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内卷化、出口退税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长期以来,我国出口企业面临来自国内外同类企业的双重竞争,容易出现为抢夺代工订单和抢占市场份额而竞相压价、生产低端同质产品的“外贸内卷化”现象,这是推动我国经贸高质量发展亟需探讨的问题。以微观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外贸内卷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进而分析出口退税政策在这一过程中是否能够起到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外贸内卷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有负面影响,而出口退税政策有助于缓解这种负面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出口退税通过企业利润提升效应和一般贸易占比提升效应帮助企业缓解外贸内卷化的负面影响。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政策,实行不完全且有差别的增值税退税政策,以更好地发挥其引导企业出口行为选择的作用,走出外贸内卷化困境。

企业负债率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基于债务税盾角度

以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债务税盾视角,选取企业现金流为中介变量,检验企业负债率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企业负债率与实体企业金融化显著负相关;企业现金流在企业负债率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企业负债率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存在门槛效应,当企业负债率超过门槛值时,企业负债率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明显减弱;代理问题会削弱企业负债率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相较于民营企业,企业负债率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负向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

税收激励与企业资本结构——基于“营改增”政策的证据

税收激励是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关键因素。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考察“营改增”政策如何影响企业杠杆率,结果表明:该项政策显著提升了非金融企业的总体杠杆率,相比于交通运输业,政策效应在现代服务业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营改增”政策通过增加企业经营现金流量促进企业进行资本结构调整、提高杠杆率,符合资本结构权衡理论。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影响效果主要表现在强研发能力、高盈利水平、轻资产和负债不足的企业中,相较于不受“营改增”政策影响的企业,实施“营改增”政策的企业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明显加快。研究为税收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了一定经验证据,也为未来减税政策的优化调整提供了政策思考。

明代四川开中法的施行与实绩

明代四川开中法始于洪武四年(1371),沿着松潘—建昌一线展开,户部根据军情缓急,权宜开中。景泰以后开中地点集中于松潘,开中盐引种类限于川盐。商人从成都收买粮米,运至边仓上纳,然后在盐司支盐,可以获得一倍以上的利润。商人按照既定盐引官价,上纳相应价值的粮米,每年开中盐粮大约2.66万石,占松潘所需军饷的三分之一左右。开中法鼓励商人输挽粮米,减轻军民转运劳苦,缓解了边粮不足的问题,但商人纳粮价值少于纳银,官府获利不多。因此,正德元年之后,四川不再开中纳粮,户部将四川盐课全部折银征收,由商人代纳灶课,灶户偿还食盐。盐课折银共计7万余两,成为明后期四川提举司办纳岁额。

秦简所见田租的征收

根据新发现的秦简可知,井田制破坏之后,秦国实行授田制,田租征收采取了寓"公田"于"私田"之中的办法,由田部官吏按照一定的比例(1/10)从各户田地中划出一部分作为"税田","税田"上的收获物作为"田租"全部上缴。这种田租属于分成租而非定额租。

税制结构与我国企业税收负担

我国的总体宏观税负接近30%,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过高,但是,由于税制中直接课征于企业的税收比重较高,而近年来的宏观经济形势又不利于企业税负的转嫁,因此,企业承担了较多份额的税收负担。我国短期内实施收入中性的税制改革,大幅降低主要课征于企业的货物与劳务税、企业所得税,并以个人所得税和个人房地产税收入的提高来弥补收入缺口,其可行性有限。但税收成本仅为企业总体成本的一个较小的组成部分,政府决策者和企业管理者可以将视线转移到其他成本种类,采取措施降低企业的总体成本。

税后房价收入比的估算方法及中美房价的对比

房价收入比是判断房价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我国的房价收入比在国际上明显较高。但房产作为一种商品,其税后价才是真正的价格。通过提出估算税后房价收入比的方法,并以美国的情况作为对比,发现我国的税后房价收入比与美国相比基本上处于同一水平。这意味着房产税仅对税前房价的影响较大,而对税后房价的影响很小。税收与房价之间的这种关系是房产税决策者必须考虑的。

关于平衡预算乘数是否等于1的若干注记

本文评析了平衡预算乘数是否等于1多种矛盾结论的根源,分析了产生该乘数的税收机制,并从三个方面论证了平衡预算乘数成立的条件:比率税制及其传导机制、平衡预算中政府支出与税收的关系、封闭经济,最后从政府支出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角度揭示出乘数的本质。

我国逃税规模的测算及其经济影响分析

准确地把握逃税规模是对选税的经济影响进行分析的前提和基础,本文运用现金比率法对我国自1985年到2002年地下经济规模和因地下经济导致的逃税规模进行了测算。同时,还估算了我国地上经济中存在的逃税规模,通过对二者的合并,计算出了我国逃税的总体规模。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三个方面着重分析了我国逃税对整个经济的影响:一是逃税对财政收入与GDP的效应,二是逃税的资源配置效应.三是逃税的收入分配效应。最后本文还对我国逃税的治理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

减税与企业杠杆率——来自企业所得税“两税合并”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8年"两税合并"为自然实验,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研究了减税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所得税减税显著降低了企业的负债率;随着时间的推移,减税将引起企业负债水平上升;减税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在企业间呈现出异质性,减税降低了轻工业企业与无出口企业的负债率,但提高了重工业企业与出口企业的负债率;企业所得税减税改革对企业负债率的影响主要通过初始负债率水平高的企业产生。机制检验显示,存在"减税—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杠杆率提高"的作用机理。本文建议,在供给侧改革中,政府应注意减税的策略和精准性,实现减税和去杠杆的激励相容。

我国企业年金发展缓慢的原因及对策

企业年金制度是现代多支柱养老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是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补充。本文分析了我国企业年金制度建立的重要性,从国家、企业和个人三个角度探讨了我国企业年金制度发展缓慢的原因,并针对这些因素提出了我国企业年金制度未来的发展思路。

中国税收流失规模估测

无论地下经济还是公开经济都存在税收流失问题。本文采用一定的方法分别对我国1982-2002年间地下经济和公开经济的税收流失规模进行了估测。从税收流失的规模角度看,我国税收的汲取能力比较弱,蕴涵着很大的税收风险。减少税收流失应作为税制改革的重要目标。

政府与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互动决策分析

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建立政府与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互动决策博弈模型,分四种情况讨论了政府和企业的演化稳定策略。研究得出,当企业从环境技术创新中获得的收益比大于其成本收益比或者政府的创新资助率较高时,企业倾向于选择主动创新;如企业的创新能力较强,其创新收益越大,这时即使政府提高环境税也不会影响企业的创新积极性。

我国税收行政效率偏低的成因及其解决途径

税收行政效率主要体现为征税成本率、纳税成本率和人均征税额,是衡量税务机关工作效果的重要指标。针对我国税收行政效率偏低的状况,主要应从健全税务部门的成本核算制度、完善税收法律、改革征管模式、改进征管手段、提高税收的社会化水平等方面入手解决。

流转税影响个人收入分配调节的分析研究——以我国城镇居民支出结构为考察基础

文章提出了流转税影响个人收入分配调节的理论模型,并对其进行了因素分析,推证得到了一些重要的判别规则。并在此基础上以城镇居民为目标群体,加工整理了我国各收入阶层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数据,对我国流转税影响个人收入分配调节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文章利用理论分析部分得到的判别规则,结合实证分析中得到的一些计算结果,提出了完善流转税影响个人收入分配调节作用的政策制定思路。

基于现金比率模型改进的我国地下经济规模测算

在指出现有对地下经济规模进行测算的现金比率模型所存在的缺陷基础之上，对其进行了必要的修正，并采用修正后的现金比率法模型测算了1995—2003年我国的地下经济规模。测算数据结果表明，我国的地下经济规模基本呈下降趋势。通过结合我国现实，剖析了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

全面“营改增”后购货对象选择的纳税筹划

全面"营改增"后企业是选择从一般纳税人还是小规模纳税人处购进货物,所获得的税后利润是不相同的。通过比较净利润的大小来对购货对象的选择进行纳税筹划,并进行了案例分析,试图为全面"营改增"后企业选择合适的购货对象提供参考。

完善我国税制的思考

1994年税制改革至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国家宏观税率仍明显偏低;健全的中央税体系和地方税体系还没建立;税外收费仍未得到彻底解决;税制本身也存在许多漏洞等,因而需要对税制作进一步的改革调整和完善,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基于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环境容量分析

指出了社会福利应包括经济福利和环境福利.在环境-经济复合系统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外部效应内在化的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通过分析认为企业生产应该将经济效益与环境容量相结合,政府根据环境容量(自净率)来调节污染税,并进行公共投资决策.

政府内源融资:增税的经济约束

政府通过增加税收的内源融资受到经济增长的约束表现为总量和结构两方面。实证结果表明 ,中国近 5年税收的快速增长中政府增税融资比重在 2 5 %——— 5 4 %之间。增税使宏观税负增加不超过2 2 .9% ,宏观税负与政府支出占GDP比重相差不超过 3个百分点为宜 ;增税应以消费支出税类为主 ,资本收入税类、劳动所得税类的增税空间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