益,但是归公后的耗羡之外,盐商仍然不敢不向各地衙门缴纳部分已经被革除的额外陋规。为了避免官员收受额外陋规,雍正帝和盐政当局建立盐义仓,将这笔额外陋规直接用于赈济和服务河道疏浚。这种盐义仓制度是既有的盐商缴纳赈灾疏浚经费制度的延续和发展,实质上包含了盐商和盐政当局保卫耗羡归公成果、反官僚腐败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