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否促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

基于国有企业改革视角,以2013—2022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显著提升国有企业数字化水平,该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倾向得分匹配、改变变量度量方法和计量估计方法、排除替代性解释影响等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治理效应和资源效应推动了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显示,对于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和政策性负担较大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数字化转型的正向影响更明显。经济后果考察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促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其市场价值。

国有股权参股如何影响民营企业信用评级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民营企业信用评级不高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利用不同股权的融合放大国有资本功能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以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视角进行研究发现:国有股权参股能显著提升民营企业信用评级。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国有股权参股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经营风险,提升民营企业信用评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管理层代理成本、国有股权制衡度、行业竞争程度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更高时,国有股权参股对民营企业信用评级的提升作用更有效。研究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承载着巨大制度红利,有助于实现民营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对国有资本和民营企业具有“1+1>2”效应,对混改政策实施效应和民营企业是否引入国有股权有重要决策参考意义。

政府政策引导下国有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演化博弈及仿真分析

构建演化博弈模型探究国有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过程中双方的行为逻辑和策略选择,求解稳定均衡策略,仿真模拟不同初始状态下博弈参与主体的策略选择及其受激励政策影响的动态演化过程。研究表明:政府激励政策会影响博弈双方的策略选择,且在不同初始状态下存在差异,当双方初始意愿较低时,国有企业选择引入策略的概率随激励力度增加而提升,初始意愿较高平时,战略投资者最优策略选择转为“参与”。国有企业初始意愿较高时,政策倾斜具有“锦上添花”的促进效应,初始意愿较低时,则减缓了其收敛速度;当双方初始意愿较高时,激励政策供给概率下降使参与主体的最优策略选择发生根本性变化。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及其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现阶段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已成为改革的中心环节。本文在回顾国有企业改革历程。对比改革前后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分析了现阶段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模式与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进对策。

地方政府政绩诉求、政府控制与国有企业税负

以我国2004—2012年A股非金融类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区分了省级政府与市级政府控制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各级地方政府不同的政绩诉求对国有企业控制程度是否存在差异及该控制程度对国有企业税负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政绩诉求(包括财政盈余、相对经济增长率、失业率等)显著影响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程度,且省级政府更注重相对经济增长率及失业率,市级政府更关注财政盈余水平;三个政绩诉求中相对经济增长率对政府控制的影响最为显著;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程度与企业税负显著正相关;与省级政府相比,市级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税负更重。这表明,增加地方国有企业税负是市级地方政府实现其政绩诉求的重要途径。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与公司控制

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上市发行股票是我国改造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重要途径,我们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分为四种模式,并考察了改制模式、控股股东控制上市公司程度及其经济后果的关系。通过分析1997-2000年我国285个国有企业首次公开发行后三年的数据,我们发现改制模式的不同深刻地影响控股股东对控制程度的选择,非完整改造公司的控股股东选择控制程度高的模式的概率较高。另外,我们还发现控股股东对于上市公司控制程度越高,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程度越严重,但是,很大程度上,控制程度对于资金占用与关联交易的影响来自于改制模式的不同,也就是改制模式不同深刻地影响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并进而影响了关联交易程度和控股股东对于上市公司利益的侵占。本文的研究结论所蕴含的启示是,很大程度上,控股股东控制上市公司的动机来源于上市前国有企业的不彻底改造,并且这种不彻底的改造方式已经对公司治理效率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

股东资源与公司财务理论

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资金向来不是单纯意义的生产要素,它往往是其他多种要素的流动载体。同理,股东并非单纯财务资本的提供者,更是股东资源的承载者。从这一角度出发,提出了“股东资源”这一概念的构建和理论拓展,认为:股东资源是大股东所拥有或控制的财务资本、无形资源(含社会资本、独特资源)和组织能力等多种资源要素的复合体,具有异质性、互补性等特征。中国公司普遍存在大股东这一事实表明,公司在本质上是资源型大股东的联盟体。大股东投入个体资源后形成整体股东资源,以此吸附公司所需的其他资源并最终形成公司独特资源。借助公司治理与管理,将资源转化为公司竞争力和价值增值,是股东与公司价值创造间内在财务机理的基本逻辑。多个大股东并存下的公司治理本质上是大股东联盟的协同合作治理。股东资源及其延伸的财务逻辑提供了观察公司运作的一种全新视角或范式,股东资源观有助于深刻理解和积极探索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

企业所有权及其对国有经济改革的启示

本文重新探讨了现代企业的性质，提出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具有“准分离性”的本质 倾向，非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具有“准融合性”的本质特征，现代企业不是“所有权与经营 权的分离”而是两者的融合统一，并进而提出我国国有经济“内部人控制”制度并未反映人 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本质特征而必须得到控制，只有改革国有经济制度，建立既有意愿又 有能力选择和监督公司经营者的大股东治理，才是国有经济的根本发展之路。

国外企业重组基金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在发展中国的企业重组基金过程中,政府需给予政策上的有力支持,积极参与到企业重组基金的监管当中;同时应大力培养专业的管理人员,并且在企业重组改制当中,能有效地协调企业与企业重组基金的关系;鼓励多元化的投资,拓展企业重组基金的资金来源。

股东资源理论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于中国联通的案例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离不开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股东资源的互补与共生发展。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既是股东结构的重构,更是各种股东资源的聚合与效应发挥。基于中国联通“二次混改”经典案例,对混合所有制改革要素进行了逻辑归纳,系统论述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股东资源的作用逻辑与机理——“混”的是股东资源(物质基础),“改”的是公司治理(上层建筑)。因此,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应重点关注外部大股东的准入门槛,以资源异质性和资源优势互补性为根本选择混合所有制改革模式,发挥混合所有制改革后大股东联盟的良序治理,并动态优化股东资源,完善股东进入和退出机制。

垄断性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启示

文章在剖析垄断性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论逻辑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过程中的产权制度安排模式。垄断性国有企业引入非国有资本的实质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垄断与资本属性并没有必然对应关系,对于垄断业务只要能够符合政府管制的要求,其背后的产权属性既可以是国有资本也可以是非国有资本。垄断性国有企业业务类别决定了混合企业中非国有资本具体产权配置,不同的产权配置决定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具体形式和资本间代理关系。非国有资本产权安排是一个基于私有产权可分割性的产权优化配置框架,现阶段应通过对垄断行业自然垄断业务的拆分逐步推进改革,从而形成垄断性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突破口。

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实践及未来趋势

经济学理论对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原因主要有四种解释,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主张大致分为市场环境说、公司治理说和产权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以来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在政策和实践层面不断发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力度加大。这场由中央和地方政府主导、大大小小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参与的制度变迁,在分类标准、混合方式、股权比例、国资证券化率、治理结构、投资平台和运营平台、员工激励、配套措施等具体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政策稳定性、市场竞争环境建设、政府职能变革、意识形态支持以及改革的灵活性将是今后改革需要进一步突破的重点。

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实证研究——基于“十二五”时期国企改革的效果评价

＂十二五＂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走出去＂进程加快,国有企业以及作为＂精锐部队＂的中央企业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增加,对全球市场的影响力已不可同日而语。深化国企改革,既是中国国有企业自身的战略需要,更是国家发展大战略的客观要求。本文基于中央企业在2011~2015年间的财务数据,构建了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四维评价体系,并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33家中央企业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探析＂十二五＂期间国企改革的进展和成效。

国企混改概念股的市场价值创造效应研究

以国企混改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作为研究对象,选取2014-2016年国企混改概念股为样本,考察国企混改对企业市场价值的作用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在控制了资本结构、现金流、经济效益和公司规模等因素的情况下,国企混改对企业市场价值的提升发挥了显著的正向作用,不同行业的国企混改效果存在差异,电信业、采矿业及建筑业的国企混改带来的价值提升作用最为明显。

保障国有资产建立完善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

从分析和解决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中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出发,提出了新的改革思路和举措,以期推动中国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取得健康的突破性进展。

“二次混改”增进国有企业的绩效了吗?——以六大试点央企旗下上市公司为例

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二次混改"被视为国有企业提质增效的一剂良方。那"二次混改"是否增进了国有企业的绩效呢?文章以"四项改革"中的六大试点央企旗下21家A股上市公司为例,比较分析其改革前后的经营绩效,研究结果发现"二次混改"并没有显著增进国企绩效,这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二次混改"在推进过程中的制度诟病。文章最后提出应循序渐进地推进"二次混改"、积极实施员工持股制度并使其常态化、有效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等政策建议。

国企混改基础及公司治理机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全面深化改革又一次成为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作为深化国企改革的一条重要路径,混合所有制是在保持国有经济主体地位的前提下,为解决中国特有的国企改革问题所进行的探索和实践,其目的是通过引入非国有资本,激发国有企业发展活力,着力解决国有资本运行效率不高的问题。从经济上来看,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有股东和非国有股东的合资合作,是以国企混改合同为基础的公司治理模式改革,是中国底层经济逻辑的重置。在国企混改过程中,首先要关注作为国企混改基础的国企混改合同所蕴藏着的公权与私权交织的特殊性,并基于此在国企混改合同中对混合所有制企业承担公共职能,即对企业控制权限制、营业自由限制、公共责任承担和“三重一大”决策前置程序等作出特殊约定。同时,在遵循市场逻辑的基础上,既要坚持合同自由原则,也要接受现代公司治理制度和国资监管规则的规制,并在国企混改合同中对股东间利益安排、股权转让作出特殊约定,以达成公私权交织下的利益平衡,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治理体系,形成最优的国企混改之利益安排,实现国企混改目标,进而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和效益,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绩效及其波动的影响研究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改善国有企业经营低效和社会资源利用不公的重要形式,也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着力点。以我国2001—2013年有股权转让的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绩效及绩效波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整体上看,混合制改革显著提高了企业绩效和企业绩效波动,非国有资本入股对企业成长存在U型的非线性影响,而对成长波动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影响,二者的非国有股比重拐点在72%左右。混合制改革后不同的企业控制人对混合制改革的结果有影响,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或民营企业要比实际控制人为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混合制改革更成功。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制度供给与需求分析

通过对国有企业建国以来、尤其自改革开放至今体制演变进程及改革成效的回顾,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成效不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的需求不旺和供给不足。运用制度变迁理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着重分析了国企改革的制度供求关系不协调的现实原因,进而提出政企分开,增加制度供给,完善市场机制,让国有企业成为市场的竞争主体,充分参与市场竞争是国企改革的重要途径。

从现代产权理论看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产权制度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从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微观经济主体的角度看,现代产权理论关于产权问题的研究所得出的一系列观点,对于深入思考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