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法的学科建设--基于新加坡经验的研究

新时代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需要补齐短板,加强区域国别法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目前,我国区域国别法律人才远无法满足企业走出去的需要。区域国别法的学科建设既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对法学教育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我国坚持对外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保障。新加坡基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高等教育发展经验,逐渐形成了具备自身特点的区域国别法学科发展机制。新加坡的区域国别法发展经验对我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区域国别法的学科发展需要贯彻交叉学科的发展理念,打破学科间的壁垒,培养学生对某一国或某一地区法律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认识和理解。

国际区域能源合作的解释结构模型

国际区域能源合作是一个具有主体多元化、关系复杂化和结构层次化等性质的复杂系统,是市场机制客观作用与国家需求意愿相互作用、融合统一的结果,因此,呈现出动态性、非线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运用结构原理与解释结构模型建立了包括37个要素的国际区域能源合作结构模型,37个要素分布于9个层次。结构模型中的"合作意愿———合作习惯———合作主体关系结构———合作强度"子结构是国际区域能源合作的核心关系链,决定了国际区域能源合作的实现与可持续。要素分布的9个层级基本包涵了国际区域能源合作研究的关键问题。围绕核心要素与外部环境形成的4个关系链,每个关系链上要素的相互作用、互为协调机理,为国际区域能源合作稳定性实现机制构建提供了重要依据。

国际旅游收入与地方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的实证分析——以桂林市为例

运用动态计量经济学的单位根检验模型、协整分析模型、因果关系检验模型,以桂林市为例,对国际旅游业和地方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国际旅游业的发展与桂林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但是其对桂林经济增长促进作用还不够;在较长的滞后期内国际旅游业是桂林市经济增长G ranger意义上的单向原因,两者之间没有形成一种协调互动反馈机制。

外语学科的国别与区域研究:概念、内涵、定位与内容

国别与区域研究是外语学科的五大学科领域之一。最近,“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在外语界引起极大反响。如何平衡这两者关系?外语学科如何为“区域国别学”作出独特的贡献?本文在阐明外语学科复杂性与多样性的同时,首先讨论了国际关系学科中的国别研究与区域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其次分析了历史学科和国别与区域研究的渊源;接着着重探讨了外语学科建立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必要性、差异性与合法性;最后给出了外语学科主导的国别与区域研究的概念、内涵、定位与内容等。国别与区域研究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不仅是外语学科内涵的延伸和拓展,也是对接国家需求、服务国家战略、寻求学科发展新的增长点的学科使命。

社会学视角下的国际关系信任理论——兼析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互信

对信任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初的社会学领域。信任理论自中国古代以来就有论述,但作为国际关系的分析框架则是冷战后的时代议题。本文以社会学的视角应用信任理论分析国际关系的现实,以信任理论的概念为起点,分析国际关系中信任的作用,以国际关系中信任理论的构成要素为核心,建立信任理论的基本框架,结合东亚区域合作的现状分析其制约因素——互信问题。

国际区域合作的驱动力要素论析

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促使世界各国通过国际区域合作来提高和增进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和人民的福祉。国际区域合作的建立与发展不仅是基于国家间的共同利益,而且还是多种要素合力驱动的结果。驱动力要素在确保和推动国际区域合作形成与向着良性、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国际合作思想在探讨国际区域合作的驱动力要素问题上给予我们以启示,对深入研究国际区域合作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全球化进程中的亚洲区域合作

当前亚洲区域合作呈现三个主要特点,一、起步虽晚,但发展迅速,前景广阔;二、东亚合作正在成为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先导;三、中国在亚洲区域合作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本文还就东亚合作的模式、领域,以及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作用,我国与日本、美国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美国战略东移背景下中美印三角关系的变与不变

奥巴马政府宣布美国"重返亚太",实施战略重心东移。这一战略对中美印三角关系的影响明显,它使中美印三角关系面临新挑战、出现新变化。但由于中美印彼此之间原有利益或矛盾的延续性,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显示出某种程度的稳定性。中美印三角关系的这种"变"与"不变"具体表现为:美印战略合作深入,但两国仍难以建立同盟关系;中美战略互疑加深,但双方仍希望加强合作,避免冲突;中印关系面临新的挑战,但发展关系依然符合两国的利益。

二十一世纪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

本文论述了亚太地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的趋势，分析了亚太地区跨国经济合作的历史进程，阐明了东北亚经济地域结构的基本特点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变化态势。

国际形势当前特征及对我国家安全影响

冷战后国际形势持续演化,已呈现出两极均势彻底解构、大国关系趋向平稳、区域危机此起彼伏等鲜明特征;我国家安全与发展由此也相应地面临着尽快摆脱战略困境、有效抵制强势霸权,以及谨慎应对地缘裂变等现实课题。

世界和地区大国对外政策中的跨区域主义:俄罗斯的视角

21世纪初,世界主要大国,实际上包括所有的地区大国,都加入到快速发展的跨区域进程中。无论新的还是旧的跨区域方案——金砖国家、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中等强国合作体、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一带一路”倡议、欧亚经济联盟等,均获得新的发展空间。这些方案之间的不断竞争决定了必须对跨区域主义现象进行综合研究,该现象既是全球化的一个阶段,也是影响世界政治的新趋势,更是世界大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工具。从世界大国在对外战略中实际运用效果的视角分析,跨区域主义是在地区和全球层面实现国家和集团利益、消除全球化增长约束因素、全球化破坏性效应最小化、同时保障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收益、合作制度化、改变全球和地区管理体制、建立地区合作和认同、加强相互依存的有效工具。因此,目前出现了跨区域方案激烈竞争的征兆。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研究

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为研究对象,选取国际航运中心衡量指标和上海区域经济衡量指标,分析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服务能力与区域经济的互动发展。研究结果表明,区域经济的提高能够推动国际航运中心的升级和发展。建立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了上海区域经济与国际航运中心的产业互动发展,结论表明区域经济发展与港口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关联度。协调好国际航运中心的相关产业互动,可以同时促进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

区域公共产品视角下的粮食安全与国际关系

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历史表明,粮食安全与国际关系有着紧密的联系。粮食安全包含了粮食在数量供给和质量可靠两方面的安全。粮食安全具有典型的区域公共政策意义,采用区域性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粮食安全与国际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该问题的新路径。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和新兴经济体的中国理应重视粮食安全在开展周边外交中的重要作用。

东亚区域主义与中国周边外交

区域主义(一译"地区主义")于二十世纪在欧洲得到了较好体现,但东亚区域主义将在自由贸易区建成后面临一个发展的瓶颈。这主要是由于东亚区域主义自身的脆弱性和东亚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共同造成的。中国战略机遇期内能否通过有效的双边外交解开周边外交中的"疙瘩"、增进东亚区域主义的认同、更好地以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身份参与东亚事务,决定了中国国家利益能否得到充分实现,从而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拯救地中海

很多地中海国家间存在着很深的敌意；根据传统的国际合作理论，该地区各国间进行深度合作，难度很大。然而，地中海各国就地中海环境保护进行了出人意料的成功合作，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该地区存在着一个为保护地中海环境形成的生态学认知圈，其成员们成功地说服了各国政府，为保护地中海环境而积极合作，符合各国自己的利益。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皮特·哈斯博士对此进行了深入详尽的研究。哈斯博士所著《拯救地中海》一书，是关于联合国环境署领导的“地中海行动计划”研究的经典之作。本文根据《拯救地中海》编写。

地区政治视角下的当代国际关系

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在面临当今日益复杂多样的国际问题时往往缺乏深入的分析。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努力,我们主张关注地区政治,到地区体系和地区内的互动关系之中去研究国际关系问题。可以说地区政治是当代国际关系的稳定要素,是换取和平的重要条件。地区政治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着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为了进一步解析地区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形成机制,本文分析了地区政治的基本特征,并在地区政治的视域下解析了国际关系的发展倾向,辩证探讨了其中的积极影响与消极作用。地区政治研究不仅丰富了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容,扩展了其维度,也为研究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路。

俄罗斯太平洋地区与邻国交通网络联通策略分析

俄罗斯远东地区(太平洋地区)与邻国交通网络联通的不同空间形态和结构对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俄罗斯致力于平衡与东、西方的外部经济联系,在此背景下加强本国远东地区与周边国家交通网络联通。俄罗斯远东地区交通系统的功能类别较丰富,但现有交通网络(铁路和公路)和16个边境口岸联通后的货物运输仍存在较大不足。应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建设国际高速交通走廊网络,完善边境口岸基础设施及提升现代化技术与信息水平,满足日益增长的各地区进出口货物中转和运输的需要。

功能区城市外交刍议

在全球化发生深刻变化,城市化进程不可逆转的今天,各种全球性资源和要素在城市中集聚、流动、复合转化,这极大丰富了国家外交工作的布局点和发力点,使国际关系乃至世界秩序的演化有了新的可能性。同时,城市自身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功能区,承载着不同类别的国内国际资源,发挥着不同类型的城市外交作用,在城市外交的空间创建、网络拓展与作用创新上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探讨功能区城市外交,有助于在理论上推进外交研究与城市研究的结合,从学术角度减少两大学科的距离感,促成学科对话,拓展城市外交视野与实践。从理论角度看,功能区城市外交是总体城市外交的一部分,在属性上兼具官方性和民间性、主场性和平台性等多重特性。同时,功能区城市外交又具有专业领域外交的新特点,这特别体现在经济类城市功能区身上。从既有网络角度看,对于城市的居住区、中心商务区、金融区、文教区、工业区、港区、度假区、都市农业区等功能分区,都存在将其编织成网的全球性组织,这些网络或疏或密,但皆能够证明城市功能区可以作为富有专业性国际资源的“有限参与型”国际关系行为体存在。功能区城市外交研究将丰富目前城市外交多元化研究的范畴,打破城市外交的线性思维。今后,新时代的中国城市外交工作需要将更多的城市功能区资源纳入视野、作为抓手,围绕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城市发展开拓新局面。

经济伙伴选择与地区关系拓展——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伙伴关系为例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正加快与世界各地区及其域内国家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当中国同某个地区开展与深化经济合作时,常常由点及面,即首先与地区内某个或某几个国家接触并结成经济伙伴,再逐渐与地区内其他国家建立经济伙伴关系。观察中国拓展东南亚地区关系时的经济伙伴选择,可以发现有两个因素起到了关键作用:一是由东盟国家与中国的贸易相互依赖度和该国的地区网络中心度构成的经济指数,二是由东盟国家与中国的领导人互访密切度以及该国与美国的立场背离程度构成的安全指数。经济指数和安全指数相对更高的东盟国家更可能率先成为中国的经济伙伴以及加强与该地区关系的切入点。对1980—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构建投资伙伴关系样本数据的模型检验支持了这一结论。在案例分析中,东盟国家不同的经济指数与安全指数特征使得中国在东南亚地区选择投资伙伴呈现出先后顺序的差异,泰国与新加坡率先成为中国投资伙伴的现实案例也为研究结论提供了证据支撑。

金融危机背景下区域经济弹性的影响因素——以浙江省和江苏省为例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不同区域在本轮危机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适应能力,即各地区域经济弹性大小不一。但学术界对到底什么因素影响区域经济弹性没有定论。本文以浙江省和江苏省为案例,采用统计年鉴、国家知识产权局和课题组调研数据,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区域经济弹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与定性解释。研究发现:(1)创新水平越高、非相关多样性越强及中小企业占比越大的区域越容易最小化甚至消除危机带来的损失;(2)财政支出较大、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区域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较弱,更易受危机干扰;(3)相关多样性与区域经济弹性无显著关系。研究表明,财政支出对经济弹性与区域发展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应充分考虑其支出结构特点;要正确认识中小企业占比对区域经济弹性的显著正向影响。为此,政府应鼓励创新,增加对科技研发的投入;注重产业多样化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使中小企业自身的优势得以发挥;同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并健全鼓励消费机制以扩大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