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西方规范权力与资本关系的德法之道

自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政商关系“亲、清”两原则以来,我国学术界围绕新时代政商关系抑或权力与资本关系的探讨日渐深入。由于中西方对待市场经济本质与作用的认知态度各不相同,致使其权力资本化的方式方法形同质异,资本权力化的生成路径迥然有别。特别是在全球经济数字化条件下,中西方权力与资本之间的运演机制面临更加复杂的伦理挑战:就数字权力资本化而言,它呈现出多种多样的表现形态;就数字资本权力化而言,也同样生成了类型各异的表现形式。为求解这些难题,必须对当代中西方权力与资本良性互动的底线道德、伦理规则和法治原则进行深度理论辨析,正确处理好三大问题:以何种态度对待弱势群体是权力与资本良性互动的道德前提,持续构建权力与资本良性互动的伦理规则体系,不断增强权力与资本良性互动的法治保障。唯其如此,才能有效应对和求解新时代我国政商关系(权力与资本关系)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遇到的各种难题。

从《论语》看孔子治民思想的层次性和突破性

孔子治民思想是以君民相互作用为特征而展开的。治民的层次性主要体现为两方面:一是“民”之层次,即由民之“位”和民之“学”所展开的层次划分;二是“治”之层次,即由“治”之方式所划分的“庶之”“富之”“教之”“知之”等四个层次。治民的突破性是通过把握层次之间的关联性,即由君民之“德”的修养实现不同层次间的上升突破。

红色资源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逻辑理路

红色资源是思政课立德树人的鲜活的精神资源,对于润物无声地提升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逻辑自洽目标来看,红色资源的融入有助于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目标的落实、教学内涵的丰富和教学逻辑的建构;从逻辑自洽归因来看,红色资源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主要在教学理念、融入机制和融入效果等方面存在问题。从转变教师教学理念、强化资源融入机制和抵制不良思潮影响三方面探讨逻辑自洽进路,能够更好地推动思政课内涵式发展、助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工作。

人文社科领域中导师德行示范与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关系研究

以人文社科博士生培养为例,探析导师指导德行示范行为对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导师指导德行示范行为能够直接对博士生创新能力产生显著促进作用;师生交换关系的加入可以在二者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且增强作用效果。综合考虑导师指导行为的不同维度时,受其他维度的干扰,德行示范行为无法对博士生创新能力的提升产生直接影响,此时必须通过师生交换关系的完全中介作用方可发挥其隐性育人功能。建议重视导师德行示范行为的培育工作,建立健全师德培育长效机制;强化以教书育人为首要职责的评价导向,完善导师立德树人考核办法,以提升导师指导德行示范行为水平。同时,导师要自觉提升德行示范行为水平,增强导生间“情感”联系;注重导生共同目标的建立,提升导生之间“忠诚”程度;加强科研责任意识培养,提高导生双方对科研目标达成的“贡献”自觉性,以促进师生交换关系高质量发展。

论村规民约治理的形成及其与现代法治的关系

村规民约作为一种乡村社会治理制度,它以自治和德治的方式在传统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在探讨村规民约治理功能的形成和发展历史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了传统习俗文化与现代法治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共存与冲突,进而重点论述了村规民约治理体系与现代法治体系的关系。在当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探讨发挥村规民约的社会治理作用,探索法治、自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实现治理手段的创新,对实现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同情在亚当·斯密伦理思想中的作用

亚当.斯密是18世纪的著名道德哲学家和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同情在亚当.斯密的伦理思想体系中具有多种意义。同情不仅是亚当.斯密建构和评价其道德情操的工具,而且成为其经济伦理的认识论基础。斯密的同情论为我们把握"亚当.斯密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移情说"的主客体关系论

移情说的核心、同时也构成其突出贡献的是从心理学角度揭示了审美过程中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移情说理论深化了把审美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的认识,注意到"同情"中深层的心理活动,避免了把审美移情看成单纯的表层直觉活动而流于肤浅,推进了心理学美学的纵深发展,探索并强调了人在审美移情中所获得的彻底解脱和完全自由。虽然存在不足之处,但移情说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审美经验及其中的主客体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表现论和形式论这种二元对立的局限,把美学研究向着精确化、科学化方向推进了一大步。

同情、美德与秩序——亚当·斯密同情概念析论

在所谓"斯密问题"的理论定势中,同情往往被读解成一种行为动机,斯密却赋予同情概念以颇为特殊的含义。公正旁观者的同情作为一种普遍性的道德评价尺度,不仅成为道德赞许或责难的基础,也诠释了美德的本质及其特征。而其所内涵的对合宜性的道德诉求,更体现了对保持社会秩序与和谐的崇高冲动,这对当下社会和谐与市场社会的道德需求而言,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早期道家的“德性论”和“人情论”——从老子到庄子和黄老

在东周子学乃至整个中国思想的大传统中,说到人性问题,我们想到的往往总是儒家,这种先入为主的印象需要加以调整了。且不说在佛学世界中有一个复杂的"佛性论"①,就是在道家、道教的思想世界中,"人性"(可称为"德性"、"道性")也是一个重要的视域,只是它的表现方式和形态跟儒学、佛学有所不同罢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问题开始受到道家、道教思想的研究者们注意的原因,其中围绕庄子的人性论以及特征、围绕唐代以来道教的"心性论"而展开的讨论相对多一些②。在这里,我关心的是早期道家"德性"和"人情"观念的演变和变异,更具体地说,主要是想讨论一下早期道家思想史中"德"、"自然"、"天"和"人情"等几个概念,看一看这几个观念在同其他观念的紧密关联中,是如何从《老子》开始并向《庄子》和黄老学的不同方向演变的。这样做,当然是首先设定了《老子》(包括简本)是处在这一演变链条的开端,而《庄子》和黄老学都是之后的产物。从《老子》之后,道家思想以放射状分化而形成的多种谱系和儒家一样是十分复杂的,虽然东周晚期的思想家没有对道家分化出多少种支流做出概括。受思想内部自我扩展的驱动,加上同其他学派的竞争和社会激烈变化的刺激,《老子》的一些概念在之后变得十分多样和丰富,这在有关人类本性及存在方式的"德"、"自然"和"天"等概念上看也同样如此。

寻求关系中的平衡:同情性教育的精神追求

同情既是一种开放、温暖的认同心理或意向,也是将他者、他物吸纳于自我心灵,又将自我融入他者之中的理解和接纳的方式。同情性教育可以被概括为"以同情的态度行教育,用同情的方式育同情"。对同情之生成条件的整体把握,有助于辨别同情精神之根本、理解同情性教育的精神追求。同情性教育寻求的关系平衡并非基于一般层面而言的,而是与同情内在的条件性因素相呼应,注重心灵、情感、想象、感知等的互通,力求在具象与抽象、情感与理性、个体性与向他性之间达成平衡。

《道德经》中“德”之含义

《道德经》中的"道"是老子哲学中的最高范畴,它是"常道",是"自然无为",是"物质运动的规律",是"人类生活的准则或法则"。"道"和"德"是一种既有各自独立的内涵,又有交集的关系。"德"的含义包括:形而上的与"道"类似的"德"以及体现在万物、人生层面的"德"这两个含义。《道德经》中出现的44处"德"字,在"德"的这两个含义中均有体现。

论儒家“五常”对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启示

儒家"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范畴。儒家"五常"思想对构建现代社会和谐的人际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仁是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情感基础,义是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价值准则,礼是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行为模式,智是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理性原则,信是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精神纽带。

伦理话语中的古希腊城邦——亚里士多德城邦理念的伦理解读

亚里士多德对公正德性的探讨却以理想的城邦共同体为背景,他设计的城邦是自然的伦理实体,而德性的生活是其形式或自然目的。城邦像一个有机体,但不是一个有机体。城邦优先于公民,公民对城邦负有义务。但公民作为伦理成员,有着广泛的伦理权利。因而,城邦的伦理秩序不是完全国家主义的齐一划秩序,而是以伦理实体为基础的自由平等的合作秩序。城邦公民是自由的个体,公民之间相互平等。

韩非“势治”思想再研究

韩非认为“势”作为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一种权力形态，是一切政治运作必须具备的客观前提和物质基础。“势”的强制性及不分善恶地发挥作用的中性特征，决定了“势”既可造福万民又可为祸天下的品格。围绕着如何确保“势”的运用符合为天下人谋利益的正义标准，韩非具体分析了通过“势位”归属的正义性，即通过“贤人”的道德人格和内在修养来节制权势滥用的方法。他强调，在无法始终依靠“贤人”来确保权力运用正义性的情况下，必须关注在君主世袭时代绝大多数情况下君主为“中人”的现实，从权力行使规范角度，即以“法治”，来确保权力行使的正义性。他认为从权力行使规范的公平和正义而非“势位”归属正义性角度来思考政治问题，更能实现天下大治的政治理想。约束、限制权力，使其行使符合为天下人谋利益的正义标准，最终实现天下大治，是先秦诸子共同的政治理想，法家及韩非亦不例外。

亚当·斯密的同情理论及其对我国道德建设的启示

同情心是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一书的出发点。以同情心为起点,通过阐述同情与合宜性的概念、同情情感产生的原因及过程,从而导出道德品质的确立。在抛弃亚当·斯密主观主义色彩和历史局限性的前提下审视其同情理论,对遏制我国目前道德失范、道德滑坡现象,改善道德状况,提高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克己复礼为仁”思想研究:概念、关系及路径选择

"克己复礼为仁"内含儒家思想系统的基本范畴,是掌握孔子思想的关键。后世尤其是现当代对这一思想的研究从未停止,且争论不断。"克己"涵盖修身、"约己"等含义,"礼"可诠释为周礼、节文乃至人性修养,"仁"可诠释为人际关系乃至内在德性、实践理性。"礼""仁"之间至少有仁先礼后、礼先仁后、仁礼统一、仁礼分疏等不同关系。"克己复礼为仁"研究属政治学、社会学抑或伦理学,争议明显,历史学家与哲学家也存在治学方法旨趣上的差异,作为内证文本的《论语》《左传》也有优劣之别。未来研究中,我们应从诠释个案出发,立足多维视域,予以综合考察。

朱元璋“以德怀之”的民族关系思想

以"以德怀之"来处理民族关系是朱元璋民族关系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他的这一思想包含诸多方面的内容,充分体现了朱元璋对民族关系的重视态度。"以德怀之"的思想,是对以往民族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朱元璋把历史经验与现实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以德怀之"思想在明代民族政策中的实践,成效显著,影响深远。

“以德治国”是治国理论上的重大创新

江泽民提出的在“依法治国”的同时“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 ,“扬弃”了中国古代的“德主刑辅”的治国思想以及西方过分推崇法制的治国思想 ,在总结建国以来治国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第一次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辩证结合起来 ,是治国理论上的重大创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研究

研究生导师在教育和引导研究生的过程中,主动提升德育意识,是"双一流"高校建设的进程中十分重要的环节。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融入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研究,有利于强化导师的基本素质,有利于助力导师完成基本职责,有利于提升导学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推动"双一流"高校的建设。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包含了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指引中华民族走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道路;高尚的文化意识和深刻的历史责任感,成为中华民族深沉的精神追求;其核心价值,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第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师道要求和职业规范融入研究生导师的基本素质和基本职责中,以德立学、以德立身、以德施教,充分提高研究生的基础知识、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发挥导师引路人作用,提升我国研究生培养质量。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路径,可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师道要求融入研究生导师的基本素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职业规范融入研究生导师的基本职责:(1)将励志教育融入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中;(2)将诚信教育融入指导研究生恪守学术道德规范中;(3)将仁爱教育融入对研究生人文关怀中;(4)将因材施教融入培养研究生学术创新能力中;(5)将家国情怀融入增强研究生社会责任感中。高校可以尝试通过营造学校环境、完善支持系统两个层面,利用人力资源部门、信息化建设部门、宣传部门、学生工作部门等共同为导师开展工作提供系统化培训、发展性辅导、体验式活动和新媒体手段;通过提供评价性支持、情感性支持、信息性支持和服务性支持等多维度的支持系统来鼓励和促使导师敢于面对困难,更好地履行职责。

论王阳明的人伦教育

王阳明一生从事众多活动,都很有成就,但他最喜欢"讲学",因为,他通过"讲学",可著书立说,可教书育人,可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培养大量人才。因此,他对其所从事的讲学活动很自信,认为"无愧"为"全人"。王阳明是伟大的教育家,他特别重视道德教育,尤为重视对蒙童进行"人伦"教育。王阳明以"人伦"教育为重点,主张从娃娃抓起,兼及全体。王阳明人伦教育思想的内容主要有三:1.他主张进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美德的教育;2.他又扩大到"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3.他还提升到进行"人心道心""惟精惟一"的高度。他通过人伦教育,培养了大量人才,对我国教育史作出了重要贡献。王阳明人伦教育思想对我们今天学习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美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基础教育是立德树人的事业"等思想和系列论述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