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富民产业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用机理、现实困境与策略选择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难点在农村。县域一头连着乡村,一头连着城镇,发展县域富民产业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现实选择。县域富民产业是能在长期内显著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现代化产业集群,其在空间维度、组织维度和价值维度上具有独特的内涵特征。县域富民产业在产业发展端通过凝聚竞争优势提高产业效益;在农民参与端通过带动农民发展生产、实现农民就近就业和共享资产收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实践中,发展县域富民产业仍然面临产业集群培育不足、辐射带动效应不强,产业同质化突出、结构不优,产业生产经营主体能力不足,产业联农带农机制不健全等困境。加快培育县域富民产业、有效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应依托特色资源培育特色产业集群、优化产业布局、调整产业结构、提升生产经营主体产业支撑能力、持续完善产业利益联结机制。

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共同富裕的视角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加快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促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抓手和必由路径。文章从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动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出发,提出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仅可以促进乡村物质和精神的“双富裕”,而且有助于调节城乡差距,体现公平正义。当前,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仍受到农民参与度不高、所需要素匹配不足、实现机制不完善等因素的制约,建议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指引,加强宣传引导、提高农民认知,完善乡村基本要素配置和相关机制的建设,有效实现乡村生态产品价值,推动农村共同富裕。

乡村产业发展的富民效应分析

乡村产业的蓬勃发展为农民增收和共同富裕带来了新的机遇。文章基于2011—2021年面板数据,深入探讨了乡村产业发展的富民效应,即乡村产业发展是否有助于实现农民增收和共同富裕。结果如下:(1)乡村产业发展显著促进农民增收,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讨论下依旧成立;(2)乡村产业发展显著促进共同富裕,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讨论下依旧成立;(3)乡村产业发展的农民增收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均达到显著水平,中部地区的农民增收效应大于西部地区大于东部地区;(4)乡村产业发展的共同富裕效应在中部地区未达到显著水平,东部地区的共同富裕效应大于西部地区。最后,文章从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理论机制及发展趋势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以分工协作为前提,以规模经营为依托,以利益联结为纽带的新型农业产业化组织。但由于发展时间短和组织形态特殊等原因,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对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性质的认识和发展规律的把握尚不清晰。笔者通过对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组织特征、运行机制、功能作用及发展趋势的剖析认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具有联盟性质的合作经济组织,其成员异质性程度高,组织架构呈现立体式,治理方式具有关系保障+章程管理+合约约束的多元重叠特征。相较于其他农业产业化组织,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内部主体联结更为紧密,要素流通效率更高,创新机制更容易与新模式、新技术、新业态相结合,在保障粮食安全、提高食品质量安全水平、推动农业发展方式绿色化转型、促进乡村兴旺和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具有独特功能。针对当前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状况,政府应重点在法人地位落实、小农户偏向机制和针对性政策扶持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以促进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更好服务农业现代化建设。

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这意味着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将承担更多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任务。为此,需在共同富裕视域下建设乡村治理共同体,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与乡村治理有效的高度统一。就其联系而言,实现共同富裕是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基本前提与价值导向,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则是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与本质要求,由此表现出二者互为实现途径与目的的内在耦合关系。就其理论逻辑而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和城乡关系理论内在统一的思想奠基是其理论本源,习近平共同富裕观与乡村治理思想内在统一的现实指引是其理论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与乡村治理思想的当代升华是其理论底蕴。就其实现路径而言,需坚持和加强党建引领,强化统筹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内涵”和“外延”;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筑牢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物质基础;健全“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完善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治理机制;积极推动城乡融合,激活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生动力。

资本功能财富增长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内在逻辑

资本运用新方法新技术能够发展生产力和增加财富,能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财富支持,但并不一定保障全体人民财富占有上的共同富裕。资本与劳动力资本相结合,既有发展生产力和增加财富的功能,又有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作用。生产资料资本化为资本所有者股份和劳动力资本化为劳动者股份的新型股份制,能够实现资本和劳动力资本有机结合,能够实现劳动贡献归劳动者所有、资本贡献归资本所有者所得,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财富增长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制度创新安排。

生态补偿何以促进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共同富裕?

在生态保护红线区与经济发展滞后地区高度重合的情境下,如何更好地发挥生态补偿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中的积极作用,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也是破解生态保护红线区保护与发展之间矛盾的现实需要。该研究基于山东省生态保护红线区的1762份实地调研数据,从物质-精神-环境的三重视角出发,在综合测度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共同富裕水平基础上,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四段式中介效应模型,揭示了生态补偿对当地农户共同富裕实现的促进效应、作用渠道及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显示:①生态补偿能够有效促进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共同富裕,在使用工具变量、控制政府执行力指数、数据缩尾处理以重新核算被解释变量后,结果依然稳健。②分维度来看,虽然输血型生态补偿和造血型生态补偿均能够发挥多维富民效应,但无论在物质富裕维度、精神富裕维度还是环境富裕维度,造血型生态补偿的促进效应均优于输血型生态补偿。③作用渠道分析表明,生态补偿主要通过提升农户非农就业率、增强农户内生动力和提高其政府信任度等途径来促进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共同富裕。④异质性检验发现,生态补偿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在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地区更为凸显,且主要促进老一代农户群体的共同富裕水平。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提升生态补偿的富民效应,当地政府应致力于实现生态补偿全覆盖,制定差异化补偿标准;拓展生态补偿方式种类,增加造血型补偿供给水平;关注农户和地区异质性特征,适度提高生态补偿瞄准性。

共同富裕背景下教育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以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这一历史使命为出发点,在理论回顾的基础上提出问题,利用31个省(区、市)2000-202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就教育水平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展开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教育水平显著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方向为正,伴随着城乡收入差距水平的提高,教育水平的影响作用更为明显;教育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倒U型关系。同时经济开放水平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大;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具有较强的惯性,需采取有效举措控制,以防失控。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教育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程度有明显差异,中部最大,西部次之,再次是东部,东北最小;处于不同收入差距分布上的地区对教育水平的依赖程度存在显著差异,教育水平对不同收入差距的地区存在不同的影响作用;不同教育层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有明显差异,高中及以下层次的教育对城乡收入差距非常小也不显著,大学及以上教育层次影响较大且显著。

生态富民助推共同富裕的现实挑战及实践路径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生态富民与共同富裕是有机统一的,在生态富民实践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当前,我国生态富民助推共同富裕的实践面临思想认识存在偏差、共同富裕主体参与不充分、生态富民市场发育不足和共建共享机制不健全的问题。对此需要坚持正确思想引领,形成全民共识;增强人民群众的参与能力,促进全民共建;完善生态富民市场,促进全民共享;建立健全共享机制,推动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与富民金融——金融强国战略下金融驱动乡村振兴战略路径新选择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体现,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和必经之路。在此过程中,富民金融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助力。当前,农村金融供给存在着金融资源错配、绿色金融供给不足、数字化建设滞后、金融产品结构单一等问题,难以满足乡村振兴建设的需要。为了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发展农村金融应以市场为基、政策为引制定农村金融供给顶层设计,通过多元供给、金融创新健全农村金融供给体系。同时,在农村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上,加快金融科技布局,并以此提高普惠金融可得性与精准度、增加绿色金融供给途径。此外,通过监管制度的完善和监管技术的革新,完善农村金融监管体系,维护农村金融市场稳定发展。

财税体制改革推进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和实现路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当前,我国推进共同富裕面临发展不充分与不均衡的双重困境,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必须回应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针对当前财税体制弊端,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重点需要优化税收制度、加强财政支出的绩效管理、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绩效管理等,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夯实制度基础。

乡村振兴视域下新型城乡关系探究

推动乡村振兴一直是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重要的一环,因为在新时期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的任务仍在农村。面对新发展阶段与新历史变局,推动乡村振兴所面临的问题也随之不断转变。当前,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需要加大城镇的参与,构建有助于扩大乡村市场、提高消费潜力、健全基础设施和促进农村就业等方面的新型城乡关系。要在正确处理城乡关系的基础上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应以完善城乡融合体制机制、避免人口结构失衡、提高农村人口整体素质和优化资源配置为基本路径,才能高效地实现乡村振兴。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的生动体现。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必然成为人与社会发展的现实命题和价值取向。团结奋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尤其是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的根本要求,要强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国家、社会、公民个人不同层面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劳动力两重属性与劳动者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

劳动力具有两重属性:劳动力商品属性与资本属性。构建劳动力产权有效激励体制机制和收益分配有效激励体制机制,完善和健全市场运行体制机制和法治监管体制机制,能够发挥劳动力的商品属性和市场化有效配置的作用,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财富生产,能为劳动者财富占有上的共同富裕提供财富支持。构建劳动力资本化为劳动者股份的制度安排,能够发挥劳动力资本属性的作用,劳动者持有劳动力资本股份,参与剩余价值转化的利润收入分红,有利于他们实现收入占有上的共同富裕。

坚持以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扎实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并强调要紧紧围绕社会主要矛盾推进各项工作,这为我们研究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指引。实现共同富裕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都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科学判断与决策,都需要聚焦当前我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突出问题,都需要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进行谋划和实施,都需要紧紧依靠人民伟力来解决,目的也都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发展阶段要求全面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加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为导向,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着力点,坚定不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发展的平衡协调和包容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发展过程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通过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不断解决来促进和推动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

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工农城乡关系的探索——基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的考察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幸福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强大的工业国为宏伟蓝图,以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为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取向,以国家工业化为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和共同富裕为价值取向,以兼顾大仁政和小仁政为政策取向,统筹兼顾以工业化为重点的各项建设,统筹把握艰苦奋斗、自立自强进程中人民的长远幸福与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初期过紧日子的度,以此为内在规定性,对社会主义工农城乡关系进行了开创性探索,探索形成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农城乡关系政策体系,促进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及其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带动,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历史基础,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这一探索进程中提出了独创性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工农城乡关系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陈云综合平衡论及其启示

陈云综合平衡论形成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丰富和成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恢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建立和改革开放的伟大社会实践之中。陈云综合平衡论主要内容包括:经济建设要在稳定中增长,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要保持总量平衡和主要结构平衡,促进国民经济要按比例发展;要处理好民生和建设的关系;注重农轻重协调发展,并优先确保农业发展等。陈云综合平衡论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具体结合的思想结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陈云综合平衡论对我国新发展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优化收入分配关系,完善现代收入分配体系——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路径的考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我们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与按生产要素分配并存的收入分配格局,有效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2012年以来,我国人民生活和收入分配的调整优化取得显著成就: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彻底消除绝对贫困;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缩小;“放管服”改革,统筹抗疫与发展,税收、规费和金融等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措施,缓解了企业困难,减轻了企业负担,改善了收入分配关系。“十四五”中后期乃至更长一个时期,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调整优化收入分配关系,健全完善现代收入分配体系,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的进展。在量的指标的预期和掌控上,将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继续缩小;保持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做好国民收入的三次分配;加强对教育科学文化体育等的财政投入,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持续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保持社会成员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充分流动性,尽最大努力防止社会成员在社会各阶层结构间的固化。

新型政商关系能提升民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吗?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本文基于城市政商关系指数,实证分析新型政商关系对民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发现,新型政商关系有助于提升民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上述影响主要表现在企业面临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较高时,以及未建立政治关联的企业。从影响机制看,新型政商关系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劳动力结构升级、降低市场垄断以及保障劳动者权益等路径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积极影响。而新型政商关系对资本报酬和资本支出的影响分析,分别排除了“工资侵蚀利润”和“劳动挤出资本”的替代性解释。本文从厘清政府与企业的边界、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视角,为促进民营企业实现经营效率与分配公平的统一、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现实路径。

“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理论逻辑与政府实践逻辑

既要“有效市场”,又要“有为政府”,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发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优势所在。要从辩证法、两点论来认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而科学理解“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内在机理和运行机理,并在实践中形成政府与市场共生共赢的关系和“市场有政府作用、政府有市场逻辑”的新形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实现“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关键,政府在经济发展的条件、过程和结果环节均应以市场逻辑“在场”,地方政府直接面向市场、面对企业,更需要积极探索和把握与有效市场的相处之道。地方政府与有效市场相处应遵循有效市场的底层逻辑和中央政府的顶层规则,在产业发展领域积极引导区域产业发展方向并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保障的科技支撑和风险可控的投资支撑,在区域协调发展领域要培育和发挥可以互补的递增性区域比较优势以促进区域一体化,在投资领域要建立“以人为本”“需求决定投资”“风险最小化”的有效投资体制机制,在改善发展环境领域要以营造“市场有政府作用、政府有市场逻辑”的新形态为主线重点改善政策环境、宜商环境、人才环境、文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