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汇率、工资和就业——对中国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实证研究

在同时考虑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情况下,实际汇率贬值会增加贸易部门就业,但会减少非贸易部门就业,对实际工资的影响则是不确定的。按照理论分析的结果,文章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和中国两部门实际工资及就业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发现: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显著增加贸易部门就业,但非贸易部门就业对实际汇率变动不敏感,而两部门的实际工资和实际汇率之间则都没有协整关系存在。进一步检验发现实际汇率变动对就业在贸易和非贸易部门之间的结构也没有影响。总的结论认为,即使考虑到非贸易部门,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对整个就业也是不利的,而贬值有利于整个就业。

城市最优规模与劳动力实际工资率关系研究——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

在新经济地理学提供的从微观个体推演宏观区位的理论方法基础上,建立厂商内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三种效应影响下的,以城市劳动力实际工资率衡量的城市最优规模的理论模型,并通过数值模拟对三种效应分别进行单一效应的模拟比较静态分析和三种效应的交互作用分析。结果显示:在城市的实际工资率与城市最优规模存在着倒U型的稳定关系,也即理论上存在着使得劳动力获得最高工资率的城市最优规模;三种效应对城市最优规模的影响不同,发展城市最优规模需要综合考虑三种效应的交互作用。

利润率的决定机制及其变动趋势研究——基于劳动价值论的新解释

主流经济学一直把利润率看作是一个外生变量而未深入研究,因此,利润率的决定及其变动趋势的研究必须向"古典剩余传统"回归。马克思曾把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看作是政治经济学中最为重要的规律。但是,利润率趋于下降是要满足一定条件的。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与实际工资、技术进步和非经济因素等高度相关。文章从动态的角度,结合模型分析和实证检验,试图为利润率的决定机制及其变动趋势研究建立起一般分析框架。

转型经济体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在总结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理论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时间序列折线图的初步直观描述,再运用面板数据协整检验方法,对12个高增长的转型经济体样本期间的实际汇率与相对人均产出序列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样本期实际汇率与相对人均产出之间的协整关系成立。这表明,实现经济转型后的高增长转型经济体的实际汇率与相对人均产出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内在关联关系,其实际汇率基本变动趋势可由相对生产率的变动所解释。

非贸易部门工资水平在实际汇率决定中的作用——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与日本汇率的检验

对实际汇率的实证前期研究一直集中在贸易部门,本研究开始将实证的领域拓展到非贸易部门(即使用非贸易部门工资作为比较变量)。运用了误差修正模型来验证第三产业的工资变化与实际汇率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这种协整关系在人民币、日元的检验上得到了支持。随着第三产业占各国GDP的比重越来越大(发达国家在68%～84%之间),该部门对实际汇率的影响举足轻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实际汇率的平稳与中国的第三产业工资变化起伏较小相关。日元实际汇率上浮与日本的第三产业的工资提高成正比。从而验证了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在中日实际汇率决定中是存在的。但是否在其他亚洲国家实际汇率决定中也同样存在则需要进一步证明。

“中等收入陷阱”影响机制研究

鉴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和复杂性以及目前中国经济出现的结构性减速,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减速的表现、原因、机制及科学有效的跨越路径等是目前的关注热点。文章从劳动生产率演进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梳理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机制,探讨机制演进规律,认识中等收入阶段转型本质,构建相应的框架,寻求经济发展新动力的有效路径,驱动经济向高收入阶段收敛。

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与波动机制研究

本文通过数理经济模型的理论分析和计量经济模型的实证分析发现,决定社会产品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高低的因素,除了政府的生产税税率之外,主要是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水平和生产技术水平,且二者的作用方向完全相反,都取决于要素替代弹性的大小。当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小于1时,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水平越高,劳动收入份额就越高;劳动者的生产技术水平越高,劳动收入份额就越低。而当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大于1时,则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水平越高,劳动收入份额就越低;劳动者的生产技术水平越高,劳动收入份额就越高。理论和实证的分析还表明,劳动者货币工资水平和实际工资水平的增长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而波动,实际工资水平增长率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方向相反,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也随经济周期反向波动。

二元经济条件下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高速增长,但实际汇率变动情况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不甚吻合。为解释这一现象,文章在分析我国二元经济下工资传导机制的基础上,以城市化率作为衡量二元经济结构的变量,提出了包含该变量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拓展模型,并运用ADF检验、特征根估计和协整估计,对2000-2005年和2005-2010年两个时期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二元结构特征通过工资传导机制削弱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的有效性,且二元结构特征越明显,这种削弱程度越强。由此推断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二元结构特征的减弱,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将日益显著。

外向型经济中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东莞数据的经验研究

东莞是外向型经济的典型。经过实证研究,发现东莞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虽然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这种关系却是单向性的因果联系,即金融发展促进了东莞经济增长,但是东莞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却没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意味着在东莞经济转型的背景下,东莞金融发展机遇良好,潜力巨大,同时也面临着产业转型所提出的严峻挑战。

实际利率、实际工资与经济结构调整

在Long&Plosser(1983)的基础上,本文通过构建、校准和模拟一个简单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就实际利率、实际工资变化对宏观经济及经济结构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表明:实际利率上升将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改善宏观经济结构,促进经济的平稳发展;在劳动力市场存在价格粘性的情况下,实际利率上升不会降低产出水平,并有利于经济结构的改善。与传统观念不同的是,单纯提高实际工资虽能提高经济增长水平,但并不会改变消费投资的经济结构。因此,我们应充分利用当前的有利时机,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实现中国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

技术进步、工资变动与汇率调整--基于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汇率低估导致中国产业结构扭曲和内外部失衡是有关人民币汇率的政策争论中的一个常见观点。本文利用一个贸易品/非贸易品两部门模型讨论了技术进步条件下工资和汇率的互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近几年来,中国经济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扭曲的主要症结在于工资抑制,而非人民币汇率低估。在工资外生的情况下,贸易品部门相对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会造成通货紧缩、贸易顺差和货币升值压力;提高工资在降低贸易顺差、缓解货币升值压力的同时,不一定会引发通货膨胀,并且对实际产出影响甚微。因此解决中国经济失衡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重估汇率,而在于改善工资抑制的条件,比如破除行政垄断、保护劳工权益、提高劳工待遇、推进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等等。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就业与工资的影响——基于ARDL-ECM模型的动态分析

文章利用1978～2009年的样本数据,运用ARDL方法分析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行业就业和工资的影响发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就业影响存在一定的行业差异,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就业的影响在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的差异不明显;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大部分行业实际工资没有显著影响,人民币汇率对行业工资影响更接近中性;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对行业工资的长期影响程度要高于对行业就业的长期影响程度。

人民币汇率与出口企业的职工工资:红利还是阻力

出口企业的职工工资直接关系到出口市场的就业稳定性,那么这其中,人民币汇率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的合并样本进行全面分析,结果表明:(1)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提高出口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但是上述积极的"工资拉动"效应在长期不可持续,两者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2)人民币升值使出口企业内部职工之间的工资差距显著扩大,即人民币升值对技能劳动力工资的提升作用大于非技能劳动力。(3)人民币升值未能显著提升出口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这主要是因为人民币升值不但可以提高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还可以促进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由于后者的作用可以部分抵消前者的效应,最终使得人民币升值对职工劳动收入份额的微弱效应。

出口制造业服务化与实际工资水平

信息化、服务化是推动传统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综合利用一系列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实证分析我国制造业服务化在影响微观企业实际工资水平中的作用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企业服务化过程中带来的集约效应与扩展效应可以直接提升企业的实际工资水平;(2)服务化短时间内可以通过提升生产率、降低产品价格(加成率)的方式强化出口企业"薄利多销"的优势,进而提升实际工资水平,但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却不明显;(3)不同领域的服务投入对企业工资水平所带来的影响差异很大,其影响力度由高到低排序为分销、交通、金融、信息。

修正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理论及中国的实证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重要假设前提之一是本国与外国劳动力市场不存在分割,劳动力可在两部门间自由套利,故长期来看两部门工资趋于相等。这一假设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非常不符,由于存在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不平衡、行业保护、信息不对称等诸多问题,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受到限制,劳动力市场也因此存在分割。为了更好地反映中国的现实情况,本文修正了经典巴拉萨-萨缪尔森模型的一个假设,认为发展中国家两部门工资未必均等,通过统计学两样本均值的检验,验证了新的假定,本文在新的假设下重新构建了模型,结果表明,本国两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即劳动生产率比)与相对工资(即工资比)都对实际汇率产生影响,实际汇率与两部门劳动生产率比成正相关,与工资比成负相关,且随着两部门工资差距的缩小,本币实际汇率将升值。最后,实证部分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验证了理论模型的结论。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企业员工实际工资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和区域两个层面的实证研究

将中国劳动力市场对外融合度纳入研究框架,文章分析了汇率变动影响工资的传导机制,构建了各省实际有效汇率指标,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企业员工人均实际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国家层面来看,人民币升值(贬值)对国有、集体以及非公有制等三类企业员工的人均实际工资均存在一定的提升(抑制)效应,其中,汇率变动对非公有制企业人均实际工资的影响最大;从区域层面来看,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有以及集体企业人均实际工资的影响,呈现东、中、西三个区域依次下降的趋势,但对东部和中部非公有制企业的人均实际工资没有显著影响,而西部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受到的影响却十分显著;分省研究表明,人民币升值(贬值)对山东、广东等沿海省份人均实际工资具有很大的增长(抑制)效应,对吉林、新疆等边疆省份具有一定的增长(抑制)效应,但对广西、重庆等西部省份(直辖市)具有较强的抑制(增长)效应。政策当局需要考虑汇率变动对人均实际工资影响的省际异质性,特别需要关注人民币汇率变动很可能扩大了某些省份之间的工资差距;中、西部省份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同时,更需要进行产业的升级换代。

工资生产率背离与实际汇率——中美巴萨效应再检验

本文通过放松巴萨效应(B-S效应)两大假设,构建了包含贸易品一价定律偏离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开放经济局部均衡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汇率进行分解,并使用中美服务业细分行业与制造业2004Q1-2016Q4季度数据,分组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B-S效应及其传导渠道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中美之间B-S效应成立,但相对相对生产率通过影响相对相对工资从而影响物价水平,并最终影响实际汇率这一传导渠道不成立;(2)除传统B-S效应传导渠道外,我们发现相对相对生产率通过影响GDP进而影响实际汇率这一传导渠道;(3)产业结构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相对生产率和相对工资背离,使得相对相对工资的增加对人民币实际汇率产生负向(升值)作用。这说明,要时刻关注经济基本面,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