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性失信惩戒分阶段程序规制

行政性失信惩戒是行政主体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责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凭借负面信用信息来限缩惩戒对象信用权益、减损其信用利益的行政行为。从过程论视角看,失信惩戒呈现阶段性法律构造,主要涉及失信信息归集、评价、公布、修复等。当前,我国失信惩戒制度存在程序设定零散、行为对象的权益保障不足等问题。在失信惩戒阶段性理论指引下,可为每一阶段的行为设置程序规范,在信息归集阶段设置告知同意程序;在信息评定阶段完善听证程序;在信息使用阶段构建依职权和依申请两种公开程序;在信息修复阶段科学设计信用修复时效制度和处理程序,从而全过程规制失信惩戒行为。

校园欺凌法律规制比较研究

校园欺凌呈高发态势。这与我国立法规制不足、教育惩治权缺失、矫治体系落后、监护人与学校职责虚弱等问题密切关联。要加强立法、重塑教育惩治与矫治体系、明确和加强监护人与学校职责、吸引社会力量共同参与,通过综合性的治理措施和建立长效机制使校园欺凌的治理达到预期效果。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部实施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而治安管理处罚制度早在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实行就已经建立,至此《治安管理处罚法》发布,治安管理处罚制度已较完善。在我国,历史上就创制了独立的违警罚制度,分析研究其起源和演变,为我们把握新中国的治安管理处罚制度的实质提供了历史和理论基础。

行政黑名单制度功能的重新定位

行政黑名单制度具有失信惩戒和风险预防双重功能。而目前的行政黑名单制度以失信惩戒为主,导致失信惩戒功能对风险预防功能的挤压,行政黑名单制度与行政处罚、行政强制重叠,行政黑名单制度设计预期的落空,以及对信用主体权益的不当侵害。风险预防功能与失信惩戒功能在规制目的、规制地位、正当性依据等诸多方面存在本质差异。基于“信用”的风险工具属性、“放管服”改革与优化营商环境的要求,以及风险预防功能的独立性等理据,行政黑名单制度应当转向风险预防定位,并需在列入程序、跨领域参考、合比例衡量、修复标准等方面进行变革和完善。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成立要件与衔接适用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是《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新设罪名,该罪名的设立实现了对兴奋剂犯罪由适用其他罪名“迂回惩治”到“直接规制”的转型,进一步强化了反兴奋剂斗争的刑法保障机制。当前,应当尽快制定新的司法解释,进一步统一法律适用。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保护法益为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的公平竞争秩序和运动员的身心健康。妨害兴奋剂管理罪客观方面有2种行为类型,表现为“情节犯+行为犯”的模式。对妨害兴奋剂管理罪所涉兴奋剂,不宜直接依据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每年公布的禁用清单确定,而应当依据行为发生时国务院体育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调整并公布的兴奋剂目录加以把握。就引诱、教唆、欺骗使用兴奋剂或者提供兴奋剂入罪所要求的“情节严重”而言,应当综合主客观要素加以考量。就行刑关系而言,办理妨害兴奋剂管理刑事案件,应当妥当把握行政证据的使用、刑罚执行与禁赛处罚的关系、罚金与罚款及负担兴奋剂检测费用的关系3个问题,真正实现有序衔接。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何以实施——基于法的局限性的思考

近几年部分城市先后出台的《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包含了许多根本无法执行的内容,其原因在于法律手段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所发挥的功能有限。受政府预算和技术手段的双重约束,法律的控制范围存在一个合理的边界,一旦越出了这个边界,动用法律手段就不再是恰当的选项。至少就对付那些瞬间发生的不文明行为而言,非正式的社会规范以及私人之间的监控和惩罚往往更加有效。此外,政府将公共资源用于改善市政设施或维护社会安定,可能比直接投入于执法行动更有利于减少不文明行为。

教师惩戒行为的刑法边界问题探究

教师惩戒对于中小学生而言尤其不可或缺。但不当的教师惩戒行为会造成诸多损害后果,教师可能会因此承担民事、行政或刑事责任。因此,有必要探析教师惩戒行为的刑法边界问题。对于缺乏正当化的教师惩戒行为,并非一律由刑法规制。依据刑法谦抑原则,只有严重的不当教师惩戒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严重违法的教师惩戒行为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过失致人重伤罪、侮辱罪、非法拘禁罪、侵占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