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o-Thai Relations in the Yuan,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is paper takes Thailand recorded in Chinese ancient texts during the Yuan,Ming and Qing dynasties(12th-19th centuries A.D.)as the main source of research,especially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in the Thai region as recorded in these ancient texts,namely Yuanshi,Xin Yuanshi,Daoyi Zhilüe,Mingshilu,and Qingshi Gao.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ailand is studied in three aspects:(1)tribute relations;(2)folk commerce;and(3)Chinese immigration.

十至十四世纪的中韩关系形态与东亚世界——兼评费正清的“华夷秩序”论

十至十四世纪的中韩关系形态是宗藩关系。宗藩关系起源于周朝的畿服制度和礼制。一般认为,在东亚史上存在着以中国封建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国家向中国朝贡为特征的朝贡体系或称华夷秩序。然而,宋辽金乃至蒙元时代的中韩关系形态,似乎对费正清教授的"华夷秩序"理论提出了挑战。因为这一时期,虽然中国与高丽建立了宗藩关系,但是,随着辽金蒙古先后入主中原乃至一统天下,以辽金元为代表的北族王朝,取代了以汉唐宋为代表的汉族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的地位,并迫使高丽等周边国家称臣纳贡,所以,费正清教授关于"华夷秩序"的论述,并不完全符合此一时期东亚国际秩序的事实。这时期的东亚,不仅不存在以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而是以北族王朝辽金元为中心,形成了"华夷变态"的东亚世界。

从民族格局差异看明朝治藏政策的现实性-与元、清两朝相比较

与元、清二朝相较,明朝治藏明显不具有元之刚性,其制度也不如清之严密,而是采取了相对缓和且颇具弹性的施政策略。致之之由是多方面的,明朝面临的北部边疆民族关系格局和统治民族主体上的差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元朝宫廷中的高丽贡女

伴随元朝与高丽王国宗属关系的确立而形成的高丽贡女制度 ,在近百年间 ,促使大量高丽女性流入中土 ,成为中外交流史上一种独特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现象。这些入元的高丽贡女 ,大部分进入了元朝皇宫。在长期的宫廷生活中 ,她们不仅适应了元朝的生活环境 ,也把高丽文化带入中国 ,并通过自身地位的改变 ,对元朝与高丽王国的国家关系以及两国国内的政治。

论忽必烈时期元日关系中高丽王朝的态度

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 ,高丽国对元日关系的态度前后发生了明显的转变。高丽元宗一方面出于中韩长期交往的经验 ,另一方面由于害怕蒙古军队进入高丽及日本“倭寇”入侵便反对元朝与日本交往。而其后的高丽忠烈王面对蒙元的强权政治 ,为了巩固王位、铲除“倭寇”,并争取更多的国家主权 。

中日朝鲜通讯权之争与清朝外交政策的转变

中国和朝鲜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受到日本等国愈来愈严重的挑战,清朝传统的宗属模式的外交政策也随之产生了转变。在中日争夺朝鲜通讯权这一外交交涉问题上,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就表现得相当灵活,既充分利用了中朝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又吸收了近代外交的条约形式,从而挫败了日本的挑战,实现了对朝鲜通讯权的控制,并成功维护了与朝鲜的宗属关系。而这种宗属关系又是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出现的,即传统宗属体制与近代条约体制相结合的新东亚宗属关系,体现了清末“传统外交”与“近代条约外交”并用的二重外交方式,这是清朝外交政策转变的重要趋势。

论明代中前期中朝使臣的走私贸易

在明代,中朝两国的宗藩关系是东北亚地区最牢固的国际关系。在两国间频繁的政治与经贸往来中,朝鲜的贡使与明朝的"天使"一直发挥着相对独特的作用。一方面,他们作为代表各自国家的使者通聘对方国家,完成政治或经贸往来上的任务,对促进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无论是李朝还是明朝的使臣,他们在完成自己使命的同时,大多借出使之机私带货物与对方进行贸易,对两国间正常的经贸关系又构成了一定的危害。

元代的中朝朝贡关系

元朝与高丽的朝贡关系在中国历代朝贡关系史上别具特色，其主要特征就是以确认君臣主从关系为核心，对经济利益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朝贡的礼仪象征性则大为降低。元朝与高丽的朝贡制度对中朝文化产生了诸多影响。

宋元人对理学文弊的批判和理学文学观的演变

宋代理学在德、艺关系和文、道关系上走向了重德轻艺和重道轻文的极端 ,程颐提出“作文害道”说 ,对宋元时期的诗文和文学理论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但程颐等人的主张是不符合先儒垂训的 ,于是在宋元时期 ,许多人起而批判这种文道观 ,批判由此造成的文弊。与此相伴随 ,宋元时期理学家们的文学观念也发生着巨大变化 ,一方面 ,他们改变了理学宗师们提出的一些文学主张 ,如抛弃“作文害道”说而提倡“融会文理” ,抛弃“作诗妨事”说而提倡“敛情约性”以为诗 ;另一方面 ,他们对理学前辈提出的一些反文学的文学观做出了新的解说 ,我们称之为“非诗理论的诗学阐释”。由此角度 ,我们也可以审视宋元时期文学思想的变化 。

试论元丽两国政治联姻关系

元丽关系已超出理论层次的宗藩体制,蒙元对高丽的政治干涉和经济勒索,使高丽处于半独立状态。在半独立状态下的百年联姻史中,强权政治表现为由强到弱的发展趋势。随着元朝的衰败和高丽恭愍王的反奇氏运动,宣告了元丽联姻的结束使高丽从半独立状态下的解脱出来。元丽百年政治联姻揭示了元在联姻中的政治干涉以及元丽两国的不平等关系。

试论奇皇后对元末元丽政治关系的影响

元丽关系在古代中韩关系史上极为特殊,双方存在着不平等的朝贡关系,高丽贡女制度就是具体表现之一。由此元末出现了一位足以影响中韩外交关系的特殊人物——奇皇后。奇皇后在元末中韩关系,特别是恭愍王反元运动及元朝武装干涉高丽国王废立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高丽入元太子与丽元文化交流

元朝和高丽的关系在历史上比较特殊 ,不但是因为元朝始终维持武力高压政策 ,并派达鲁花赤进行行政管理 ,而且高丽太子还入元为人质 ,并娶蒙古王室的公主而结成联姻关系。这些在元朝生活过的太子回到高丽都继承了王位。太子入元和回国继位 ,使大批的官员、学者、医生以及各种人才来往于元丽之间 ,并直接促进了高丽儒学的发展 ,也对高丽的风俗文化 ,如婚俗、服装、发式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高丽文献看元代的回回人

元代是中韩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也是回回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随着蒙古贵族的西征和东征,13世纪欧亚大陆的人群流动空前活跃。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价值观被迁徙的人群带入了新的地区,与当地的民族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进而形成了新的民族文化。中国的回回民族就是在元代中外民族文化交流、交融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新族群,其影响在当时就已波及域外。对此,元代的高丽国史籍有着比较充分的记载。

朝鲜王朝的“太平馆”

朝鲜王朝的太平馆是专门接待明朝使臣的馆舍。围绕太平馆的接待职事,朝鲜设置迎接都监都厅,下设＂六色＂及各司负责使臣的生活起居,户曹、兵曹、工曹等衙门分别配合,负责财务、保卫、修缮、供给等项事务。太平馆内主要举办接待明朝使臣的各种宴会并进行贸易洽谈,是朝鲜王朝与明朝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机构,具有＂崇华事大＂的象征意义,对维护和发展明朝与朝鲜的封贡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元朝高丽文人的本位意识——以李齐贤为例

元朝与高丽国的藩属关系决定了高丽文人在接受中国文化、思想与文学传统的同时,也有较强的高丽本位意识。本文以高丽最重盛名的文人李齐贤为例,通过对其诗文著述和政治经历的考察,认为高丽文人普遍在政治上以特殊的陪臣心态坚守民族本位,思想上既接受儒家传统立场又强化家邦意识,文学创作上则在立足中国文学传统的同时,流露出明显的本土观念,从中可以窥见高丽文人面对中原王朝的特殊心态。

萨尔浒战役前后之后金与明朝、朝鲜关系探析

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后,同腐朽、没落的明朝展开了争夺天下的对峙斗争;但因担心明朝与朝鲜的联合,于是积极拉拢朝鲜。明帝国衰落,急需得到朝鲜的军事支持,夹攻后金。朝鲜光海君既要听命于宗主国明皇朝,又不得不顾忌强盛的后金政权的威胁,故只好在明与后金之间左右周旋,明哲保身。如此一来,在1619年萨尔浒战役前后的东北亚政治舞台上,就出现了富有特色的三角关系态势,这对彼时中朝传统政治秩序的演进产生了重大影响。

景德镇元明瓷器绘画与八大山人花鸟绘画

将元、明景德镇瓷器花鸟绘画与八大山人花鸟绘画进行比较,分析和论证了二者之间传承关系的可能,探索了景德镇花鸟绘画被八大山人作为传承对象的内在因素。

元晓对中韩佛教文化交流的贡献──以《大乘起信论》疏、记为中心

隋唐时韩国高僧元晓为中韩佛教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起信论疏》、《大乘起信论别记》认为一心二门是大乘佛法"一以贯之"的无上法门，其中一心是一切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的根本所在；二门只是在一心的基础上的权宜展开。这一注解客观上反映了隋唐时期中国佛教走向一统的历史趋势。

唐绍仪在近代朝鲜十六年活动考述

从1882年12月到1898年10月,唐绍仪先后两次被派驻朝鲜计十六年,是晚清派驻朝鲜时间最长的清政府官员。唐绍仪派驻朝鲜生涯,大体可以分为朝鲜海关时期、协助袁世凯时期和第二次派驻时期。初则作为德籍朝鲜政府顾问穆麟德的助手,历任釜山海关帮办、朝鲜"同文学"英语教师等。后作为袁世凯的重要助手,担任汉城公署西文翻译、随办洋务委员及龙山分署商务委员,曾两次代理袁世凯在朝鲜的职务。甲午战争之后,唐绍仪成为派驻朝鲜的第一个清政府官员,努力维护在韩中国商民利益,积极建议并最终促成中韩两国建立公使级外交关系,对中韩关系最终完成近代转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元丽“舅甥之好”与服饰文化交流

蒙元与高丽之间的服饰文化交流,与这一时期两国政治关系密切相关。文章分析了高丽太子入元与元丽"舅甥之好"这一影响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大背景,并结合文献资料和壁画资料重点阐述了蒙元服饰对高丽服饰的影响,以及元末大都服饰流行"高丽风"的相关情况,指出任何文化的交流都是双向交流,服饰文化交流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