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境内黑龙庙之黑龙神来源考

从碛口《重修黑龙庙记》中关于黑龙起源说起,进而论证黑龙神起源于宁夏的固原一带,其神职功能由自然神的崇拜和神巫到兴云致雨的转变,随着祭祀黑龙神族群的迁徙把黑龙神带到了陕北和山西境内,黑龙神信仰也就扎根在当地老百姓心中,祈求风调雨顺,民无水旱之弊,同时也体现了晋西北地方社会中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

元杂剧《关云长大破蚩尤》与关羽战神、雨神崇拜的发轫

元杂剧《关云长大破蚩尤》是关羽崇拜形成初始阶段的标本式戏剧。此剧借助关羽战胜蚩尤的戏剧演示,完成了关羽从土地神升格为战神、雨神的加冕礼。关羽作为全能神祇的衍化亦是由此开始。

民间信仰谱系的生成演进逻辑--以黄河流域山陕豫河神、雨神信仰为考察中心

民间信仰的发生与人类的生存活动息息相关,并具有潜隐性、多元性、弥散性等特征。黄河流域山陕豫民间信仰的远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万物有灵观,其根脉孕育于农耕文化的土壤之中,围绕着物的生产与种的繁衍这两大需求,形成了以自然农业神信仰、社会保护神信仰、世俗化的儒释道信仰为主干系统的民间信仰谱系。九曲黄河、险象环生的地理形势和十年九旱、雨不逢时的气候条件衍生了独特的河神信仰与雨神信仰,经由灵验传说、人格化、世俗化等环节的演进机制,走向人们心灵深处,参与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社会转型期,民间信仰发展要加强信仰内部各要素的互动,促进民间信仰与社会结构各个环节的交融,发挥民间信仰对社会群体的道德伦理教化功能、社会组织整合功能和社会秩序的软性控制功能,彰显民间信仰在乡村振兴中的内生性力量。

侗台语民族的风雨之神及其神话比较研究

侗台语民族在历史进程中发展了各自的信仰系统。通过比较他们看似独立的天神系统,尤其是风雨之神及其神话,仍可再现他们作为稻作农耕民族对水的重视。这其中既有对洪水的敬畏,也有对雨水的需求。风雨之神或为其早期共同信仰的主要形态,后在不同文化影响下,国内的侗台语民族产生了雷神信仰,而傣族以及国外的侗台语民族则多保留了天神施雨的叙事形态。

明清时期济宁地区水神信仰史考

明清时期的济宁是典型的运河区域,也是水神信仰较为盛行的地区.从功能角度看,水神信仰包括两大系统,即与运河有关的官方河神系统和与祈雨有关的民间水神系统.治运、保漕的政治目标以及神道设教、崇德报功的文化控制手段是正祀河神大量存在的原因.由于济宁是明清河道总督驻地,故以祭祀治河有功之臣的治水人格神信仰极为盛行.频发的水旱灾害也导致了当地治水神和祈雨神的盛行,地方先贤和历史人物成为祈雨的主要对象.当地特殊的自然和社会环境造就了水神信仰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种差别和对立成为运河区域特有的社会现象.

从《焦氏易林》看汉代的神灵信仰

《焦氏易林》作为一部大致成书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期的特殊文化典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其中关于日神、月神、风神、雨神、社神和山神崇拜的内容向我们展现了汉代人复杂的神灵信仰世界,使我们更细致、更深入地了解时人的精神世界和知识系统,以及时人在这种精神世界和知识系统影响下的日常生活行为。

猪龙的象征意义——兼论牛河梁女神塑像

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猪龙是非常重要的宗教礼器。在上古人的观念中,龙可以致雨,猪又与雨候关系密切,猪、龙组合是人们对雨水期盼的隐喻,玉猪龙更成为祈雨仪式的道具。牛河梁遗址中的女主神具有"巫"的属性,类似殷商的巫王合一、巫政合一,她具有非凡的社会地位和宗教威望,可以主持祈雨等重要的巫术活动。

社、树及云雨——桑树林下的男女与《诗经》中的性隐喻

古代的社祭隆重而不乏温情,在祭拜土神的同时,社祭典礼还为青年男女提供了相会和交流的最好机遇,因为土地神不仅主宰大地的生养,还是人们婚姻的媒神。社祭树下的媾合孕育了一大批古代的帝王与圣贤,这是人类原始婚姻状态的写照,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理念的反映。"食色性也",描摹了古人朴素的生活方式,一直是儒家倡导的人生理想。

碑志所见山西阳城成汤庙之历史演变——兼论基层社会对民间信仰的助推作用

山西阳城境内有成汤祈雨于析城山的传说,这一传说被阳城民众广泛接受。在官方和民间力量的双重推动下,成汤信仰成为阳城极具特色的雨神信仰,作为信仰载体的成汤庙也大量建立起来。庙前存留的大量碑志记录了成汤庙建设的历史演变情况,是考察这一现象的第一手重要史料。通过碑志记载可见,自唐宋至民国,成汤庙的普及度越来越高,清代成为最后的稳定期。成汤庙的主要维持力量源自民间,村社是其主要组织,社首在成汤雨神信仰传承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南宋福建祈雨文创作初探

中国自以来水旱灾害频发,祈雨活动来有之,大祈雨文学作品相应而生。宋代旱灾次数繁多,祈雨文学创作成果显著。南宋期间,不少官员、儒者或出身福建,或福建任职讲学,为应对旱情,于当地写下了大涉及各种文体的祈雨文章。本文以真秀、陆、史浩、朱松等七人所作福建祈雨文为探讨中心,在基础上挖掘所涉地方山川名迹的历史文化底蕴,展现不同作家格各异的祈雨文创作,窥探他们对祈雨及人神关系的观点和态度,以期有助于了和研究南宋福建祈雨文的文学及文化价值。

中国古代荒政的非理性治理因素考察——以明清时期城隍祈雨为例

宗教信仰作为“意义”的复合体,绝非仅是个人身心之需求、状态与现象,而是政治社会的重要的权力支撑关节,亦构成前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本文引入灾害政治学的视角来考察明清时期地方官员的祈雨仪式,探讨中国古代的城隍信仰、制度作为一种普遍分布、受众广泛的公共崇拜的政治功能问题,展现荒政中的公共治理逻辑,归纳“平情之治”在大一统王朝国家的一些运作方式之特征。可发现礼制层面的公共祭祀是非常政治与日常政治的融合体,地方官需要根据朝廷法律与社会自然情势来把控仪式的节奏韵律,非理性活动实则蕴藏着行政决策的理性考量,官僚政治与神祇崇拜呈现出互相渗透、戏仿与拟制的复杂关系。更全面地观察古代荒政治理之逻辑,可丰富传统社会的风险控制理论,并在批判的基础上汲取可用资源。

清代陕西的雨神祠庙初探

清代陕西地区干旱少雨,旱灾频仍,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困扰,以求雨为目的的雨神祠庙因而纷纷出现。雨神祠庙种类繁多,以太白庙为主,兼有龙王庙等其他神祇祠庙;数量非常可观,空间分布较为广泛,陕南、关中、陕北皆有,尤以陕北与关中为最多;选址多在广阔、幽静的地段。雨神祠庙的大量出现和大面积分布,反映了清代陕西地区旱灾之重与民众祈雨愿望之迫切。虽然建庙祈雨不无迷信色彩,但客观上,它们在调适民众心理、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既是人们对于自然灾害的一种能动反应,也是当时人们群体抗灾的精神寄托和心理依赖。

三大王传说的文化探析

三大王传说承载着雁北地区的乡土文化,是千年来民众的集体记忆,不仅存有汉胡民族交融的历史痕迹,也体现了民众的心理文化变迁。神性的诞生方式、古老庙宇的空间传承以及稳定的雨神职能,是三大王信仰体系的组成要素。

祠灵星与两汉农事祀典的几个问题

祠灵星是两汉农事祀典的主体制度之一,在古代礼制史上占有较重要地位。本文分别探讨汉代祠灵星的祭祀对象、仪式主体内容、举行时间和制度渊源等仪式建构问题,考辨祠灵星与雩祀之间的复杂关系,论述灵星祀典的信仰背景及其制度变迁。

曾国藩“礼学经世”说的宗教仪式渊源——以送痘神与求雨求晴为例

人们研究曾国藩"礼学经世"的主张,对"礼"的内涵不够重视,或者泛泛而谈,或者把"礼"当作是笼统的道德规范,而忽视其中宗教仪式性的内容,其实是从现代人的世俗心态出发,滤去该主张的政教合一色彩。从曾氏担任总督期间送痘神和求雨求晴的活动入手,探讨"礼学经世"的这一层面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来源,看仪式过程中地方风俗和朝廷典制如何互动﹑合作。送痘神是曾氏行送神之礼,为百姓祈求免灾,一方面使私人行为得到升华,另一方面也收揽人心。求雨求晴,则可以看到他把龙神崇拜推向中心,在天人关系中掌握主动权的尝试。两者都反映他平乱以后把有利于统治的民间信仰纳入正统,重建礼仪秩序的努力。

古玉人兽合体造型研考

周代人兽合体造型玉器,加进了人的参与和主导,这就突出体现了当时社会观念形态中人格意识的进一步提升,显示了人兽结合造型的艺术成果。在西周时,龙神已被人格化,并被尊为人间与神界相依相合、互相沟通的神。玉雨师像即是龙神文化品格被提升的产物。

后石家河文化“抱鱼人偶”与祭山活动

在以邓家湾为代表的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陶塑品,其中"抱鱼人偶"因其独特的造型,最为引人注目。过去学界对此多有讨论,本文重新审视了这些材料,认为这些陶人偶应称为抱璋人偶,其表现的是巫师手持牙璋的形象。文献记载玉璋的一个重要功能是祭祀山川,因此"抱鱼人偶"表现的是巫师祭山以致雨的活动场景,这样的祭山求雨活动与后石家河文化时期江汉平原整体干冷的环境背景相符合。邓家湾遗址出土的所有陶塑动物、陶塑人偶即是这一祭祀活动的综合体现。

广州南海神庙宋《创建风雷雨师殿记》碑刻拓本纪略

风雷雨师殿于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9)修复南海神庙时创建,成为南海神庙的组成部分,同时风神、雷神、雨师崇拜也纳入南海神庙诸神祭祀体系之中,上升为国家祭祀,可见宋代风雷雨师祭祀逐渐正规且隆重。住持修建者陶定,时任广南东路转运使兼市舶提举;书碑者康与之,曾为权臣秦桧幕僚,后被贬岭南。该碑反映了宋代海贸事业的发达与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