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诗书一体”观:内涵、机理与成因

苏轼将诗书画引向深度结合,“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是苏轼“诗书一体”观的核心表达,其内涵是以“德”为灵魂,以诗意为统领的综合艺术论。破体为文、体兼众妙、形式相连、书卷气息构成了苏轼不同文体、书体之间以及文学与书法两种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内在机理,“书卷气”是苏轼书法人文化、文学化的典型表现。苏轼的“吾所谓文,必与道俱”“慧之生定,速于定之生慧”以及“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等文艺思想和哲学观念,乃是形成其“诗书一体”观以及文学与书法在求道之途上存在统一性、多样性、层次性和差异性的主要缘由。

词调三分与词学转型

词调"三分法"的出现,在明清词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词学由音乐谱时代进入到格律谱时代,改变了明代以后词选与词谱编刻的体例及其发展方向。"三分法"自从提出以来,成为明清时期最为常用的词学批评话语,既表现在对词的体性问题的探讨上,也体现在清初不同词派对于词学主张的阐扬和词史观念的表达上。

论辛弃疾二十四首《临江仙》的体式及其词谱学意义

辛弃疾有《临江仙》词24首,是两宋间留存《临江仙》词调最多的词人,在《临江仙》词调的创作以及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辛弃疾留存的24首均选用双调60字基本体,格律处理十分严谨,平仄安排不仅符合《临江仙》的声律要求,甚至比《词律》和《钦定词谱》所总结的谱式更符合创作实际。辛弃疾24首《临江仙》的句式、韵位等主要由词调本身决定,但辛弃疾对词调、体式的选择以及对词调固有声情特点的遵循,使其词总体呈现出舒缓流畅的声情特点。24首词大部分作于辛弃疾退居江西时期,作者有较多时间观察农村的美景,体验家居的闲适乐趣,因此词的题材虽然比较广泛,情感层次也比较多样,但总体上呈现出和谐冲淡、舒缓雍容的特点,与《临江仙》60字体流丽谐婉、舒缓和畅的体式特征相一致,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和谐。辛弃疾所用的《临江仙》60字体较为后出,由58字体变化而来,但由于增加了律句,使其更加和谐整饬,受到文人普遍欢迎。从留存的作品看,这一体式首见于滕宗谅,由苏轼初步成型,中间经叶梦得等人的创作实践,最后由辛弃疾确定其词调风貌和词谱定式,并通过大量创作而彰显其活力与影响。

不废新声的复古者,五律高格的创辟者——陈子昂近体诗价值重论

陈子昂在观念上并不排斥近体,只是反对片面追求诗歌艺术性的不良风气。作为一位不废新声的复古者,陈子昂创作了数量可观的五言律诗。其五律采用"以古行律"的方法,从内容、形式、风格诸方面对齐梁式五律进行全面改造,在以杜、沈、宋等人为代表的典丽精工风格之外,另辟出高古澹雅一格。陈子昂"以古行律"的创作方法为盛唐乃至整个唐代的诗人所效仿和学习,并成为五律这一体式的最高格调,后世五律皆以之为法。

宋代诗话中的诗格论

宋代诗话对"格"作为诗学审美和理论范畴的内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阐释,其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作为格调、品格之义的诗格论;作为风格、风致之义的诗格论;作为体式、诗法之义的诗格论。宋人着力的理论性辨识为明清诗学理论中格调论的出现和成熟累积了丰富的理论和批评养料。

论汉代至初唐是古代汉诗定型诗体建设的重要过渡时期

从汉代到唐初是汉诗诗体由不定型到定型建设的最重要的过渡期。在这一时期基本完成了汉诗诗体及汉诗形态的建设,出现了赋、乐府,以五言诗、七言诗为代表的古体诗,为定型诗体格律诗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汉代是汉诗诗体由四言向五言过渡的诗体松散的时代,虽然未建立起定型诗体,却扭转了"楚辞"开始的汉诗的较为极端的"散文化"倾向。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汉诗诗体多元化大发展的时代,是汉诗诗体进入自觉阶段的成熟时期。

对“二四六分明”的重新认识

“二四六分明”之说与唐人近体诗的创作实际相去甚远,通过对《全唐诗》中的近体诗的考察发现,五言近体诗只有第二字的平仄“分明”,第四字的平仄可以“不论”,七言近体诗只有第二、四字的平仄“分明”,第六字的平仄可以“不论”。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将“二四六分明”改为“二、四分明”。

百年新诗三种准定型诗体的流变

尽管百年新诗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新诗的诗体建设生态恶劣,自由化、散文化的自由诗势力过分强大,导致定型诗体及准定型诗体建设艰难。尽管新诗初期就粗略地建设起现代格律诗、长诗和小诗三种准定型诗体,以后也时时有人进行建设,却没有得到健康的发展,这些诗体不得不以起伏不定的曲折方式生存,其文体的稳定性时时受到破坏,它们作为准定型诗体的价值和诗体规范也总是受到怀疑。三种准定型诗体都出现诗体解放的现象。现在应该在已有的基础上好好建设这三种诗体,特别是加强现代格律诗的建设。现代格律诗的诗体建设重点应该在诗形上而不是在诗律上。

关于龙朔文场变体的几个问题

龙朔诗风是初唐龙朔年间的一个文学现象。过去论者多对其持否定态度。但是 ,从唐太宗对龙朔诗风的代表人物的态度和龙朔诗风的特点看 ,龙朔诗风并非一无是处 ,它对中国格律诗的发展甚至定型 ,都起到积极的促进利推动作用。我们不能叫为这些诗人的政治品格低下而对其诗作全面否定。

五言今体诗平仄句式初探

五言今体诗包括两联四句的五言绝句、三联六句的五言小律、四言八句的五言律诗、少则五联十句、多则百联二百句的五言排律这四种。如果对姚鼐的《今体诗抄》进行举证分析,便不难发现:其平仄句式凡23个,可分甲、乙、丙、丁四个系列,每个系列都包含基本平仄句式及其变格平仄句式两类,基本平仄句式每个系列都只有一个,变格平仄句式每个系列都有若干个,数量并不完全相等。不论是平韵诗,还是仄韵诗,只要是五言今体诗篇,其各个诗句的平仄配搭就要符合以上23个平仄句式中某几个平仄句式,不能有另外的平仄句式;若有,那就一定不是五言今体诗篇。当然,在各个诗句平仄配搭完全符合23个平仄句式中某几个平仄句式的前提下,诗句在配搭成篇时,其平仄还必须合乎"对"和"粘"的规则,在押韵和对仗上,也要符合格律标准,否则,也一定不是五言今体诗。

曹雪芹《红楼梦》近体诗格律分析

通过对曹雪芹《红楼梦》近体诗格律分析,发现这些近体诗在字数句数、押韵、平仄、对仗方面与近体诗格律要求对应,体现了曹雪芹严格的近体诗格律观念,也反映了作为诗人的曹雪芹精通诗律。

沈约声律论管窥

钟嵘《诗品》将齐梁间文坛领袖沈约置于中品,且在序中攻击沈约颇为自负的声律学说,引起后世争议。通过对沈约及其声律学说的探讨,指出"四声八病"说虽然在草创之初不免有繁琐而多拘忌的毛病,但却是魏晋以降文学进入自觉时代之后的必然产物,同时也跟汉语音韵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沈约声律论为后来唐代近体诗的成熟奠定了基础,实属诗歌艺术规律的一项重大发现,是诗歌审美观念更新的必然结果。在从古体诗向格律诗演进的过程中,沈约实有开拓首创之功。

声律:汉语言文学的听觉美感

中国人对汉语音调之美的把握经历了一个从模糊朦胧到自觉清晰的过程。六朝时期 ,“四声”的发现及其在创作中的尝试应用 ,诞生了声律论 ,标志着这一过程的完成。声律论强调五言诗的创作要凸显语言声调的规律变化。从深层意义上讲 。

新诗散文化的理论误区与新诗格律化的必要性

中国现代新诗创作长期以来忽视自身理论建设,片面强调口语化、散文化,而反对新诗的格律化和规范化。这种倾向阻碍新诗的发展和成熟,是新诗理论建设上的一个误区。

谢灵运山水诗解读

谢灵运是中国古代山水诗的奠基人,是文学史上第一个专门从事山水诗写作的杰出诗人,山水诗占他的传世诗作总数的2/3以上。解读谢灵运的山水诗,可从谢灵运山水诗的两种表现形式:叙事—写景—悟理的纪游模式与情景结构模式以及"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和"初发芙蓉,自然可爱"的自然神韵来解读。

论古风的平仄——与郭锡良教授商榷

本文旨在引用大量实证材料 ,论述赵秋谷、王渔阳关于平韵五古规律的不科学 ,从而指出王力。

从唐人眼中的盛唐看唐诗分期的客观标准

唐代文学的分期在唐诗研究中分歧最大 ,导致众说纷云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确立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本文认为“声律”和“风骨”是唐诗分期的客观因素。文章以唐诗选本和唐人评述为基点 ,通过分析“声律”、“风骨”在唐诗艺术和理论中的演变 ,认为初唐诗人所期待的“文质斌斌”的艺术内涵就是“声律风骨兼备” ,这一未能在初唐实现的诗歌理想在盛唐得到了实现 ,因而也构成了唐诗成熟和繁荣的标志。中晚唐诗歌在声律、风骨分化的前提下走向狭隘现实主义和追求声律格调的新形式主义 ,因而出现了元白扬杜抑李的偏激的诗教理论 ,导致了重格律轻风骨的单调的唐诗选。而对唐诗风格有过全面研究的司空图 ,则最早依据“文质斌斌”的理想提出了初、盛、中。

近体诗的格律问题与理据分析

近体诗的格律包括字数、节奏、平仄、押韵、对仗等方面。有关格律的具体规则在学界存在争议,需加以梳理、辨析,并探讨格律背后的内在理据。重点探讨内容包括:五言格律诗句的节奏形式是"二二一",七言格律诗句的节奏形式是"二二二一",不存在"(二)二一二"等其他形式;三平调需要避免,三仄尾可以不避;孤平自救是常见正格,孤平不救是例外变通。

以“知人论世”看唐末五代徐寅诗

咏物诗精细刻画、咏情诗心态随意,当为徐寅诗作当中的代表,除此之外,徐寅还有隐逸诗作等,而从咏物诗和咏情诗此二类最能体现唐末五代动乱对徐寅的诗歌创作心态的影响,且从中能发掘到当时的通俗文学对诗歌影响的痕迹,而两个方面的影响最终得出徐寅诗歌在所谓的"五代诗格"是"出格"的,他独出机柕,这是论文着重分析的两个方面内容。

宋代诗话中的生态审美智慧——以《历代诗话》中的宋代部分为例

宋代诗话十分注重自然生态对诗歌创作的感发作用,并将自然物象作譬喻来阐述作诗之法则、诗歌之体格。论文以《历代诗话》中的宋代部分为例,从以自然生态解说诗因、以自然生态比拟诗体、以自然生态论说诗格三个方面,论述宋代诗话中体现出的宋代文人的生态审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