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级区域协同立法的现实困境与纾解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跨级区域协同立法作为区域协同立法的特殊形态,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而推动国家重要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跨级区域协同立法具有巨大的现实需求,2023年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三条为区域协同立法制度提供了明确法律依据,但在实践中,由于跨级区域协同立法的各立法主体间存在层级差异与权限差异,在立法合法性、立法权限、立法主体平等性、立法程序方面仍然存在问题,阻碍区域协同立法制度的发展。可以通过法律解释方法、遵循地方立法权的“最大公约数原则”、建立健全跨级区域协同立法的特殊备案与生效机制来纾解跨级区域协同立法的现实困境,完善区域协同立法运行与保障机制,有效适应新时代区域高质量发展要求。

区域环境司法协作的实践表征及发展理路探析

环境司法协作是促进区域、流域环境整体性治理的重要保障。但当前相关研究侧重某个重点区域、流域的环境司法协作分析,亟待对京津冀、长三角、成渝、长江、黄河等区域、流域环境司法协作实践进行全面的考察和规范分析。可以依据协作目的、内容、空间,将多元化的环境司法协作样态分为政策回应型协作与程序便利型协作、纵向协作与横向协作、省(区、市)内协作与跨省协作等。针对规范性、结构性、机制性等困境,区域环境司法协作需要从纵向协作迈向纵横协作结合、从协议型协作迈向立法型协作、从低位阶协作迈向高位阶协作。未来还需要加强区域、流域、陆海统筹下的立法协同,探索“共享法庭”及其配套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纳入与应用,推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与司法的深度融合,从而对区域环境司法协作进行全面的规范性补强、结构性调适、协同配合机制的建构及数字化司法转型。

我国区域合作:困境、成因及法律规制

区域合作在我国各地不断地实践着,并呈现出合作类型多、领域广、层次杂等特点,与此同时,合作也面临一些困境,主要表现为以行政区为单元的管理模式尚未得到根本改变,统一的法治环境尚未形成,制度性障碍依然存在。造成困境的法律成因包括相关立法的滞后、合作协议缺乏法律效力、缺乏公众参与导致外部制约不足以及传统管制思维作祟。对于面临的困境,需要从法律层面进行相应的规制,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探索区域协作立法,做到有法可依,强化合作协议的约束力,积极引导公众参与区域合作以及地方政府要树立治理的理念,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的力量,以此推动区域合作向纵深发展。

中国城市群治理:摆脱“囚徒困境”的双重动力

"囚徒困境"模型揭示了城市群治理中的合作理性与个体理性之冲突,但是囚徒困境的三个潜在假设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城市群的博弈现实。中国城市群治理摆脱"囚徒困境"存在着双重动力。第一动力:城市群治理过程不是一次博弈,而是城市政府之间无限次重复博弈,这将提高区域合作的概率。第二动力:合作策略不是基于道德,而是城市政府者基于收益最大化而选择的理性策略。通过有效区域规则设计,对合作方公平分配合作收益,对违约方增加违约成本,从而改变理性经济人的目标函数,引导城市政府选择合作策略。

基于政策网络治理模式下的区域政府间合作

政策网络治理是政策网络理论与治理理论研究相结合形成的新的治理流派,是公共治理的一种新框架和新模式,代表着治理主体、治理工具、治理结构、治理机制的深刻变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的发展步伐的不断加快,在政策网络治理模式下的区域政府之间的合作正在逐步形成,但在进程中遇到的问题也日益凸显。面对这些问题,文章在政府合作必要性及存在问题原因分析的基础上,对地方政府间的合作进行了对策设计,以期提高区域合作的效果和水平。

政府间区域协作的机制与“中国实践”困境

地方政府间区域协作是带动形成区域间相互促进、优势互补的互动机制,是实现区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和实现互惠共赢的重要途径。中国政府间区域协作存在着区域强制协作、区域利益协作、区域共识价值协作和区域惯性协作四种机制。区域性社会合作机制的缺失制约了经济合作的前进步伐,主要体现为诸如地方本位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的强大影响、利益的区域分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及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标准制约等"中国情境"。

南海区域合作的法律困境及对策研究

南海区域合作在全球层面、区域层面和双边层面都具有一定的法律基础,但这些法律基础较为薄弱,从法律性质看,绝大多数属于软法,硬法严重缺位;从合作领域看,主要集中在环境保护等低敏感领域,合作的范围比较狭窄;从合作的密切程度看,南海区域合作缺少有效的机制约束,表现出较强的随意性。因此,南海区域合作需要进一步强化,从软法合作过渡到硬法合作;从低敏感合作发展到深层次合作;从松散型合作转变到紧密型合作。

“一带一路”缓解东北亚安全困境:可行性及其路径

在中国周边次区域中,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最为严重,而该地区对于中国实现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具有重大意义。具备区域合作重要属性的"一带一路"倡议能有效缓解安全困境。东北亚地区之所以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缺口,主要由于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居高不下、美国因素的负面影响、中日竞争关系的存在,这些因素的根源又是该地区的"安全困境"。将东北亚地区逐步纳入"一带一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该地区的安全困境,并为深化东北亚区域合作提供新的动力,两者有望形成良性循环。俄罗斯、蒙古国和韩国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态度积极,朝鲜也表现出一定的兴趣,日本和美国态度复杂,但已经很难置身度外。在推动东北亚地区纳入"一带一路"倡议时,需先从双边合作入手,争取各国均加入到"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然后扩大到中日韩、中俄朝和中朝韩三边合作;进而扩大到多边范围,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设立"东北亚建设资金",专注于东北亚项目投资;同时激活和利用大图们江开发计划和长吉图国家发展战略。

美国与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动因及影响

由于错综复杂因素的交织,东北亚的安全两难一直是该地区国家寻求密切合作的最大障碍。并非区域内国家的美国却在东北亚安全关系中扮演主角,然而它深刻介入东北亚安全事务的结果是使地区安全困境愈益显现。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矛盾角色自有其复杂的内在动因,即通过轴心—辐条的安全格局把美国霸权利益凌驾于东北亚地区安全之上。东北亚畸形的安全态势对地区一体化进程及其安全构建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省际行政区边缘经济协作中的政府协调

我国经济协作中的地方政府协调有其特殊的经济动因,也同我国行政区划体制紧密相关,本文在分析我国省际行政区边缘经济特征的基础上,重点提出省际行政区边缘经济协作及协作中的政府协调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官员没有充分认识行政区边缘"自然区域"和"地缘经济"属性;区域公共利益分化使政府协调动机难以稳定,期待合法化整合,这是我国省际行政区边缘经济协作中政府协调的两大困境。与之相对应的对策,一是进行省际行政区边缘文化认同和整体意识构建,达成具体的政府协调方略和措施;二是政府应积极建立协调与合作的共同利益基础,应充分发挥协调的网络化效应。

全国统筹协调发展格局下区域合作问题研究

本文从"扼制"问题出发,构建了关于区域合作选择的博弈模型,论证了完全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区域合作不能自动实现和维持,会陷入"囚徒困境",导致区域产业同构现象;进而分析了扩展模型以及相关经济区域收益效用的变动和区域产业分工格局变化;为推动区域合作,从理论上提出了建立具有法律效力的中央区域经济管理机构和法规专司区域利益协同,培育微观经济主体并支持企业跨区域联合与重组这些相应的对策建议。

区域生态府际合作治理的碎片化困境及其出路

随着区域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我国环境问题逐渐超出特定的行政区划边界而演变为跨行政区环境问题,这需要地方政府间的横向合作以形成跨行政区环境治理,文章通过分析我国地方政府间在生态合作治理中产生的碎片化现象,包括合作理念碎片化、合作动力碎片化、组织结构碎片化以及合作程序碎片化,找到造成地方政府间合作碎片化的原因并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建议包括加快培育地方政府间合作共赢的制度文化,加强地方政府合作的制度建设以及健全政府间合作的运行保障机制。

困境与出路:新形势下中亚局势与我国西部安全问题研究

安全困境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用以解释国际紧张、对立乃至冲突形成机理的一个基本概念。冷战后,中亚地区一直深陷在内忧外患的新安全困境之中。中亚的地缘政治格局、经济状况以及地区内的"三股势力"问题成为影响我国西部地区安全稳定的外围因素。我国政府在中亚地区应有所作为,充分利用上海合作组织的平台,打击"三股势力";协调边界争端,维护边境稳定;发展经济合作,开拓共赢局面。

大别山旅游合作与资源整合开发研究

区域旅游合作是实现区域无障碍旅游的有效途径。文中研究认为区域旅游合作具有旅游市场扩大效应、产业规模经济效应、交易成本节约效应;在此基础上,以大别山地区为例,揭示了区域旅游合作面临合作仅限于政府层面、缺乏统一旅游发展规划、利益本位主义严重、旅游区域交通瓶颈制约以及旅游服务配套设施不完善等诸多困境;进而提出了实施旅游规划整合,促进旅游景区、线路、交通和融资整合等措施。

社会评价威胁对社会困境中决策行为的影响:基于静息态fMRI的研究

目的采用囚徒困境任务,通过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研究社会评价威胁对社会困境中决策行为(特别是合作行为)个体差异的神经机制。材料与方法共计60名健康受试者参与本研究,受试者被随机分为威胁组(30名)和非威胁组(30名)。实验前获取受试者照片并告知受试者会有陌生人对此照片进行评价,威胁组获得的社会评价多为负性,非威胁组获得的社会评价多为正性。实验任务分为三个组块,在每个组块,受试者首先会得知社会评价反馈的情况,然后与多人分别完成单次囚徒困境任务。在囚徒困境任务中,受试者需要选择是否与对方进行合作,所获报酬与由选择结果决定。本研究采用受试者在囚徒困境中的合作率作为衡量社会评价威胁对决策行为产生的影响的指标。通过分析工具(a toolbox for data processing&analysis for brain imaging,DPABI)处理采集到的静息态数据,并将合作率分别与静息状态下大脑的局部一致性(regional homogeneity,Re Ho)以及低频振幅(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ALFF)做相关分析。结果右侧眶额叶皮层的Re Ho值、ALFF值与社会评价威胁条件下社会困境中的总合作率以及受到多次威胁后的合作率呈负相关;纹状体的ALFF值与社会评价威胁条件下社会困境中的总合作率以及受到多次威胁后的合作率呈负相关。结论静息状态下眶额叶皮层和纹状体的活动情况与社会评价威胁后社会困境中的合作行为有关。

美国衰落与亚洲文明的复兴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的力量格局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最突出的特点是美国发生的衰退倾向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美国的衰落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是在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政治结构变化和政治衰退;其次,引发“特朗普革命”即政治生态混乱的深层次原因,主要表现为:美国长期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社会差距的扩大,金融资本主义下的赌博经济和美国作为军事大国的对外扩张。“文化是宿命的”,正如这一名言所预示的那样,近二、三十年来新兴亚洲经历了快速的崛起,在这一过程中,儒教、佛教以及伊斯兰教等亚洲文明在传统的意义上得以复兴。亚洲固有的文化与从深层对其给予支持的亚洲文明,在几个世纪的沉默与衰退之后,开始成为地球新的宏大秩序的文化源泉。亚洲固有的文化和文明的复兴,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向当今的世界发出了历史性的声音。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探析

本文通过对农村合作经济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理论与实践的调研,对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概念、内涵及其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关系等进行了梳理与辨析。从宏观层面提出了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五种模式,即:"区域协同融合模式"、"品牌(产品)核心融合模式"、"技术渗透融合模式"、"三资活化融合模式"、"主体协作融合模式"。分析区域协同模式下,要建设区域生活文化化、区域环境生态化、区域信息网络化、区域管理网格化的"四化基础"。通过对品牌核心模式的解析,提出品牌凝聚了三次产业的共同利益;品牌在文化理念传播前提下,不但是农业标准化生产产出来的,也是农产品标准化加工做出来的;要在区域层面加大对品牌的保护力度。对技术渗透模式的分析,得出:生态化和信息化是第三次农业革命的创新动力,将促进高效农业向智慧农业的变革。"三资"活化模式解析了"互联网+"的众筹整合服务方式。主体协作模式指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主体培育方向是:政府(产业协会)+集团公司(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

区域公共治理合作中的价值困境及其策略选择——以长三角区域为例

近些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区域化态势,区域公共事务也随之急剧增加,区域治理合作成为必要。不过,在社会实践中,区域公共治理合作时常遭遇困境,合作成效并不理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价值困境是比较重要的因素。区域公共治理合作中的价值困境主要体现在价值理念冲突、价值目标偏位、价值标准错位和价值思维匮乏四个方面。破解区域公共治理合作中的价值困境,不仅需要重塑价值理念,培育正确的价值取向,而且要构建公平合理的利益平衡机制,建立健全制度体系,确保区域公共治理合作有序发展,合作效果有效实现。

南海海洋科研区域性合作的现实困境、制度缺陷及机制构建

南海是我国海洋科研的关键阵地,开展区域性合作是推进南海海洋科研进程的重要形式。然而目前南海区域性海洋科研合作面临着领土纷争、实力差距以及区域性组织缺乏等现实困境;加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海洋科研规则中的"默示同意"制度、"科研计划审批"制度、"随船参与"制度以及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存在的制度缺陷,导致南海海洋科研待滞不前。构建区别式共享的区域合作机制是突破这些现实困境和制度缺陷的有效方法。

区域警务合作的演化博弈分析

随着跨区域犯罪的日益猖獗,区域警务合作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本文从地方公安机关参与区域警务合作之间存在的博弈关系入手,基于演化博弈理论分析地方公安机关参与合作博弈的演化过程,分别研究了不存在约束条件和存在约束条件情况下的演化稳定略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无约束条件下地方公安机关更倾向于消极参与合作,从而导致"囚徒困境"问题的出现;当引入第三方约束时,加大对地方公安机关的奖励、补偿以及惩罚,可以有效遏制消极合作的行为,促使地方公安机关积极参与区域警务合作,形成"帕累托最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