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官吏的葬礼及其社会功能探析

葬礼不仅是一场慎终追远的生命告别仪式,也是一种社会活动。两汉时期,随着官吏阶层的迅速崛起,官吏的葬礼也成为重要的集会、社交场所。后世子孙通过葬礼上的孝行表现,营造自己的孝子形象,谋求仕途进步;朝廷则利用赐赠活动,协调君臣关系,宣扬主流价值;官吏士人借由赴丧,表达政治立场,拓展交际网络。汉代官吏的葬礼不再是一场单纯的丧葬仪式,更成为浓缩的政治舞台。对汉代官吏葬礼的探索不仅深入揭示了社会变革对丧葬礼俗的深刻影响,更生动展示了汉代政治体制与社会关系日常的运行机制。

怀柔与威服:论西晋对匈奴的羁縻政策

西晋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发展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伴随着内迁浪潮,许多民族开始在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活跃起来。其中,匈奴展现出更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在北方众多民族中具有重要地位。为了巩固统治,新兴的西晋政权通过改变匈奴社会体制、调整匈奴部落聚居方式、封赏匈奴贵族,以及征调、贩卖匈奴人口的方式,不断加强对匈奴的控制。这推动了民族融合的进程,也引发了匈奴的反抗情绪,对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和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匈奴对两汉王朝的战争诉求

匈奴对两汉王朝的战争诉求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在匈奴强盛时期,其战争诉求是要凭借强大的骑兵逼迫汉朝承认匈奴的大国对等地位,还要勒索汉朝更多的钱财物品和公主,并形成强大的军事威慑。在匈奴由盛转衰时期,是要击败汉朝,恢复于己有利的和亲。就算不能完全击败汉军,也要把战争作为恢复和亲的筹码。而衰亡时期,则仅仅表明了匈奴的一种对抗和存在。总的来看,在国力强盛时期,匈奴的战争诉求曾大获成功,但在其他时期都并未达到目的。

汉魏六朝古人同名异字关系释例

汉魏六朝时人多以具有褒义色彩的单字为名,重名现象时有发生。而同名者未必同字,依据古人名与字相为表里,名与字的意义具有相反、相近、相关关系的原则,可以辨析名字产生的因素及不同名字所蕴含的寓意,进而推断出同名异字者的名字关系。通过列举《中国人名大辞典》中汉魏六朝时期11组存在重名现象且具有时代特色的名字,以期厘清同名异字者的名、字关系,并为同义词和一词多义提供新的例证。

晚清中俄边界族群与珲春边疆的治理——以《珲春档》及《珲牍偶存》为解析中心

晚清新的东北亚格局下,以图们江区域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较为典型的“边疆与周边”的国际区域;在晚清珲春境内的图们江区域,特殊时期、特殊地域形成了特殊而又颇具规模的中俄边界族群,其中的六类群体引发的中俄边务彰显边疆治理与周边地区的互动,此种历史场景下,珲春边疆的治理超越了边界而呈现出“涉外性”特征,从中展现边疆、边界、周边三个理论概念的因应关系。此说衍生于以图们江为中心的近代东北亚区域,是全球化带给人们对于历史认识的一种新思考,其重要启示在于建构中国边疆学的话语体系,既需要一种综合、系统与辩证的理论方法与视野,也需要全面、具体的实证研究与科学验证,否则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的建构难以扎实推进。

对西汉官员投降匈奴问题的初步考察

从汉朝官员投降匈奴的情况看,既有受皇帝猜忌和政治迫害而投降匈奴者,又有出使匈奴时主动投降者,也有出使匈奴遭到扣留而被迫投降者,还有兵败主动投降者或被迫投降者。尽管各类官员投降匈奴的具体原因和途径不尽相同,但都与汉匈军事实力的变化、汉朝恶劣的政治环境、匈奴单于的积极争取以及匈奴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有关。对汉朝官员投降匈奴的问题,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宜对他们全盘否定,也不宜全盘肯定。应该一方面要明确指出他们的危害,另一方面也要客观分析他们投降的背景,同时还要客观认识他们对匈奴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匈奴控制背景下的西域商贸

在汉王朝政治文化影响进入西域之前,匈奴曾经施行对"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的控制。《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记载,"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赋税诸国,取富给焉"。通过对西域商贸的控制取得收益,是匈奴的经济政策。在匈奴控制西域的背景下,当地商贸活动因匈奴的高压盘剥遭遇损害,却依然发挥着活跃经济和沟通文化的作用。西域商贸的正常运行和发展的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匈奴的支持和鼓励。西域"贾胡"的活跃,是上古丝绸之路贸易史进程中值得注意的景象。

论贾谊《新书》“备月氏、灌窳之变”

汉初思想家贾谊提出过若干重要的政治建议,其中多有因战略眼光的远大卓越形成重要影响者。《新书.匈奴》中发表的有关"备月氏、灌窳之变"的意识,是在认真体察西北民族关系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形成的真知灼见。贾谊相关建议与对匈奴的"三表""五饵"彼此照应,形成了北边战略的全新思路。后来汉武帝对匈奴战争中争取草原同盟国的外交努力,开通河西走廊的军事成就,在西域与匈奴的成功争夺,都可以看作是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施行的政治实践。

秦汉时代之匈奴道德生活

秦汉时代,匈奴的道德生活在道德原则上奉行以生存为指南的功利主义原则,并形成了相应的道德风尚;在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创新方面,冒顿具有杰出的贡献;在处理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方面,他们的道德行为往往远离正义原则;在权力的继承和分配方面,由于缺少相应的道德规范和道德教育对之调节,使他们长期陷入内斗之中;在与汉民族的长期交往中,他们的道德生活也染上了相当的汉族道德色彩。

西汉时期西北边疆的民族关系研究

《汉书·西域传》将西域分为狭义西域和广义西域,汉王朝的西北边疆主要指狭义西域。整个西汉时期,国家战略重点在于防御北方匈奴的进攻,同时也为了抵御匈奴对西北边疆的控制。汉代西北边疆民族关系发展的基本态势,就由汉王朝与匈奴争夺对该地区的控制权,及西北边疆民族为了自己的基本利益,左右于汉王朝和匈奴之间的三方博弈关系构成。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汉王朝与乌孙、车师、鄯善(楼兰)、渠犁等民族的关系较为友好且紧密。王莽新朝建立之后,其错误的民族政策导致匈奴势力再次进入汉王朝的西北边疆,使西北边疆的民族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试论秦汉时期中国体育的对外交往

在文献资料调研的基础上,研究认为秦汉时期中国不仅有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而且出现了体育的对外交往,其交往的国家向东有日本和朝鲜,向西则有中亚、南亚以及古罗马地区;其交往的途径既有官方的通道——使团,也有民间的自发行为;其交往的主要载体是战争和商贸活动;其交往的文化表现是既有输出也有输入;其交往的结果是在相交相融中丰富和发展了古代中国和世界的体育文化。

长城与汉匈关系

西汉王朝从汉武帝至汉宣帝期间，修筑了约两万里长城，其中绝大部分修建于汉武帝时期。汉长城不仅防外，同时防内，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是西汉王朝修筑和戍守长城的意图。汉长城对匈奴而言，主要表现在军事上的围困和经济上的封锁，达到了削弱匈奴的目的。汉长城对中原而言，产生了耗费巨额财力和破坏内地人民和平生活的不良影响，迫使汉武帝下罪己之诏。庆幸的是长城不能把互相连着的经济关系断绝，成为草原和中原的分界线。

“和亲”政策与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

中国在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中,曾实行过著名的"和亲"政策。在与当时的外部邻居——匈奴和西域的交往中,同样的"和亲"政策却导致了不同的后果。对匈奴地区,汉代的"和亲"主要起到边境维和及经济、文化交流的作用,最终达到南北朝时期中华民族大融合。这一实践结果应是汉武帝及汉代诸皇帝始料未及的。对西域,汉武帝的初意只想形成遏制匈奴扰边的联盟,其结果却由张骞通西域形成经济上的陆上丝绸之路交通线。由此,打开了东西方两半球的国际商贸、文化交流线。汉朝与匈奴和西域的交往,使汉武帝及其后来人认识到在国际关系相处中经济、文化的交流与互通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

西汉王朝对匈奴采取的民族政策

西汉初期,匈奴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西汉王朝在与匈奴打交道的二百多年的历史中,不断依据自身的实力调整对匈奴的政策:早期的"和亲政策"、汉武帝时期的"征讨政策"、汉武帝后期的"绥抚政策"虽终武帝之世,匈奴问题未能彻底解决,但为以后最终解决匈奴问题打下了基础。也对促进民族交往和融合、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于敦煌马圈湾汉简涉及西域战争的几个问题

敦煌马圈湾汉简的发现,为研究王莽西域战争提供了新的资料,简牍内容涉及方方面面,为深入真实地了解史实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为研究相关历史打开了新的视野,证实了传世文献的记载,弥补了文献中的不足。利用这批简牍材料对涉及此次西域战争关键问题如:战争开始时间、王莽军失败的原因、联军组成情况以及《匈奴传》为何未有记载这场战争等方面进行探讨和考证很有意义。

清末满汉关系的变化与中华民族认同的诞生

在清末亡国灭种的阴霾下,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蓬勃兴起。而在对民族主义的解读上,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立宪派给出了"革命排满"与"满汉一体"两个看似截然对立却又彼此呼应的文本,二者在随后的发展中逐渐由对立转向趋同,并最终共同创造了"五族共和"这一具有明确中华民族认同特征的新文本。中华民族认同诞生的过程,恰恰反映了满汉关系的根本变化。

秦汉之后邻里关系与礼仪教化

古代中国以农为本,农业生产与居住关系的发展趋势是:从生产劳动相对分散、居住相对集中,趋向生产劳动分散、居住也相对分散。民众无论居住集中还是分散,邻里之间关系非常重要,它与国家管理直接相关。儒家倡导由基层乡里机构承担民众教化,以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和邻里关系。秦轻视儒家礼教,邻里关系相对紧张。两汉儒家崛起,较为重视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以及和谐的邻里关系,重视对民众的礼仪教化。西汉末年出现坞堡垒壁,这种居住形式延续到魏晋南北朝。在战争频繁的时期,邻里关系出现扭曲和异化,礼仪教化废弛。唐宋是里居变化的关键时期,乡里制最终被废弃,集中圈住形式寿终正寝,私学的兴盛与宗族的崛起,士大夫们承担起民众的礼仪教化,由此邻里关系产生巨大变化。古代中国的邻里关系变化受到经济条件、政治状况的制约,礼仪教化重视与否和士大夫们努力是分不开的。

两汉和亲理论的创立、发展与完善

两汉和亲理论的创立始于汉初娄敬。其意图是对匈奴的侵扰暂且妥协和退让,以求得一段时间的安宁,也是汉匈国力强弱的一种体现。西汉前期的和亲政策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也带来了对匈奴一味妥协和退让的弊端。至汉武帝即位,为了实现大一统的宏伟目标,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的威服战争。在汉匈国力强弱的转换中,西汉中后期的和亲理论及政策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改造,就是要将和亲作为匈奴对汉求和臣服的标志。从长远来看,西汉王朝也终将使匈奴臣服。东汉王朝的和亲理论更为完善,成为一种积贮力量、等待时机、重新武力征服匈奴的战略设想,并在实施过程中具有国家统一、匈奴臣服、汉族与匈奴等非汉民族和平友好交往的象征意义。

汉唐中外朝贡制度述论

朝贡制度是古代中外交往的主要模式之一。汉唐时期 ,随着中外朝贡关系的扩大 ,朝贡制度逐渐有了比较固定的内涵 ,贡、封之间 ,已有定例可循。与此同时 。

秦汉时期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类型与模式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传统农业科技文化对外往来交流的第一个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地域、文化、历史诸种因素之影响,传统农业科技文化向周边地区的传播交流明显具有不同的方式、内容及程度;与交往及控制方式相联系,具体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立体移殖型、辐射渗透型及远接互化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