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的亲属拒证权制度研究

亲属拒绝作证权制度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证据制度,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刑事证据立法中都有明确规定。我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的"亲亲相隐"制度规定。确立亲属拒证权制度,对于弘扬传统的伦理道德,充分保护公民人权,提高法律效益,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推动我国法治化进程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刑事拒绝作证特权中的利益衡量

拒绝作证作为一项特权，是在刑事诉讼中查明案情、追求实体真实的需要和另一种重要的社会利益发生了冲突的情况下，法律所作的一种特殊的利益协调。本文运用比较法的研究方法，对拒绝作证恃权中的这种利益冲突与协调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之上，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立法完善作了初步的探讨。

证人作证制度的道德维度思辨

证人作证制度是证据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提高证人作证率一直是各国立法努力的方向。然而证人本身也是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在道德维度上存在着个体差异,证人制度也应当对这种需求予以考虑。而我国证人作证制度却未考虑到个体的道德需求,只是以一种圣人之德来对证人作证义务予以普遍性的要求。缺乏证人免证特权的规定,也就成为我国制约证人作证率的一个瓶颈。

论清末民初的人证制度

人证制度是清末民初时期证据制度的重要内容。同传统的人证制度相比 ,清末民初的人证制度出现这样一些变化 :证人不再是依法可以拷讯的对象 ;证人若具备特殊情形 ,其拒绝作证完全是一种权利 ,而非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证人若具备特殊职业身份亦可以免予作证 ;证人依法享有一定的物质补偿权 ;对证人伪证行为的打击不再限于众证定罪案件中的作伪行为 ,并且应以证人被告知伪证的后果为前提。

对法不容情的批判性解读——以容隐制度与亲属拒证权为视角

通过对中国的容隐制度和西方的亲属拒证权进行考察发现,亲属容隐制度与西方大多数国家所规定的亲属拒证权有着共同的价值基础。虽然这项制度在建国后被当作封建消极的东西予以摒弃,但是在当代中国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且具有回归的现实基础,应当在立法中重新设立这一制度。对“法不容情”应作批判性的解读。

证人拒证权的取舍——法律与道德的博弈

法律与道德都是有层次性的,要求所有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是高层次的道德要求,法律只应规范低层次的道德内容。设立证人拒证权是公民对人性化法律的必然要求。

论刑事司法中的警方线人

对于有组织犯罪等特殊类型案件的侦破,刑事司法中的警方线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警方线人立法上还很不完善,其在侦查、审判程序中还存在诸多问题,这些因素影响和制约了警方线人预期制度价值的实现。明确警方线人的适用程序和范围,并合理设置其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的权利与义务,业已成为改革与完善我国特情侦查制度的一个重要课题。

从“亲亲相隐”到亲属拒证权

亲属拒证权无论在我国历史抑或外国历史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对人权的保护,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乃至于对一国法律制度的顺利运行都具有重要的作用。虽然现行亲属拒证权制度具有合理性,但是应该在拒证的范围、主体和形式等方面加以变动和限制,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当前法律体系的运行。

关于证人拒绝作证的思考

证人拒证是困扰司法实践的一大难题。本文认为,证人拒证首先是出于惧怕心理和躲避心理;其次是证人的权利义务具有不对等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完善证人作证制度提出了三点建议。

论我国刑诉“近亲属拒绝作证权”制度

在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近亲属拒绝作证权的确立着实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史上法律与人权结合的一大进步,其不仅是对古代"亲亲相隐"文化的传承更是对以人为本、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贯彻以及对维护家庭和谐、社会稳定政策的支持。但由于历史、文化、立法基础相对薄弱,近亲属拒绝作证权在实际司法操作中存在适用主体、阶段过窄等问题,本文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完善建议。

论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

在当前的刑事诉讼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率低的情况相当普遍，阻碍了当前的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进行。应该采取有效措施，保证证人出庭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