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安全治理视域下政府运行保障的形态演变与发展方向

推进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是风险社会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政府运行保障能力的提升是促进公共安全治理效能实现的必然要求。公共安全治理视域下政府运行保障将保障系统优化视为研究焦点,强调复杂风险形势中机关事务部门在统筹管理、增效服务、保障资源方面与其他主体的交互过程。为了从整体上描摹公共安全治理视域下政府运行保障的全貌,文章构建了制度体系—运行机制—技术手段的分析框架,从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视角对其形态演变进行分析。这种形态的变化既体现出机关事务管理在历史发展中的自我适应与调节,也标志着公共安全治理模式的升级与转向。在公共安全治理视域下,未来的政府运行保障将在进一步夯实制度基础、明确职能定位、拓宽互动网络、深化驱动机制、推动技术落地以及加强技术赋能中形成更加成熟的制度体系、更加高效的运行机制以及更加有力的技术牵引。

论行政指导在公安舆情监管中的规范化应用

公安机关作为监管互联网舆情的主力机关,需谨慎应对网络舆情事件,防止出现过度处置或硬性处理,损害公民言论自由权、知情权的情形,如何规范化监管网络舆情更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难题。行政指导具有顺应政府改革趋势、丰富执法手段、保护公民权益的独特价值优势,但是在公安舆情监管工作中仍存在着认识不充分、规范化水平不足等问题。因此,创新公安舆情监管执法方式,推进行政指导在公安机关网络舆情监管工作中的规范化应用,对于营造柔性监管的执法氛围、维护网络社会秩序,保障公民言论自由与知情权不受侵犯具有重大意义。

人权保障视角下的治安管理处罚程序创新与优化

2023年9月1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对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作出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其中涉及“处罚程序”章节的修改合计29处,主要修改内容包括以“立案”取代“受理”等7个方面。这对治安管理处罚程序的规则优化和体系完善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应予以充分肯定。从良法善治的标准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在基本权利保障规范、正当程序原则条款设计、控权机制优化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改进:一是应将行政拘留纳入听证范围,并将集体讨论作为处十日以上行政拘留决定的必经程序;二是需要明确集体讨论程序的启动程序、参加人员构成、讨论形式及效力等内容;三是继续优化行政程序控权机制,明确和扩大程序条款的规范效力,赋予当事人必要的拒绝权。

行刑衔接视角下公安机关参与企业合规建设路径分析

随着企业合规制度建设的不断推进,行政合规的重要性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由于目前行政机关尚无配合刑事机关参与合规案件的法定义务,导致行刑衔接不畅成为合规建设完善过程中不可逃避的问题之一。对合规建设之路的有效探析,仅靠检察机关合规前移的努力显然独木难支。从行刑衔接的视角出发,利用公安机关的双重属性,通过适度延伸参与行政合规,立足公安机关与企业、行政机关、社会及其自身队伍建设四个方面,进而探寻公安机关参与企业合规的有效路径,以适度参与行政合规举措完善刑事合规建设,实现行刑衔接机制的双向优化。

《海警法》出台背景下海上治安管理的特性及其规范体系构建

随着《海警法》的颁布,我国治安管理从“一个领域、一个主体、一套法规、一个标准”的一元化模式向陆上和海上二元化模式转变,执法主体照搬适用一元体制的规范体系必然会导致许多问题,同时现行治安管理法规也未完全考虑到海上治安管理在程序、实体等方面的特性与要求,其内容不能完全适应海上治安管理的需要,掣肘海上治安秩序的维护。海洋强国、“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对海洋管理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为了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和安全,有效管控海上公共安全秩序,有必要对海上治安管理的范畴、特性进行重新厘定,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适应新形势的海上治安管理规范体系。

公安机关鉴定二元监管体制的构建路径

自2017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以来,便有学者呼吁合并司法行政机关与公安机关鉴定监管双轨并行体制,以达成统一管理。事实上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并非要求鉴定管理主体的唯一性,而旨在健全统一的鉴定规范、标准与要求,促进司法行政机关与公安机关双方鉴定监管模式在各自体制内的合理性、稳定性以及相对一致性。面对现阶段公安机关鉴定技术监管难题,单一式的纵向行政管理模式显然难以应对,如不通过改革补足其技术监督机制的缺位可能影响公安机关鉴定质量控制体系的有效运行。因此,应当构建行政管理与行业自律管理相结合的二元监管模式,以完善公安机关鉴定监管体制,使其符合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下公安机关鉴定的合理定位。

社保经办机构去行政化的体制困境与改革思路——基于省级社保经办机构改革前后名称变化及改革后职责的分析

通过梳理全国32个省级行政区(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省级社保经办机构改革前后名称变化及改革后职责,发现本轮“去行政化”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并未做到完全“去行政化”。究其原因则是“去行政化”面临属地管理和政事“分而不离”两大特殊体制困境,前者使省级社保经办机构必须跨行政层级对市县两级经办机构进行管理,后者使省级社保经办机构承担了对社保经办服务体系运行进行规制与监管的职能,使其与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分而难离”。要突破这两大体制困境,实现省级社保经办机构“去行政化”,必须改革社会保险管理体制,通过健全政府行政部门的社会保险管理职能,重新确定部、省、市、县四级经办机构职能职责并统一机构名称,将经办服务体系与各级人社部门剥离并实行垂直管理,建立现代治理结构与有效激励约束机制等措施,从职能职责、机构名称、组织关系、管理模式与用人机制等五方面“去行政化”。

法治背景下内蒙古基层治安行政处罚常见问题研究——基于内蒙古公安行政诉讼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治安行政处罚与公民的切身利益及北疆安全稳定休戚相关,是维护北疆安全稳定的一项重要工作。而实践中,基层治安执法出现的各类问题不仅侵犯公民合法权益,而且影响公安执法权威,制约当地法治政府建设进度。基于此,借助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内蒙古自治区2017-2021年674份治安管理处罚裁判文书梳理分析,归纳发现法律法规不健全为执法失范提供了空间、执法能力参差不齐是治安行政处罚失范的主要原因、执法资源支持和利用不足也是一项客观因素,规范基层治安管理处罚可采用全方位设计规范制度、重构培训机制及监督机制等举措。

公安执法中常用7种法律措施是否为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评判研究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是公安行政执法中最常用的措施之一。但目前我国立法中关于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界定较为模糊,以致在公安执法实践中民警因把握不准一些法律措施的性质,而在采取对应程序上出现瑕疵。结合相关诉讼案例,以公安执法实践中常见的强制检测、抽取血样检验血液酒精、强行带离、强制隔离戒毒、收缴追缴、取缔、责令等法律措施为例,对这七种法律措施是否为行政强制措施的属性进行评判,以为公安执法实践提供指导。

我国灵活就业群体社会保障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基于CNKI数据库的可视化计量分析

使用Cite Space软件与文献计量学方法,对CNKI数据库中近二十年内我国灵活就业群体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表明:我国灵活就业群体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热度呈现阶段性稳定、节点性爆发的态势;研究力量集中在高校机构,与研究者之间的合作有待加强;研究热点围绕在社会保险完善、养老保险参保、医疗保险问题、工伤保险制度等方面,最新前沿研究集中在新业态从业人员劳动权益问题、灵活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及劳动关系确认。分析得出未来的研究将更加关注如何扩充灵活就业社会保险种类、如何平衡不同地区与群体之间差距等内容,加强学术机构和学者间的合作交流,注重研究内容的多元化与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规制研究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正确适用是衡量公安机关是否依法行政的重要指标之一。在长期的公安行政执法实践中,存在着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种类设定标准较为模糊、立法层级不够清晰、名称不统一、程序规定不够完善等诸多困局,有必要坚持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位原则,把公安行政强制措施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法》立法的形式规制下来,作为公安行政执法中的主要法律依据;同时在立法过程中秉持谦抑审慎善意理念,最大限度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人格尊严;坚持法律明确原则,明确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降低办案民警对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种类认识的错误率是对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位原则的必要补充。当然,公安行政执法也要兼顾利益均衡,受我国公安机关警力不足的瓶颈制约,在数量庞大的治安行政案件面前,法律制度的设置和修订也必须兼顾行政权的高效运行,才能最终达到良法善治的社会效果。

教师体罚性惩戒行为边界的法律评价

对教师实施的体罚性惩戒行为,不能排斥由教师承担治安管理处罚责任。然而,积极适用治安管理处罚责任的立场并不妥当,该立场与立法者的规整目的不符,同时也混淆了法律漏洞和未能严格执法、司法的区别。由于教师惩戒行为与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存在明显不同,并且相较于治安管理处罚,行政处分是一种更为有效抑制教师违规行为的机制,对于教师体罚性惩戒行为,应当坚持治安管理处罚责任补充适用的立场。只有在满足相应条件的情况下,才应当适用治安管理处罚责任。体罚性惩戒行为必须以存在相应的学生失范行为为前提;体罚性惩戒行为不能超过相应的必要范围;体罚性惩戒行为原则上应当满足补充性原则的要求。

《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应当重建治安行政裁决制度

治安行政裁决作为一种重要的行政行为和纠纷解决机制,是在1986年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确立的制度。由于受到对权力分工原则的误认、治安行政裁决制度的不完善和公安机关畏惧作被告的心理等因素影响,治安行政裁决制度长期以来被虚置,直至最终被废除。废除治安行政裁决制度不利于治安管理领域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应当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中重新确立行政裁决纠纷解决机制,并对相关制度予以完善。

我国生态环境治理样态、机制及对策研究——以公安机关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为视角

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合作式治理”方式一直以来是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从公安机关参与生态环境治理中的执法行动样态入手,解读公安机关执法过程中的多元联动机制,由此构建“关系—嵌入—共生”的三重治理机制框架,以此说明其在参与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行动机理。同时,从社会互动的视角出发,探索其中的多元互动和联动机制,即“复合型治理”模式。由此提出公安机关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路径,即从“制度再造”入手,促进制度渐进式改革;通过各组织间的相互融入,进而建构系统化组织治理模式;建构“复合型治理”模式,从而互构多元主体共治体系。

确权、协同与问责:政府职责体系改革下公安事权配置问题思考

公安机关事权配置是影响公安工作整体效能的重要因素,受行政性分权的制度影响,公安事权交叉重叠,事权结构具有明显的同质性;公安事权配置法治性不足,体现出以全国性“专项行动”为主导的“运动式治理”特征;公安事权下移与财权、编制严重不匹配。应立足于政府职责体系优化的宏观框架,以“确权”思维为导向,实现公安事权合理归位;以“协同”治理为目标,构建权责主体间合作伙伴关系;以“问责”控制为反馈,实现公安事权履责的闭环效应,从而稳步建构“以确权为战略先导、以协同为履职方式、以问责为监督反馈”的公安事权配置整体性格局。

治安处罚中防卫行为认定标准的剖析与完善——以《行政处罚法》为视角

公民的个人防卫是《宪法》人权保障原则赋予的合法权利,《刑法》《民法典》等法律都有具体的规定,而治安管理处罚中防卫行为的应用因法规范的缺漏以及实践标准的偏离,导致正确认定的情形极少,不当限制了治安防卫行为的实施,无法妥善地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在2021年7月,《行政处罚法》实施的大背景下,系统梳理《行政处罚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法律规范,从实体和程序上,借助过错责任推定规范和听证程序,进一步完善治安防卫行为的认定标准,力图在规范的层面上达成两部法律的有机衔接,希冀在实践上指导治安防卫行为的适用。

旅游民宿居住安全感问卷编制和信效度研究

旅游民宿居住安全是旅游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湖南、云南、贵州、海南四个民宿大省的多个旅游区内居住的民宿游客进行随机抽样施测,将旅游民宿居住安全感问卷模型构建为空间环境、邻里氛围、安全预期3个要素,共27个条目,问卷结构效度结果显示,三因素模型拟合良好。研究结果表明,旅游民宿居住安全感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可供实际测量使用。基于量表的三个维度,针对旅游警务治安管理提出了“三个转变”,通过筑牢环境设计防线、区域和谐防线、科技治理防线来进一步提升旅游民宿居住安全感、体验感,更好地服务地方社会治安管理大局。

公安院校行政法学科的内卷化与去内卷化

“新文科”“新法学”建设对公安院校行政法学科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公安院校行政法学科建设逐渐呈现出内卷化效应,具体表现为过度依赖传统行政法学总论及其建构模式,自我锁定公安院校行政法学科建设的功能,以机械化和过密化的知识训练替换公安院校行政法学科建设的真正目标。在新的历史定位和要求下,公安院校行政法学科应主动求新应变,实现去内卷化发展,即在遵循学科理论和对象理论的基础上,从整个社会规范体系所构造的“学科群”和行政法学自身的具体内容出发,合理把握公安院校行政法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建设的角色定位和三级价值导向,并适度调整行政法学科建设的主体范式、行为范式和救济范式。

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中治安管理处罚的适用

《噪声污染防治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共同为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中治安管理处罚的适用提供了完整的法律依据。前者明确了应予处罚的社会生活噪声违法行为的种类,后者则明确了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和幅度。2022年6月起,修订后的《噪声污染防治法》正式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应当进行修订。这是因为:一方面《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的描述应当与《噪声污染防治法》相呼应,另一方面《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处罚种类和幅度应当与《噪声污染防治法》的规定构成由轻到重、递进式的处罚体系。

《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中未成年人违法记录封存制度研究

未成年人违法记录封存制度作为本次《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之中出现的新制度,对于我国的司法实践和罪错未成年人的保护制度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对刑事制度中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违法治理层面的继承与发展。因此对两种制度的现状与异同展开全面分析,在此前提下阐明违法记录被封存的必要性,对具体实施中将面临的范围程序之确立以及该制度的监管与衔接进行研究确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