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差异与“复流为土”——明代广西改土归流反复性原因分析

明代广西的改土归流出现较大的反复性,许多土州、县在改由流官治理之后不久又恢复了土官的世袭统治,个别土州、县在土、流之间反复更替。就其主观原因而言,当属明代封建中央王朝、壮族土官和各族民众彼此间在改土归流问题上出现较大的认同差异所致。广西明代改土归流出现较大反复性的深层意义在于,它在明代广西改土归流条件尚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为封建中央王朝与壮族土司政权在国家与地方认同关系上提供了持续调校的契机,为清代在广西成功实施大规模的改土改流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明清时期土家族土司音乐制度考释

土家族土司音乐制度是封建王朝在土家族地区实施的一种民族文化政策,是土司对土民的一种文化管理措施。与前朝相比,明清时期的土司音乐制度较为完善,它包括了土家族土司巫术与占卜音乐、土司部族战争音乐、土司消灾禳解音乐,同时还包括土司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时的祭祀音乐,形成一套完整的宗教、民俗、军事仪式音乐制度。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对土家族土司音乐制度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土家族土司统治时期所反映土家族人生活的民俗音乐、仪式音乐与典型的土司祭祀音乐等,都突出体现了土司音乐受到政治的影响、宗教的渗透和经济发展的促进。

元明时期上思州黄姓土司之乱与王朝中央之治策探析

元明时期,左江上思州黄姓土司恃其险远,结连交趾,叛服无常,严重危及王朝中央在地方上的封建统治。元明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封建国家的统一和保障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及时干预与回应,采取剿抚兼施,进而废土设流的处置策略。上思州从"设土"到"改流"的历史转变进程充分表明,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王朝中央对沿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与控制趋于强化,少数民族地区的向心力与国家认同意识也不断增强,彼此在互为认同中共同维系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

改土归流后土家族传统文化的变迁

清雍正年间,土家族地区完成改土归流后,民族融合和民族交流空前加强,在国家行政力量和民间社会力量的双重推动下,汉文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土家族地区渗透。土家族传统文化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发生了变迁,这种变迁有着积极的影响,同时也产生了部分传统文化失传的缺憾,这是土家族传统文化面对外来文化冲击进行自身调适的结果。在文化大发展的今天,面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既要合理开发,更要大力保护。

清代土家族墓碑文化研究——以田家洞村为例

田家洞村位于古丈县断龙山乡,历史上是田家洞长官司治所所在地,现留存有清代以来墓碑近两万块。研究这一时期的土家族墓碑文化,对于了解清代土家族社会的状况,并从中窥探清代改土归流后土家族的社会状况、土家族文化的变迁以及汉土文化的互动,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清代改土归流成因分析

在唐代“羁縻”政策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土司制度,经过元、明两代的发展,到清代已日臻完善。但是,土司制度本身的缺陷及统治阶级维持全国统一的需要,使改土归流随着社会条件的不断成熟,具备了施行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大历史视野下清初滇东北土司制的延续与变迁

清朝初年的滇东北地区,一方面元、明以来的土司制度得以延续,并通过联姻等方式强化土司内部的关系;另一方面,随着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这种以土官治土民的边疆政策,越来越显露出弊端。清廷政府为此不断调整土司管理政策,并最终于雍正年间正式拉开西南地区改土归流的序幕。以上滇东北改土归流的相关问题,都可置于国家历史视野下进行考察,从而对昭通民族史研究提供必要的补充。

思州对贵州建省的历史贡献

始建于唐、发展于宋元的思州,是贵州连接中原与西南的交通锁钥,水陆交通发达,战略地位凸显,地域广阔,社会经济文化繁荣,是贵州文明的先发地,是贵州乃至全国改土归流的发源地,是贵州建省的基础。文章基于此论述思州发展对贵州建省的贡献。

明朝盐课提举司的地方运作与制度变迁——以云南五井盐课提举司为例

明朝云南五井盐课提举司作为滇西北的最高盐务管理机构,其职权一度超出盐务范畴,深入到井地的民政、司法、文教等领域。嘉靖年间五井盐课提举司治所迁入云龙州,与云龙州治分驻于澜沧江东岸雒马井和西岸旧州。改土归流后,云龙知州接手了盐课提举的行政、司法和社会管控等“附加职能”,弱化了盐官对地方政务的影响。“盐官”终被州官完全取代,盐务与政务合于知州一人,云龙州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州司合一”。

改土归流后移民家族的建构及其意义——以湖南永顺县青龙村林氏为例

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对湘西地区实施大规模移民。这些移民家族为了争夺生存资源,建构了家族组织。在家族组织的建构中对国家正统性身份的强调具有重要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它反映了湘西地方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以林氏家族为例,采取田野调查和民间文献相结合的历史人类学方法,可以复原改土归流后湘西土家族村落中移民家族建构的历史。

明代改土归流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双重影响——以广西壮族地区为中心

明代,随着土司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其弊端亦日益暴露,导致地方土司与王朝中央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趋尖锐化。为进一步强化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封建统治,明政府有针对性地实施局部改流。改土归流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从总体上看,其积极作用要大于消极影响。本文以广西为中心,就明代改土归流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历史影响作一实证研究,藉以考见明代王朝中央同地方壮族土司之间的相互关系。

清末川边改土归流时期赵尔丰盐业改革措施及其意义

清末,清政府积极推进川边改土归流,在对盐井进行改土归流过程中,赵尔丰对当地盐业管理制度的改革成为当地盐业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先后经"腊翁寺事件"、官盐局的设立、商盐局的成立等重要阶段,各项盐业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得以推行。盐业实行制度化的运作方式,使得盐税的征收增加了边务经费,同时为川边改土归流的推行和边疆稳定奠定了基础,进一步有效打通了同中印边境察隅等地的联系,维护了国家领土安全,促进了边疆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