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留抵退税促进了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吗?——来自2018年留抵退税改革的证据

以2014—2022年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并以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改革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对照组民营企业相比,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促进实验组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留抵退税政策实施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间接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留抵退税政策影响因民营企业的规模、技术禀赋以及生命周期差异而有所不同,且对规模较小、非高科技领域、处于成熟期和衰退期的民营企业影响效应更为显著。

增值税留抵退税、财务柔性与企业创新激励研究

文章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基于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数据,论证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评估结果发现:与对照组相比,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增加了实验组企业的创新投入、通过影响企业财务柔性激励企业创新;从企业特征方面来看,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对于非国有企业、规模较小企业、成长期企业以及存货周转率低的企业效果更为明显;同时,增值税留抵退税除了激励企业创新外,还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效率。根据研究结论,提出进一步拓宽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适用范围、区别对待纳税主体等相关建议。

论过程性行政行为不可诉规则之突破——以出口退税疑而缓退为切入点

税务机关在办理出口退税业务中如果发现纳税人有骗税嫌疑,则将开展疑点调查、暂缓出口退税。在实务中,税务疑点调查并无时限要求,导致税务机关可以无限期调查,形成事实上的疑而不退,而法院也大多以该疑而缓退行为属于过程性行政行为而认定其不具有可诉性,造成纳税人无以救济的诉权困局。为了实质性化解疑而缓退的可诉性争议,宜针对“过程性行为”与“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的狭隘理解,将疑而缓退界定为“复合型过程性行为”,并对“实际影响”作出“权益增减变动型”与“权益限制型”的二元划分,并通过建构法定的暂缓退税时限制度,对税务机关施加法定时限这一程序限制,用以保障“权益限制型的复合型过程性行为”下纳税人在事实上的出口退税利益。

留抵退税能成为企业深耕主业的源泉吗?

本文以财税[2018]70号文对特定行业的留抵退税规定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深入挖掘留抵退税对制造业企业形成的政策冲击。研究发现:留抵退税显著增强了制造业企业的主业盈利能力。机制检验表明,留抵退税会增加企业现金流,降低外源融资成本,直接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企业主业盈利能力。而短期内,实业投资和研发投入增大带来的成本负担会降低当期主业盈利能力。从长期来看,实业投资会提升企业主业盈利能力,研发投入的影响则不确定。此外,留抵退税对高留抵水平企业、非国有企业和中西部企业激励效果更为明显。本文为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以及推进实体经济发展、制造强国建设提供了政策借鉴。

“留抵退税”政策对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业绩影响估测研究

选取2015—2021年上证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DID双重差分和多元回归模型,探究2018年实施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12类400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业绩影响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与提高主营业务专注度,对公司业绩有积极正向支持作用。这为我国进一步推进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为现行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公司提升经营业绩提供决策依据。

“留抵退税”新政对企业经营绩效分析与政策建议——以医疗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企业作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由于增值税税制的链条性设计,增值税的进项留抵税额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为遵循国际通行的做法,2018年以来我国通过实施并扩围增值税增量留抵退税制度,以减少待抵扣进项税额占用企业自有资金问题,2022年又开始实施存量留抵退税政策。为验证该政策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实施效果,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 d),对92家医疗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若干主要财务指标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对企业的经营业绩有明显地提升作用。因此,留抵退税新政应进一步扩大其实施范围,进而不断提升企业经营绩效,助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留抵退税”政策对制造业创新的影响研究——以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是“减税降费”的重要手段之一,即将进项税额与销项税额的差额部分税款进行退还,进而影响企业的现金流,降低融资约束影响,有利于企业减轻资金压力。目前,有关增值税留抵退税对制造业的影响机制、作用等相关研究文献较少,针对创新影响方面的文献则更少。鉴于此,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制造业上市公司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制造业上市公司创新呈正向促进作用。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提高企业的研发能力了吗?——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我国2014-2021年A股制造业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2018年实施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能否提升企业的研发能力。实证结果表明,享受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企业,研发能力显著提升,并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得以验证。理论逻辑在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增加了企业现金流,增强企业抵御风险能力的同时也会降低企业的研发风险,企业的研发意愿增强,研发能力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另外,制造业企业需要购进生产设备进行研发活动,而现金流的返还让企业不再担心会因为采购机器设备而产生大量的留抵税额;企业生产模式和生产理念的转变,也会更偏向于进行研发创新,提升自身的研发能力。在产权性质方面,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仅对非国有企业研发能力有激励作用;在成长速度方面,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成长速度快的企业提升研发能力产生了积极效果。

基于通胀和股票误定价带保费退还条款的DC型养老金最优投资策略

研究了在通胀环境和保费退还条款下,缴费确定型(Defined Contribution,DC)养老金管理者考虑在无风险资产和带有误定价股票间寻求最优配置以达到终端真实财富预期效用最大化。首先,在通胀环境下,利用随机分析得到养老金管理者的真实财富过程。其次,利用随机控制理论建立了关于养老金管理者值函数满足的HJB(Hamilton-Jacobi-Bellman)方程,针对CRRA(Constant Relateve Risk Aversion)效用函数求解HJB方程,并找出了解析解。最后,通过数值模拟,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通胀波动率、误定价系数、风险厌恶系数以及保费退还等参数对养老金管理者投资策略的影响,并给出相应的经济学解释。

税收激励的就业促进效应--基于“留抵退税”改革的经验证据

以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4—2021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考察了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结果显示: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就业水平,且主要通过融资约束效应、实体投资效应及生产率效应影响劳动力就业;留抵退税政策的就业促进效应对非国有企业、成熟期企业及资本密集型行业表现出明显偏好。进一步分析发现,留抵退税政策显著优化了劳动力就业结构,在企业规模扩大的同时,平均劳动力成本与劳动收入份额也随之提高。因此,应进一步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优化留抵退税政策设计;深入疏通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促进企业劳动力就业的传导渠道;制定差异化政策,提高留抵退税政策的精准性。

养老金期待利益及其保障规则研究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届满前参保人因履行法定缴费义务取得的养老金期待利益是应受法律保障的养老金权利。其权利属性是参保人参与未来养老金分配的法律资格,权利客体指向未来可分配之养老金。参保人跨职域、跨地域流动以及因法定事由退出养老保险关系时,转移或结算部分保险费的现行规则客观上导致了养老金期待利益的部分或完全丧失。为切实保障参保人的养老金期待利益,应以单一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为理论依据构建制度分立、内涵整合的养老金权利合并规则,通过国家间的社会保险协定写入养老金权利整合性条款,构建法定事由下终止养老保险关系的保费返还特别规则。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影响了企业劳动力雇佣吗?

在稳就业政策背景下,从多角度探寻企业劳动力雇佣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社会与经济意义。本文利用2013—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2018年财税[2018]70号文件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实证研究增值税留抵退税对企业劳动力雇佣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对企业劳动力雇佣水平具有提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生产规模效应和生产率效应,对企业的劳动力雇佣产生直接的促进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劳动密集型、低研发密集度企业影响更大。对长期就业效应的分析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会通过资本—技能互补效应,降低企业劳动力雇佣增长率。本研究有助于全面理解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就业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并从减税降费视角提供了提升就业结构等方面的政策启示。

35kV户外式组合互感器计量异常的分析及处理

组合互感器故障对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具有很大危害,同时也会造成电能计量差错。对某35 kV户外组合互感器多次发生过电压导致PT烧毁及高压熔断器熔断进行分析,提出相应有效解决措施,并对差错电量进行追补,保证了电网的安全运行和电能的正确计量。

基于政府驱动与市场驱动的押金返还制度研究——考虑闭环供应链竞争的回收决策分析

在一个原制造商、一个再制造商和一个回收商组成的闭环供应链中,考虑制造商竞争,基于押金返还制度,分别构建四种押金模式,研究押金返还制度对闭环供应链定价和回收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由政府向制造商收取押金和由政府向回收商收取押金的模式下,回收率随着单位押金的增加而提高,政府驱动的押金返还制度能有效促进废旧产品的回收再制造;(2)在由再制造商对消费者收取押金的模式下,再制造商的利润随着单位押金的增加而增加,市场驱动的押金返还制度会对再制造商的利润产生积极作用;(3)与无押金模式相比,对原制造商而言,在政府向制造商收取押金模式下,产品售价提高,在再制造商向消费者及政府向回收商收取押金模式下,产品售价下降;而对再制造商而言,存在押金返还制度时,其产品售价均下降。研究结论基于押金返还制度的视角,对制造商的回收策略选择和政府选择合理的激励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留抵退税政策提升了企业创新质量吗?

以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在探析该政策对企业创新质量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12-2020年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该政策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留抵退税政策总体上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质量;该政策对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发挥;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在不同所有权企业、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不同地区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

押金返还制度下再制造闭环供应链的非合作-合作两型博弈模型

针对两个制造商和一个回收商组成的再制造闭环供应链,本文构建了一个连续型非合作-合作两型博弈模型,研究制造商的定价策略及制造商与回收商的利润共享问题。本文首先在非合作博弈部分以制造商的销售价格为策略形成竞争局势,其次通过冯·诺伊曼方法确定合作博弈联盟的特征函数,利用Shapley值进行利润分配得到制造商和回收商的利润,然后将制造商分配得到的利润作为非合作博弈部分的支付函数,求解得到Nash均衡策略及最优利润。本文构建的非合作-合作两型博弈显著特点为非合作博弈部分局中人的策略为连续型且支付函数需要通过合作博弈部分确定,合作博弈部分局中人与非合作博弈部分的局中人不完全相同。本文通过对竞争模式、合作模式的对比分析说明了建立的非合作-合作两型博弈模型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最后,本文分析产品替代系数、回收难度系数和成本优势等参数对均衡定价策略及利润的影响,通过数值实例说明了政府收取制造商的单位押金对销售价格及利润的影响,为政府制定与实施押金返还制度提供合理建议。

香港高铁客票电子支付系统设计

为满足广深港(广州—深圳—香港地区)高速铁路香港段(简称:香港高铁)旅客外卡支付及跨境退票与改签的需要,结合香港高铁客票系统及电子支付系统升级工作,依照两地金融相关政策及铁路电子支付业务相关规范,对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票电子支付系统既有业务流程进行再造,提出香港高铁客票电子支付系统设计,为互联网和线下售票应用提供电子支付服务,实现香港高铁客票电子支付跨境购票的通退通改,并提供对账结算、偏差处理、资金清算、支付安全认证等服务。香港高铁客票电子支付应用已实施,取得较好的应用效果,在应用层实现了香港高铁与内地铁路客票电子支付系统的统型,增加铁路客票国际卡支付渠道,为跨境改签与退票提供便利。

没收违法所得处罚中依法退赔制度的解释论

没收违法所得处罚中依法退赔制度的构建将公益性和私益性有效兼容,是对公法和私法相互交融的实践需求的回应,其理论基础在于私权优先保护的价值理念和“国不与民争利”的民本思想。依法退赔制度的适用条件有三:法律责任竞合的存在、当事人有违法所得和当事人依法应当承担财产性民事责任。依法退赔制度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蕴涵主要表现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落实了比例原则的要求,强化了行政处罚公正原则和实现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从逻辑关系来看,依法退赔制度不是没收违法所得的前置性行政程序,当事人依法退赔的款项是没收违法所得的事实构成要件,其直接影响没收违法所得处罚的法律效力。通过行政处罚处理期限中止制度的完善和依职权行政调解的嵌入有利于在行政处罚程序中直接落实依法退赔制度和保证没收违法所得处罚的合法性,最后完善财政部门返还款项的程序,充分发挥财政部门返还款项制度的兜底性和补充性的功能。

碳税返还机制下道路货运演化博弈

将碳税再补贴给道路货运企业低碳创新的碳税返还机制有助于兼顾道路货运低碳转型和社会经济发展。基于碳税返还问题的各主体博弈分析,确定博弈参与者策略集合,构建“政府-道路运输企业-托运人”的三方博弈模型;推导各方在不同策略组合下的收益矩阵,引入复制动态方程描述各方策略变化过程,并采用Matlab进行数值模拟仿真,研究关键变量对博弈演化结果的影响。结果表明:返还机制能够推动道路货运企业低碳转型并推广低碳运输产品,但补贴力度过高(或过低)达不到预期效果。企业的补贴让利策略显著影响返还机制下的系统均衡稳定。道路货运需求弹性较大时,返还机制对企业低碳转型的促进作用较低;道路货运需求弹性较小时,返还机制是推动企业低碳转型、推广低碳运输产品的有效工具。

增值税留抵退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为例

选取2016—2022年生产性服务业企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估计增值税留抵退税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且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估计、指标替换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等稳健性检验;企业现金流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创新有显著影响,即留抵退税政策通过增加企业现金流对企业创新产生促进作用;政策对非国有企业、股权相对分散企业和高盈利企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评估留抵退税政策的效果,有助于有关部门进一步优化与完善我国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