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缘关系与原始公有制的内部矛盾:一种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

原始公有制既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但又“排斥”血缘关系;既内在地否定个人所有制,但在现实中又能够与个人所有制同时并存;既赋予人以自由平等,但又使人处于普遍的等级和支配关系中。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原始公有制这三大矛盾都根源于它的主要形成因素:血缘关系。作为原始公有制的形成基础,血缘关系本身是狭隘的,它必须以生产资料的规模为条件来决定自身对共同体内部人口的容纳程度;它否定个体人格的独立性,无法“压制”自然因素对原始所有制形成的影响;它同时包含自由和支配因素,使自由的实现产生“外部效应”。因此,在原始时期的生产力条件下,由血缘关系主导形成的原始公有制包含着结构性的内部矛盾。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解释这些矛盾,能够为我们理解血缘关系对人类社会所有制形成的作用、完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提供重要的启示。

论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损害赔偿制度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自然资源各单行法中都有体现,是构成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损害赔偿的法益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等条款中规定国家对自然资源享有主权,主权当然应包括所有权的内容。因自然资源种类差异,在其国家所有权受损时赔偿救济规范和结果不尽相同。因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传统行政、民事、刑事等救济方面均存在不足,环境公益诉讼又不足以涵盖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损害救济的范围。需从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化治理的角度,对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兼具公私属性予以认识,并进行相关利益衡平考量。对于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损害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已有规定,并出现了一批相关司法案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体现和公权和私权的结合,海洋自然资源和生态损害公益诉讼奠定了基调,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损害可直接适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在适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程序时可与环境公益诉讼合并审理,有利于节约立法、执法和司法成本,是最优选。

公共数据国家所有制的理论和立法研究

公共数据是履行公共管理职责与提供公共服务的国家及代表国家的组织依法履职过程中所收集或伴随产生的各类数据的统称,公共数据权属明确是其规制的基础.类比自然资源,公共数据在公共利益相关度、可利用价值高、不当使用风险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可在我国宪法框架下考虑适用国家所有制.在实践层面,国家所有制也是相对妥善的方案,并在多重动因下可有效促进公共数据良性发展.在立法方面,地方已有一定实践,未来发展方向应为中央统一立法,应在国家所有制前提下细化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度.此外,可构建公共数据分类分级与安全保护的制度前提、确权的基础制度、共享开放和授权运营的利用制度.对公共数据国家所有制的研究从法理上相对厘清了公共数据权属构建路径,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进路,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具体可行的制度设想.

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的溢出效应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所有制基础,探究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效率实现机制是加快建设高效顺畅现代流通体系的重要议题。从效率视角,分析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对非公有制流通企业效率的影响,借此探究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的溢出效应,分析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对非公有制流通企业效率的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基于2006—2023年我国地区流通业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能够促进非公有制流通企业效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对非公有制流通企业效率的影响主要通过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实现;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的溢出效应主要通过流通领域国有资本发挥作用,且公有制经济对私营流通企业表现出正向溢出效应;市场化进程和互联网发展水平能够强化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对非公有制流通企业效率的正向溢出效应。因此,为更好发挥公有制经济在现代流通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应坚定不移鼓励和支持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模范示范作用;构建公有制流通主体和非公有制流通主体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保障各类型流通主体公平竞争;建立和完善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退出机制,有所为有所不为;深入推进流通市场化改革,探索公有制流通主体市场化运行机制,并积极推进流通数字化转型,更好发挥“制度+技术”的综合优势。

当代新兴增强技术下的“公有”命题

人类“公有制”面临历史终结论的形而上学、自由的有限性、运动的失控等多重责难。当代新兴增强技术产生了“超人类”,即人作为物种与新兴增强技术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人类增强是对马克思“现实世界”和“人的世界”概念的再释义,特别是人类增强为人类打开了全新的指向“公有”的未来时态。在新兴增强技术下,以碳基-硅基互联为基础的新的共同体形成了新的“集体生产力”,这是人类趋向“公有”的原动力。在人类增强“强集体力”命题下,人的发展将以更为丰富的场景和指向性超越传统生产关系。新兴增强技术对于“公有”的最大贡献在于从根本上解决个人的能力差异,消灭了公平的“不公平前提”,为“公有”清除了“私有的初始条件”,极大地丰富了“公有”的公平本质。

国有企业发展的理论脉络、价值旨归与当代启示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国有企业始终致力于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在巩固公有制经济的基础上,也处理着发展与共享的平衡统一问题。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人类社会的必然选择,公有制思想为我国国有企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经验指导。国有企业在我国经历了初步探索、深入发展和全面深化三个发展时期。坚持公有制发展道路,保护好国有企业的根本利益是维护社会主义的重要体现,也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载体。在我国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国有企业的理论脉络与价值旨归,对于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

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理论要义与实践路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把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写入全会《决定》,并将其作为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经济体制改革重大举措的首条。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毫不动摇”重要论述的理论要义,并对“冰棍论”“离场论”“进退论”等误解、否定“两个毫不动摇”的认识误区进行分析揭示和反对摒弃,旨在探索并构建以宪法为根本、党内法规为引领、法律法规为重点的“两个毫不动摇”法治规范体系,提出推进“国民共进”成为社会共识、法治行动和普遍实践的具体对策建议,以确保“两个毫不动摇”得到有效贯彻落实。

平台经济下的生产社会化与产权公有化:变化与趋势

平台经济是以数字化信息作为劳动对象,利用互联网通信设备等劳动资料进行生产的经济形式,在这个基础上重塑劳动过程,产生新的劳动产品,带来了生产社会化的诸多新变化。文章运用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理论剖析平台经济的发展,通过研究平台经济生产社会化的表现,以及平台经济生产社会化与产权私有之间的矛盾,试图阐明平台经济下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趋势,即产权的公有化。平台经济呈现公有化的趋势既是生产社会化的必然要求,也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同时中国推进平台经济公有化也具有相应的优势。因此,逐步实现对于大型平台的国有化和平台财富的全民共享是平台经济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应有之义。

集体自然资源损害救济的法治路径

集体自然资源损害救济未受到足够的关注,成为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全民所有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试点之间的“空白地带”,存在诸多现实困境。集体自然资源具有资源属性和生态环境价值,承载公共利益,应将其认定为法律上的公物,在损害救济制度上不能完全适用民事规则。应构建农村内部的自然资源监督机制,集体经济组织为所有权行使主体,赋予村民委员会对集体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监管职责,例如对自然资源损害的发现与及时报告职责。应建立集体成员的派生诉讼制度,当集体经济组织怠于履行职责时,符合一定条件的集体成员可以作为原告,直接向行为人主张集体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责任。在司法救济上,形成“自然资源所有权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三阶链条。

人工智能出版物版权保护研究

大数据及云计算技术、深度学习算法等的迅猛发展,为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信息复制、自我学习创作活动提供支持,基于人工智能写作、人工智能绘画、人工智能配音及视频制作的作品日益增多,对人工智能创作出版物的版权归属认定、版权权益保护成为公众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从欧美国家人工智能出版物立法的“雇佣作品”制度、“法人代理人”制度出发,探讨我国出台的与之类似的“法人作品”制度、“特殊职务作品”制度,以及近年来国家政府部门印发的《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基于此,对人工智能出版物开发阶段、市场化运营阶段所涉及的署名权、著作权等版权归属问题作出分析,按照支配或受益原则进行人工智能出版物版权保护、侵权责任追究的界定匹配,改进与完善人工智能出版物版权制度的不当条款,以最大程度保障人工智能企业、人工智能创作者、出版物被侵权方的合法权益。

美国公共土地所有权法治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联邦或州政府所有的公共土地属美国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其所有权管理法治经验可归纳如下:一是按照管理难易程度、不同自然资源价值目标对自然资源所有权进行分类并设立不同权利,二是促进公共土地所有权管理机构法定化、专业化和科学化,三是通过明晰自然资源所有权和监管权来协调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中国自然资源资产国家所有权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重要内容。美国经验对中国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启示是:在进行所有权管理时,不仅要依靠行政手段和加强管理的科学化、专业化,更要发挥市场作用。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要尊重自然资源资产多用途属性,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推动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实现自然资源资产多元价值,保障所有者权益。

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民所有森林资源状况分析

文章以2022年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民所有森林资源专项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森林资源数量和质量,旨在为保护区全民所有森林资源经营管理提供数据支撑。结果表明:保护区森林覆盖率为42.85%,森林资源建群树种相对丰富,主要有白桦、油松、柄扁桃、虎榛子和绣线菊;乔木林地、疏林地和灌木林地均以天然林为主;乔木林多集中在郁闭度0.30~0.69之间,且Ⅳ~Ⅴ地位级分布较多;乔木林地平均每公顷蓄积量和平均每公顷生长量均低于自治区平均水平,天然乔木林地郁闭度、灌木林地覆盖度较低,混交林比重小,森林资源质量总体不高,提升空间较大。

我国足球职业化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

混合所有制改革既是实现足球竞赛表演产业扩容升级的有效途径,也是吸引非公有资本投资足球职业化公司的有力举措。立足于中超30年发展实践,厘清中超公司与俱乐部混合所有制存在的问题,从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及足球职业化产业扩容升级需要的两个维度,解读我国足球职业化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着眼于公司治理体系改进的紧迫现实,提出足球职业化两类公司混合所有制结构优化的“三三”制思路,即构建国有资本、战略资本及俱乐部资本3种不同资本间促成的三角制衡关系的混合所有制结构,进而优化与“三三”制混合所有制结构所匹配的、“四会一层”的内部治理体制,推进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协同发力的中超治理体系形成。

马克思“消灭私有制”思想再解读——联系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正确理解马克思“消灭私有制”思想关系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基于《共产党宣言》的文本语境,认为马克思“消灭私有制”思想主要在于消除私有制的剥削性质,而不具有剥削性质的私有制是可以保留并促进社会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这一思想的阐释、发展和实践表明,必须摒弃教条式理解,发挥合理的私有制在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积极推动作用。联系到我国发展的时代特征,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并仍将是我国经济韧性稳中向好的重要支撑。

东道国舆论环境与海外进入模式选择——基于海量媒体数据的定量考察

逆全球化背景下日趋复杂的东道国舆论环境给我国国际化进程带来严峻挑战,对其如何影响跨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关键决策还缺乏系统的实证检验。基于情感分析技术和网络爬虫,对2015—2022年830余万条媒体报道进行文本分析,构建涉华舆情指数,系统分析与检验了东道国舆论环境对中国企业海外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舆论环境越差,相比于独资模式,中国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合资模式进入海外市场;相比于跨国并购,中国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绿地投资进入海外市场;跨国企业的产权性质和国际化经验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在影响机制方面,东道国舆论环境通过影响企业的规制、规范和认知合法性来影响跨国企业投资设立模式的选择。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跨国企业恰当地选择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积极规避或弱化舆论风险,更好地在东道国投资布局与经营发展提供对策建议。

论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二元建构

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作为特殊环境诉讼类型,存在权源不清、内涵不明以及专项立法阙如等问题。探究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实质,明确政府角色定位是完善海洋环境诉讼的逻辑前提。对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进行二元建构,分别从海洋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诉讼和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两个方面展开,是完善未来我国海洋环境诉讼制度的方向。在此基础上,将二元建构的海洋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诉讼和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分别结构在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诉讼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是我国环境诉讼类型整合的必由之路。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逻辑重构--从“权利救济”到“义务证成”的嬗变

当前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主要是在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理论框架内进行设计,但在权利话语下,不仅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性质争议引发诉讼性质认定之困难,而且权利本质的个人性与生态环境的公共性相悖。为避免循此“权利救济”逻辑安排给环境司法造成不可忽视的漏洞,有必要转向义务视角证成政府提起索赔的内在逻辑。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实质是政府履行环境保护义务的新方式。鉴于此,首要的是遵循行政优先原则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作为行政执法不能之兜底手段,在此基础上合理赋权和严格控权以保证赔偿磋商的公平公正,同时应完善问责机制以避免政府索赔角色的冲突,最后衔接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关联诉讼的关系,进而保障该制度的全面推进。

论公共数据的分权治理

公共数据治理是数字经济时代必然要面对和解决的重要议题,对公共数据的治理应当建立在对其权属厘定这一逻辑起点之上。不同于传统的有体物,公共数据作为一种客观无体物,宜将其视为一种新型的具有财产权属性的“公物”,公共数据应当成为财产权的客体。但传统的财产权理论无法揭示公共数据的权属问题,宜将公共数据上附着的权利分为所有权、使用权以及收益权三项权利,并将所有权厘定为国家所有、使用权归属于全体公民、收益权设定为可协商权利。在公共数据“三权分置”理论指引下,需要进一步通过专门立法明确公共数据权属,构建政府主导的多元共治格局,健全“谁使用,谁保护”的数据保护制度,遵循“谁贡献,谁受益”的利益分配原则等具体规则设计开展公共数据治理。

外部监督制度创新与国有企业治理——基于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国有企业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息息相关。以2008—2017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外部监督制度创新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国有企业的治理水平。研究发现,外部监督制度创新能够提升国有企业的治理水平,尤其对位于副省级以下城市或受金融市场扭曲影响较弱的国有企业,外部监督创新对治理水平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外部监督制度创新可以通过优化股权结构和弱化政府干预力度提升国有企业的治理水平,而良好的市场中介发育与法治环境能够助推外部监督制度创新对国有企业治理水平的提升效果。进一步分析发现,外部监督创新在提升国有企业治理水平后会带来股票回报和公司价值的改善。据此建议持续改进公益诉讼制度建设,加大制度执行力度;重视改善外部治理环境,推动外部监督工作收益最大化。

“普照的光”如何发挥作用?——公有制经济规范和引导非公资本发展的路径

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生产关系。资本意味着对劳动者的控制和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资本具有必然性,不但非公经济中存在着典型的雇佣劳动关系,国有企业拥有公有资本也是客观事实。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普照的光”,深刻影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非公经济,发挥着规范和引导非公资本发展的重要功能。这种规范和引导功能主要通过微观层面的竞争、中观和宏观层面的控制和影响这两条不同的路径发挥作用。在产品市场,国有企业整合产业上下游,开展核心环节技术创新,把非公企业纳入其主导的产业链和价值网络。在劳动力市场,公有制单位树立起“待遇标杆”,对非公经济的劳动者工资报酬和福利待遇施加市场竞争压力,改善非公经济中劳动力再生产境况。从控制和影响路径来看,公有制经济利用产业扩散效应和“逆周期调节”影响非公经济的决策,不仅规范和引导非公资本的发展,同时也提升其抗风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