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校本《备急千金要方》对校法校勘记探析

以《新雕孙真人千金方》(简称“新雕本”)为参照,对北宋校正医书局所校的《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宋校本”)中的对校法校勘记(记述校勘情况的文字)进行探析,发现宋校本的校勘记漏注、误注之处较多,其对异文学术价值的判断及对异文注存取舍的标准有待研究;宋校本部分校勘记与新雕本内容相合,推测宋臣校书时参考了该版本;宋臣整理该书时未确定具体的底本与校本,而是汇集多种唐写本,参考唐及唐以前多部医籍重编而成。结合校正医书局以文士儒臣主导校书工作的特殊性,认为宋校本成书过程中的复杂性及其文本内容的不确定性值得重视;有必要进一步理清宋校本版本源流、基本构成、引用文献及引用方式等基本问题,以期为正确认识其版本特点、有效利用其文献资料等提供参考。

《新唐书·地理志》所见唐代兴修水利工程官吏考述

唐文明的发展离不开水利的支撑,唐代官吏主持兴修大量的水利工程来推动当时农业的发展。《新唐书·地理志》保存了唐代水利建设的一手资料,从中统计出唐代有姓名可查的130名官吏主持兴修水利工程,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道、州(府、郡)、县各级官吏,反映出唐代从上到下对水利的重视。唐代兴修水利工程的官吏,唐前期多于唐后期,南方多于北方,反映出全国水利重心的转移;任职以地方的州刺史和县令为主。水利工程不仅是中央考课地方官吏政绩的重要指标,也是百姓评价官吏的主要依据,唐代水利工程多以官命名体现出百姓对官吏水利贡献的认可。

海源阁旧藏“元本《史记》”考

杨绍和《楹书隅录》著录的“元本《史记》”,在海源阁书散后,曾由王子霖藻玉堂送傅增湘先生经眼,但之后一度下落不明,直到最近浙江大学图书馆在整理袁氏赠书中才被发现。通过实物研究,可以认定此本确如傅氏所言是明游明本。众人误判的原因是:①游明本版式与中统本相近,明代前期建阳刻本继承了元代的字体风格;②此本属后印本,后印时正文卷端和《史记集解序》中“丰城游明大升校正”木记已被剜;③有“丰城游明大升校正新增”木记的《史记正义序》等5篇已被全部抽走,书内已不见任何游明痕迹;④董浦序后半叶为割补,据正德慎独斋刻本补抄的“皇元”二字误导了众人。

汉代史传中的褒姒形象述论

褒姒形象的定型是在汉代完成的,而《史记》《汉书》奠定了正史中的褒姒形象。司马迁第一次在正史中描绘了一位神秘而客观的褒姒,给我们呈现出了一位不同于《诗经》所描写的真实的褒姒形象。班固全盘接受《诗经》的观点,“赫赫宗周,褒姒灭之”不仅在《汉书》中确立并进一步强化,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找到了西周灭亡的替罪羊,后世的史学家和政治家们就能够求得一种心理平衡,从而也就有理由继续视西周王朝为模范王朝。褒姒成为汉代之后“红颜祸水论”的典型,这不仅是男权主义时代女性的悲哀,更是中国历史的悲哀。

《续资治通鉴长编》注引宋代笔记吐蕃文献考述

宋代笔记吐蕃文献在李焘编纂《续资治通鉴长编》吐蕃文献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李焘不仅在编纂《续资治通鉴长编》正文时大量取材于宋代笔记吐蕃文献,而且在注文中用宋代笔记吐蕃文献对正文予以补充,同时李焘还充分利用宋代笔记吐蕃文献对官修史书予以校勘,从而确保《续资治通鉴长编》史实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史记》、《汉书》失载西南夷若干史实考辨

西汉元鼎六年,司马迁奉使巴、蜀以南,亲履今四川西昌、汉源一带,以后根据见闻在《史记》中记载了西南夷。《汉书》大量抄录《史记》相关记载并有所补充。综合汉代及稍后史籍相关零散记载,对武帝时期、昆明的迁徙活动,、昆明被西汉、滇国打败,以及武帝开通博南山道路及经营哀牢地区的史实做了细致考证,可知《史记》遗漏了发生在元鼎六年之后西南夷的若干史实,原因是事件发展过程尚未结束,司马迁对情况了解有限;而《汉书》则失载武帝中后期西南夷的若干史实,主要原因是沿袭《史记》的说法,对相关史实疏于考证。

西北所出汉代簿籍册书简的排列与复原——从东汉永元兵物簿说起

借助编绳犹存的简册,本文指出无论是基于定期簿书还是不定期簿书形成的定期文书或不定期文书,具体内容的排列上,均是细目在前,呈文在最后。进而通过归纳呈文的书写特点,推断一般簿籍类册书的排列均是如此。学界对一些册书的复原存在问题。这种排列结构并非西汉首创,而是承袭自秦代。里耶秦简中就已出现如此排列的木牍簿籍。这种文书书写的结构安排,甚至唐代的文书中还保留,并东传影响到日本。同时,不只是行用于世间的官府,从西汉到唐代,针对地下世界的很多"衣物疏"也仿自此种簿籍的书写格式。

古农书《树艺篇》的版本流传及其价值研究

《树艺篇》是明代一本关于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种植的资料汇编,其书征引资料丰富,且特点突出。依据国家图书馆所藏抄本,考证该书的版本流传,总结出其体例特点及独特价值。

司马迁、班固游侠思想比较

司马迁、班固史学思想的差异是多方面的 ,究其根由 ,除了他们的个人经历、识见不尽相同外 ,关键还在于两人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 ,而由此促成的两人游侠思想的差异即是很好的例证。随着汉政府对游侠打击的力度不断加大 ,两汉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经历着从崇侠到抑侠的心理转变 ,马、班承此影响 ,在《史记》、《汉书》中虽然同为游侠立传 ,但目的迥异 ,他们对游侠的好恶及对游侠范围的界定亦存有差异 ,以至形成了两人不同的游侠观。

五代宋初天台教籍复归中土问题的再检讨

在五代、宋初天台教籍复归中土的问题上 ,“遣使日本”说既确乎有据 ,“遣使高丽”说亦难以否认 ,那么 ,最有可能的大概还是往日本、高丽两国皆曾遣使求取天台教籍。至于遣使求籍及教籍复归的时间 ,或如何勇强氏所言 ,吴越求经日本是在汉、周之际 ,而求经高丽则是在宋朝初年。此外 ,如木宫泰彦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在宋初之后 ,随着中国与高丽、日本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 ,亦陆续有包括天台教典在内的佛教典籍自高丽、日本复归中土。不过 ,那多半是吴越亡国之后的事了。在天台教籍复还中国一事上 ,史料对义寂、德韶及吴越王钱三人所起作用的记述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

《史记》编撰对西汉图书文献事业发展的贡献

西汉是我国古代图书档案与文献事业发展的重要阶段。文章以西汉时期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文化政策以及图书文献事业体系化建设为背景,系统阐述了司马迁及其《史记》对西汉图书分类学、目录学、文献学发展以及图书馆学术思想的历史贡献。认为司马迁及其《史记》对两汉及后世图书文献事业发展有重要的起承之功,对于当代图书馆倡导专业思维、维护学科传统价值和话语体系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放马滩秦简乙360—366号“墓主记”说商榷

天水放马滩一号秦墓所出乙种竹简360-366号之内容与墓志、告地书等常见丧葬文书及编年记等记事类文书均存在明显差异,因此篇中所记"丹"这一人物为墓主的可能性不大,不宜定名为"墓主记"。从全篇主旨、表现手法及简册形制来看,它应当是乙种《日书》的一部分,其篇题可按内容拟为"丹"或"祠鬼"。

启征西河与夏代西河地望

古本《竹书纪年》有"启征西河"和"胤甲居西河"之记载。启征西河即文献所载启诛武观。"五观"即"五子"亦即"武观",并非启之五子或季子,而是参与反叛夏朝的异姓诸侯。启征西河应是夏代初年夷、夏激烈民族斗争历史背景下,夏族与传说中的虞舜的后裔的国族观国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根据有关文献和考古学资料判断,胤甲所居西河极有可能即在古观国,今河南濮阳清丰一带。夏代西河得名盖缘于该地位于古《汉志》河以西。

范晔《后汉书》纪传与司马彪《续汉书》志分合考辨

今传《后汉书》作者非一人,注释于众手,在流传过程中时分时合,难免出现各种问题。在今天看来,最主要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各种版本刊刻署名或有不妥,二是后人对各部分的撰人产生误解,三是历代学者对其分合过程聚讼纷纭。因此,有必要考察《后汉书》的版本及其内容分合情况,辨讹祛疑,以求其是,避免后人再度产生误解。

史志目录的编纂方法及其面临的困惑——以《清人著述总目》为例

文章以《清人著述总目》为例,总结了中国史志目录的传统编法,即利用已有书目,摘取清人著述,分类编纂。指出困难在于难以齐全,难以避免有名无实的书滥入,难以避免以讹传讹。这三个困难一时难以克服,为史志目录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希望引起目录学界的重视。

唐宋相书的著录与种类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相术由广泛流行走向成熟定型的时代,相书的编纂传写相当普遍。文章依据史志目录、敦煌文献,结合对其他传世文献的考察,对唐宋之际相书的著录、种类等情况进行全面梳理,以期为全面认识唐宋社会文化,尤其是民间信仰与民众心理,提供一份独特的资料。

从《汉志》小说观看史志小说家混杂面貌的历史成因

中国古代小说数量众多,历代史志小说家面貌庞杂而混乱。从目录学角度来看,《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列有小说家,只能说明小说家是诸子之一,具有与诸子一样的性质,是一种学说派别。《汉志》小说观强调的是作品之“用”,而并不关注作品的题材类型、写作手法等文体因素。《汉志》小说观给后世小说目录以深远影响,历代史志小说家的芜杂面貌和作品收录上的混乱可以在《汉志》小说观中找到历史原因。

西周中晚期册命金文所见“五邑”新探

西周中晚期册命金文中的"五邑"并非"五个邑",而是一座位于岐周东面漆水流域的城邑。"五邑"建制有三:一是军事统帅太师、师及辅助管理军事人员走马、驭人的官员;二是行政官员邑人及管理甸人、水利设施的官员;三是以祝为代表的神事官员。三类官员以太师、师为核心领导者,其下属或行政官员一般由太师、师举荐。西周中晚期"五邑"既可加强岐周、丰镐军事防御,又是西周重要农业区。

论《汉书·艺文志》的图书分类

历史形成的学术分类思想、王官之学的影响、现实的学术状况及学术的兴替变化,都影响到《汉书.艺文志》的图书分类。《汉书.艺文志》体现了刘向、班固等学者对当时学术存在的认识,具有相当的理论高度。对于《诸子略》的分类,梁启超、胡适等说纵横、农、杂三家"绝无哲理上根据"是不足为训的。刘、班时代史籍未能独立为类、史书入《春秋》类、史籍入《书》类,都反应了当时史学意识尚未十分明晰;而《小说》类与史书分离,又说明当时史学意识已开始萌芽,认识到了实录是史书的根本特征。阮孝绪《七录序》以为"史书太少,不足以为类"的观点是不全面的。研究将古代目录学著作是否将史部独立为类,划分为《七略》分类系统和四库分类系统。阮孝绪《七录》与王俭《七志》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体现了史部的独立,属于四库分类系统;而后者仍属于《七略》分类系统。

论“明清实录藏族史料类编丛书”古籍整理工作

《明实录》《清实录》藏族史料的辑录与整理,对西藏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将《明实录藏族史料》《清实录藏族史料》与其他从《明实录》《清实录》辑录民族史料的著作相比较,说明其具有取材丰富便于利用等特点,但仍存不足,具有再整理的必要性。而再整理则侧重于从人名、地名与族名的用字,出处的标注,标点及简化字等的处理上进行举例说明,使这两部史书更为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