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紧急强制裁量权基准建构

紧急强制作为行政主体排除紧迫状态,维护公共秩序的重要应急管理措施有超越实定法之属性,其超法规性源于自然法学派的国家自卫权。紧急强制临场处置色彩浓厚,强自主性与强封闭性激增其“滥用”风险。倚行政裁量权基准之情节细化技术规范紧急强制,通过对适用条件、适用主体、适用法律的情节细化,剔除非必要性自由裁量,对必要性自由裁量加以可行性规范,平衡紧急状态的“破”和依法行政的“守”是多元化行政应急管理的一种新尝试。

税收滞纳金的法律规制研究

我国税收征管法与行政强制法对滞纳金做出了不同的规定,而且对于行政机关履行程序、滞纳金数额上限以及当事人救济途径的规定均存在差异,从而在根源上造成了税收滞纳金的争议。基于损失填平原则的理论框架,从税法的四项基本原则与损失填平原则的关联作为切入点,深入探究税收滞纳金性质的本源。并进一步提出了引入税收利息制度的设想,并从立法、执法和司法三个维度为我国税收滞纳金的完善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建议,旨在实现国家税收利益与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平衡。

船舶油污强制清除费用法律性质辨析

明晰船舶油污强制清除费用法律性质是强化船舶油污精准防治机制的应有之义。随着国际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立法的日臻成熟,我国亟待厘清强制清污费法律性质以完善损害赔偿制度体系。通过批判和继承有关强制清污费法律性质的主流学术观点,沿着认定强制清污行为属于行政强制代履行、识别海事部门与清污第三人订立的协议属于行政协议和明确强制清污费只能由海事部门依公权力向清污义务人求偿这一层层递进的思路展开论述,试图优化强制清污费行政性质认定的论证逻辑。

强制与克制:拜登政府台海政策中的对冲逻辑

拜登政府的台海政策兼有战略强制和战略克制的成分,存在一种对冲逻辑。这种逻辑是基于其对于“台海现状”和被中国台湾当局“牵连”的双重认知。根据强制和克制的概念以及上述双重认知,可以构建对冲逻辑分析框架来解释拜登政府的台海政策。对冲逻辑可细分为四种类型,结合对应的四种情况进行推理分析后发现,拜登政府在台海的对冲逻辑体现了美国外交中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这一逻辑服务于美国对华遏制的大战略,可能给台海和平稳定带来巨大风险。

行政即时强制界说

本文分析了现有行政即时强制的定义,并作了重新界定,即:行政即时强制是行政主体在紧急情况下,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相对人自身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对相对人即时设定权利义务,即时执行的一种实力强制行为。本文认为,行政即时强制应与行政强制执行相区别,这种区别的关键在于行政强制实施前是否先行存在某一具体行政行为。同时,行政即时强制还应当与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和强制征收相区别。

论行政诉讼变更判决的适用范围——兼评新《行政诉讼法》第70条

变更判决的适用范围不应当仅限于行政裁量权领域,而应当扩大到程序性违法领域。变更判决适用的行为种类不应仅限于行政处罚与有关款额的确定确有错误时,而应当扩展到新《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领域。从理论上来看,行政强制领域也应当被纳入变更判决的适用范围之内。"明显不当"从实质意义上来说是对"违法"的侧面反映,"明显不当"的判断标准可以从是否违反行政惯例,是否背离立法目的与立法精神层面来考察。

论涉水法律法规中行政强制行为的设定

与其他领域相比,涉水法律法规对行政强制行为的设定明显偏少、偏弱,特别是行政强制措施种类更少,只有个别法律法规中设定了"查封""扣押"等行政强制措施,难以适应水执法的现实需要。为此,必须加强水法律法规中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条款的设定,特别是要加强《水法》《防洪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等涉水法律中行政强制条款的设置,赋予水执法机关以更多的行政强制权力。同时,要对法律以下其他法律规范中涉及行政强制行为进行清理,剔除违法的行政强制条款,以确保涉水领域行政强制行为的统一与规范。

中国强制隔离戒毒的法律定位及制度完善

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表明这种不经司法裁判而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在制度层面的终结,这一政策倾向使得当前继续存在的强制隔离戒毒措施必然遭受类似的质疑。在形式上与劳动教养相似的强制隔离戒毒措施,在法律地位上能否获得相应的位置,以及在制度功效上能否契合当前社会管理的目标,这些都是值得研讨的问题。若强制隔离戒毒制度不能在法律正当性上得到合理的解释,在可预期时限内又不易解决,那么,探讨其在适用当中的缺陷并有针对性地对其措施手段或运行方式进行优化,就具有一定实践意义。

传统行政强制类型之再造——以类型的开放性为视角

新型行政手段在传统行政强制类型结构中无所归依,难以与现有法律相衔接,限制了其在实践中的适用和发展。"行政上实效性确保手段"是在纵向上以抽象的上位概念涵括新型手段,并在横向上创设新类型——其他新型手段,因未触动行政强制的内部结构,可称为"外部进路"。然而,循此进路,其他新型手段被排斥在与之并列的类型之外,内容上又存在交叉,更加难以定性。以类型的开放性特征予以检视,传统间接强制类型化为代履行、执行罚的结构并不完整,应设立与之并列的"其他间接强制"类型,使之向新型手段开放。传统行政强制结构内部的类型再造,可称为"内部进路"。新型手段应以在行政处罚、行政强制中定位为基础,以与现有法律相融合。

论行政强制法中的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是行政强制法的基本原则,其核心是基于手段和目的的考量,实现损害最小和公益与私益的均衡保护。比例原则对于行政强制有其个性化的内容诉求,应该予以完整把握。

消防行政即时强制研究

消防行政即时强制是消防行政强制的一种,由于其适用的目的和程序与消防行政强制执行不同而具有特殊性。对消防行政即时强制的法律性质、实施条件、手段、救济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行政强制救济若干理论问题探析

学理概念行政强制与法律概念行政强制措施不配套。从定义要求、语词构造以及法理分析,行政强制权属于行政权范畴,行政强制则包括行政执行强制和行政即时强制。与强制执行不同的是,行政强制属于行政模式,而非司法主导的混合模式。在宪法上界定行政与司法的分野,结合我国实际并借鉴域外经验对行政强制进行统一立法是行政强制救济的前提与基础。在合作行政时代,行政强制法制化的事前和事中救济过程比事后救济更为重要。

行政强制立法涉及的几个基本问题

行政强制由于语词和语境的不同造成其下位概念的混乱。由于学术术语不统一,学者形成各说自话。行政强制权是行政权,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不应采用混合执行模式,行政强制执行权应回归行政主体。行政强制应由行政即时强制和行政执行强制两个基本部分构成,但行政强制立法可以借鉴大陆法系行政本位和英美法系司法本位的模式,形成我国混合立法的模式,除了规定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也可以附带规定司法强制执行的内容。

消防行政强制若干理论问题探析

安全是社会和谐稳定的保障,而消防安全是社会安全的主要构成要素。消防行政强制,作为保障消防执法权的有效运作,及时消除火灾隐患的手段,是消防行政管理中不可或缺的。对消防行政强制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对消防行政强制权实施的程序、原则及消防行政强制的救济途径等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以期为消防行政强制实践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

论行政强制执行的裁执分离模式

2011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正式通过,该法对"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行政强制执行方式作了规定,但是,在法院裁定执行之后,行政强制执行具体如何实施其并未阐明,而是为一种新型执行模式的建立留下空间,这种新模式即是司法裁判、行政执行的裁执分离模式。通过研究世界范围内行政强制执行的模式,以及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发展,对行政强制执行的裁执分离模式进行探讨。

违法建筑行政强制拆除程序:争议与辨析

《行政强制法》第44条为违法建筑行政强制拆除设定了特别程序,但其规定存在很大的解释性空间。该法没有为所有涉及违法建筑管理的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给予普遍性授权。对于违反《城乡规划法》的违法建筑来说,有关行政机关则不能选择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理论和实践中,公告程序的操作存在多种模式。公告的对象应当是责令限期拆除决定,先公告后催告的程序最具有合理性。"复议诉讼期间不停止执行原则"的排除适用系针对责令限期拆除决定,其目的是防止对当事人造成难以恢复的损害,但是它将严重影响违法建筑行政管理的效率,其立法的理论基础值得检讨。

机动车违停拖移的法律性质探析

中国强制法规定了"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的法制方式,这是机动车违停拖移的法律依据。据此,交警可以对诸如阻拦拖车的当事人采取行政法制措施,但在实施时要对拖移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

行政强制范畴之重构

作为行政法上强制性行为的统称,行政强制可以根据基础决定与强制执行是否合一为标准被划分为两类独立的行为,即行政强制执行和行政即时强制。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是一种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属于行政强制行为内在的构成要素之一。只有当某种静态的手段被特定的行政主体所采用时,才会连同其他要素一起转化为一类正式的行政强制行为。

《行政强制法》下的卫生行政强制执行程序

《行政强制法》是我国行政立法发展的又一里程碑,而法律的完善又直接关系到行政强制行为的规范化程度。面对新法实施,卫生行政机关应以行政强制一般原理为基础,结合卫生领域行政强制实践状况,分析现行强制执行的模式及具体程序,研究《行政强制法》应有之规定并提出相关完善建议,积极应对法制环境的新变化,从而更好地规范自身行为、提高执法效能。

中日行政调查中强制权运用之比较研究

行政调查中最突出的一对矛盾就是行政机关获取信息的权力与公民自由权、隐私权、财产权等权利之间的关系,所以行政调查中强制力之运用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在日本的行政强制体系中,因为缺少类似于中国"行政强制措施"的类型化概念来概括在行政实体决定作出之前、以程序性义务为前提而实施行政强制行为,故而有必要将行政调查的概念独立出来,而我国行政强制措施的概念经过理论上的厘清改造,完全可以容纳行政调查中强制权的运用。日本行政调查中的强制权运用无论在事前、事中还是事后,都有着更加明确完善的程序保障,这些是值得我国去学习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