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权益”:社区公共收益实现路径研究

治理权益是指通过有效治理行动才能达成的一种实际权益。社区公共收益既是一种共同共有的“法律权益”,更是作为一种发展权益的“治理权益”。既有进路的法律指向性表明,对于社区公共收益的治理研究尽管富有“规则主义”的清爽,但却遗留下“难以执行到位”的宿弊,在实践中面临着认知偏狭、组织乏力、协同低效等诸多困难,进而导致社区居民权益实现率较低,由此关联复杂的秩序低效甚至失序问题。因此,构筑行动网络的能动主义思路范式,突破“治理碎片化”与“实践犬儒主义”,成长至关重要。为此,应依法廓清社区公共收益“共有物权资产管理权益”的性质用途,持续加强法治型业委会建设,强化社区民主协商治理,以制度赋能社区公共收益的实现能力,并注重创新治理方式方法,以合作网络深度拓展对社区公共收益的全过程治理。

公共健康权益可及性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提高人口整体素质是关键。而流动人口公共健康权益的可获得性和可及性程度又是增强流动人口身体素质、定居意愿、城市融入的关键因素。通过分析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简称CMDS),聚焦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公共健康权益的现状,进一步使用二分变量对数比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少数民族流动家庭公共健康权益可及性对定居意愿发生比的影响,关注家庭主要劳动力(个体)和家庭其他成员(幼童、孕产妇)公共健康权益可及性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并探讨不同特征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健康权益可及性对家庭定居意愿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一是公共健康权益可获得性、可及性程度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家庭成员公共健康权益的影响效应大于个体影响效应,但孕产妇公共健康权益可获得性与家庭定居意愿没有显著相关关系。二是不同健康权益项目对单个个体健康权益可及性的影响权重不同。健康档案项目对个体公共健康权益的影响效应最大,疫苗接种项目对幼童公共健康权益的影响效应最大,孕产妇四项公共健康权益项目的作用相差不大。三是不同个体获得公共健康权益数量越多,其定居意愿发生比越高,但影响效应不同。公共健康权益可及性程度对于受教育程度低、夫妻两地分居、省内跨市流动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更大。

城市医疗集团建设公共利益与经济利益探析

城市医疗集团建设是我国城市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供给侧改革探索。分析探讨了城市医疗集团建设中的利益产生机制,公共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辩证关系及平衡策略,提出城市医疗集团建设主要通过综合医疗、规模化发展、同质化服务、数字化建设和技术创新来产生新的价值,能够带来优化医疗救治资源配置、提升区域医疗服务同质化水平和创新能力、强化区域基层医疗服务等公共利益,同时也能够带来服务效率、服务能力和服务量的提升,进而产生经济效益。城市医疗集团建设中的公共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追求在服务定位和成本的可及性、有效性、合理性方面存在潜在价值冲突,同时也在履行社会责任、优化医疗资源利用、推动医疗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方面存在协同机制。在城市医疗集团建设试点中应辩证看待公共利益和经济利益,探索发挥地方政府的政策引导、监管和激励作用,聚焦资源优化、创新驱动或高质量发展推进公共利益与经济利益协同,同时强化公众参与,并建立绩效评估机制。

新时期超大型运河开发综合效益评价

近年来,平陆运河工程投入建设,湘桂、赣粤等运河工程前期研究有序推进,我国超大型运河工程开发引发高度关注。以超大型运河开发的综合效益为切入点,分析我国超大型运河总体规划情况,深刻剖析超大型运河工程的特点,综合考虑新发展阶段国家战略要求、经济发展特征和行业发展导向等多方面因素,基于多元化价值理论和公共项目经济评价方法,提出超大型运河开发综合效益应重点关注对国家战略实施的价值、降低社会物流成本的价值、水资源综合利用价值以及引领运河沿线综合开发、优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土空间格局的价值等4个方面,并以平陆运河工程为例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推动构建新发展阶段超大型运河开发综合效益评价方法体系提供支撑。

DIP付费方式下公立医院病种效益分析与探讨

目的适应DRG/DIP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实医院精细化管理,助力学科发展的同时提升医院竞争力。方法以F医院为例,开展院级病种效益分析并选取“高血压2级”和“高血压3级”进行成本分析,以查找病种效益不佳的原因。结果公立医院病种分散且诊治例数不多;病种盈亏参半,效益有待提高。结论科室成本管控不到位、科室间诊治效率不均衡、病种收入与资源耗费不匹配、病案首页质量欠佳是影响病种效益的主要因素。建议优化收入结构,重视成本管控,借助绩效工具提升病种效益。

护理人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健康状况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调查临床一线护士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提升护士心理健康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于2020年2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某市四所医院中(包括所有定点医院及三级综合医院)工作在发热门诊及隔离病房的192名一线护士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一般心理健康状况问卷(GHQ-12)、护士职业获益感量表进行调查。结果本次调查中有51.04%(98/192)的一线护士GHQ-12得分≥3分,疑似有心理健康问题。护士职业获益感得分为(44.25±9.90)分。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工作时长、有类似灾害救护经历、护士职业获益感是一线护士心理健康状况的主要影响因素(P<0.05)。结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临床一线护士心理健康问题较为普遍,提高护士职业获益感有利于减少心理问题,管理者需要针对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干预,改善此类人群心理健康状况。

纯正网络犯罪司法适用的规范检视与法理调适

三个纯正网络犯罪罪名的司法适用不仅引发罪名性质、与关联犯罪共犯的界分等难题,还因自身存在行为类型明确性不足、涵摄范围重合等问题而诱发“口袋罪”诘问与“同案不同判”风险。要纾解网络犯罪的刑事规制困境,可以将纯正网络犯罪的法益限定为网络公共秩序法益,在此采取单一制犯罪认定进路,区分纯正网络犯罪与“关联犯罪共犯”。与此同时,依托主体身份和行为样态分别限定三个纯正网络犯罪的构成要件,以此界分专属规制范围。

论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损害赔偿制度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自然资源各单行法中都有体现,是构成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损害赔偿的法益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等条款中规定国家对自然资源享有主权,主权当然应包括所有权的内容。因自然资源种类差异,在其国家所有权受损时赔偿救济规范和结果不尽相同。因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传统行政、民事、刑事等救济方面均存在不足,环境公益诉讼又不足以涵盖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损害救济的范围。需从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化治理的角度,对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兼具公私属性予以认识,并进行相关利益衡平考量。对于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损害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已有规定,并出现了一批相关司法案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体现和公权和私权的结合,海洋自然资源和生态损害公益诉讼奠定了基调,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损害可直接适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在适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程序时可与环境公益诉讼合并审理,有利于节约立法、执法和司法成本,是最优选。

幸福河湖建设伦理挑战与决策思考

幸福河湖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立足强化河湖长制的新阶段要求,侧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构建,强调人对河湖的主观感受,其本质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系统相互影响作用关系的和解。工程伦理是工程活动的灵魂和指导,在幸福河湖建设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工程伦理实践为河湖治理中利益矛盾与平衡、责任分担与合作、文化冲突与融合、社会监督与共治等利益相关方关系的解决提供根本遵循,是幸福河湖建设质量、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保障。

高校职务发明利益分配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优化高校职务发明利益分配制度,既是完善知识产权权益分配机制的关键,也是完善科技创新体系的重点之一。高校职务发明利益分配制度面临分配对象混乱、分配比例失衡、分配方式僵化的现实困境。为充分发挥专利制度激励科技创新、促进成果转化和推动经济进步的效用,应以调动各利益主体积极性为根本,明晰高校职务发明利益分配规则:首先,以经济利益为纽带在投资主体、发明主体和转化主体间建立激励兼容的利益分配模式;其次,不设置固定的利益分配比例,在合理确定发明人利益占比的基础上,实现利益均衡分配;最后,明确利益分配基数的范畴,采用多元化的利益分配方式。

环境健康权作为法律权利的证成

环境健康权是以环境健康利益为核心的一项新兴权利,具有公法与私法属性,环境健康权与环境权以及健康权有着密切的关联。环境健康权优先性是证成环境健康权的逻辑前提,环境健康利益能够满足人格尊严需求,具有伦理道德基础,并形成社会普遍的共识。环境健康权权利推定的合法性证成和权利创设的实践性证成将应然性的环境健康权利转化为实然性权利,可通过修订环境法律将环境健康权利内容予以明确规定。完善私法救济机制,法院在环境民事诉讼中应确立环境健康利益的优先地位,降低环境健康受害人的举证难度,发挥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损害填补功效。健全以环境行政部门管控环境健康风险为核心的公法制度,实施环境法律制度须以保障公众健康为导向。

公立医院合同制员工年金制度安排及其必要性分析

公立医院一直以来实行身份管理,按人员性质分为编制内职工和编制外职工。由于公立医院任何形式的非编制职工均与医院签订劳动合同,因此该文的合同制员工指所有与医院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的非编制员工。虽然多年以来一直提出“去编制化”和“同工同酬”,然而社保缴纳和退休待遇等方面差别仍然较大。探索建立公立医院合同制员工年金是缩小编内外职工退休后待遇差距的有效途径。笔者通过分析当前公立医院合同制员工退休待遇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讨论了建立公立医院合同制员工年金的必要性,提出了建立公立医院合同制员工年金制度的设想,同时提出加强政府顶层设计、引入第三方评价加强基金监管、建立健全公立医院合同制员工年金管理机制以及打造专业经办人员队伍的政策建议。

中国家庭能源转型的环境—健康—低碳效益及经济成本

家庭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是一个关系到中国数亿居民福祉且待妥善解决的问题。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使用天然气或电力替代散煤等固体燃料能显著降低暴露人群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心脏病和中风等疾病的患病概率。在此基础上,以陕西省家庭能源转型为例,利用患病概率估计值测算居民健康改善带来的环境效益,同时考虑温室气体减少的低碳协同效益以及转型的经济成本,全面评估三种家庭能源清洁转型方式的净效益。结果表明,基于陕西省的电力结构和能源价格等现状,三种转型方式的净效益均为负,不同转型方式的负效益程度具有明显差别。为了加快家庭部门实现清洁能源转型,短期内需要政府通过提供补贴等方式引导支持居民采用高效的用能设备,同时加快天然气市场完善和电力部门清洁低碳化转型。

政府回应、政策收益与公众政策评价:基于清洁取暖改造执行的联合实验研究

在长期政策实施过程中调整政府行为与优化政策设计,以提升公众对政策的评价是国家治理效能的体现。本文从政府回应和政策收益两个层面探索政策实施中的公众政策评价的形成与影响机制。基于清洁取暖改造政策情境的联合实验设计,本文对北方某一地级市的农村居民开展实地入户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证实了政府回应可以显著提升公众政策评价,个体政策收益的利他、互惠、利己维度在促进公众政策评价的正向影响方面呈现由低到高的谱系。在影响机制方面,政府回应增强了政策利他收益对公众政策评价的影响,呈现出与政策收益之间的互补效应;政策执行时长、信息获取、政府信任等因素均会调节政府回应和政策收益对公众政策评价的影响。政府基于动态政策评估及时识别公众政策评价,并结合评价来改善执行过程中的治理行为与方式,是促进公众满意与可持续治理的潜在路径。

探究全球健康治理模式的政策类型匹配:基于QCA方法的联动效应研究

在公共性理论视角下,形成包括公共性消费、公共性决策、公共性收益的全球健康治理理论框架。基于194个国家的案例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的研究方法,探究3类推动健康治理公共性收益提升的配适性政策方案,揭示中国参与全球健康治理高公共性收益的核心条件和复杂互动路径。研究发现:(1)提升国内政府一般卫生支出占比在高公共性收益上发挥着较普适的作用,但在中国参与全球健康治理的高公共性收益中发挥的作用并不显著;(2)存在3类推动健康治理公共性收益提升的配适性政策方案,即公共性消费的配适模式、公共性决策的配适模式、公共性消费—决策混合型的配适模式,而中国参与全球健康治理的模式属于公共性消费的配适模式;(3)中国参与全球健康治理路径中的关键变量主要包括全民健康覆盖指数、医生密度、与水和卫生设施有关的官方发展援助。建议要提高中国参与全球健康治理的系统效益、提升中国参与全球健康治理的能力、加强中国参与全球健康治理的多部门协同治理机制。

普惠性幼儿园质量的元分析研究——基于国内外78篇文献

对幼儿园质量进行监测评估是推动其质量提升的有效举措。本研究基于CLASS、ECERS-R评价工具对2010~2022年间我国普惠性幼儿园及OECD国家幼儿园开展师幼互动质量和幼儿学习环境质量研究的78篇文献进行元分析。结果发现当前我国普惠性幼儿园质量尚佳,学习环境质量和师幼互动质量都高于及格水平,且结构性质量优于过程性质量。未来的发展中,有关部门应积极调整政策着力点,奠定宏观基调;有效整合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实现一体化发展;加强师资培养培训,夯实核心软实力储备,以促进我国学前教育提质升级,迈向学前教育现代化新征程。

社区公共空间环境疗愈性评价与优化研究——以杭州市主城区为例

社区公共空间蕴含多重疗愈潜能,疗愈性要素的配置与组织方式对提升公共健康水平具有重要作用。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出发,结合现有健康社区评价标准,构建了社区公共空间环境疗愈性评价指标体系。以杭州市主城区代表社区为研究对象,采用“AHP+熵权法”并结合拉格朗日函数模型,获得指标综合权重,通过组合加权TOPSIS得出样本社区内10个片区环境疗愈效益的优选排序。结果表明,空间配置、空气质量、交通系统、声环境、景观与公共艺术美感是影响人群疗愈效益的关键环境因素,排序靠前的片区具有同样特征。进而提出社区公共空间环境优化提升建议,以期为人居环境建设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

第三次分配中的互益性分配:现实价值、逻辑关系与治理路径

第三次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机制之一,但是关于第三次分配的研究着重强调了公益性分配的重要意义,忽视了互益性分配的价值。公益性分配立足于更高的道德维度,对社会价值有引领示范作用,但盲目追求纯粹公益只会限制第三次分配的规模;而承认互益性分配的重要性,有助于扩大第三次分配的覆盖范围,让更多群体共享发展成果。从推动共同富裕的进程看,互益性分配有助于扩大参与主体、夯实文化基础、廓清思想障碍。从第三次分配本身的制度化建设来看,互益性分配和公益性分配形成耦合关系,前者为后者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后者为前者的深化构建了平台,两者共同从规范化、持续化、通约化层面推动第三次分配的制度化。实践中,可从加强党建引领、打造熟人社区、加大政策支持、弘扬利他文化等方向打通路径,更好地发挥互益性分配的作用,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祭奠权”现状分析与规则塑造

祭奠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民众朴素情感的表达,其内涵包括道德、情理、伦理等元素。我国《民法典》尚未明确规定祭奠权,司法实践对于如何处理祭奠纠纷也莫衷一是。为有效保障民众祭奠利益,满足民众的朴素利益诉求,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民族团结,应使“祭奠权”回归制定法逻辑,实现立法供给,成为一项具体的权利型民事法律规则。

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效益研究——以西藏自治区为例

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是一项事关城市形象和人民生活的民生工程,如何提升其发展水平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研究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效益水平,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能够有效提升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发展能力和市民满意度。本研究以西藏自治区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为例,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研究其经济效益现状,从服务效果的角度研究其社会效益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提高西藏自治区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效益水平提供理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