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宁夏巡抚王邦瑞所作墓志铭浅析

墓志铭在当今文学研究界逐渐受到更多关注,它所涉及的丧葬文化观念、古人生平事迹、叙事文学发展等都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与史学价值。明朝时期,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到了新阶段,墓志铭这种与社会密切联系的文体也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明代巡抚王邦瑞著有《王襄毅公集》二十卷(附录一卷),其中收录墓志铭14篇,在艺术表现上,这些墓志铭展现出求真务实、灵活多变的特点,体现了王邦瑞的文学功底与特色,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学价值。该文从创作动机和墓主身份两个角度做王邦瑞墓志铭创作考略,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王邦瑞墓志铭作品的特点,旨在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明清医病信任问题再思考

随着医疗社会史书写视角的转变,明清医病关系史渐成学界新的研究热点。现有研究根据史料中病家频繁换医现象,认为病家对医家缺少信任是中国古代医病关系的基本格局。在对史料“重新发现”的基础上,加入阶层等变量,拟对这一论断进行重新审视:这一论断并不具有代表性,中下阶层的病家对医家是颇为信任的,甚至到了唯唯听命的地步;医病关系更深层次的心理机制在于由于医学理论和疗效的不确定性,病家利用所能触及的一切机会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毛乌素沙地历史沙漠化过程与人地关系

通过对毛乌素沙地东南缘的一处沉积剖面的粒度分析,揭示该区历史时期的环境变化过程。结果表明:毛乌素沙地历史时期环境一直处于退化之中,主要经历唐中后期和明后期的两次沙漠活化过程。剖面记录的这两次沙漠化与历史文献及考古发现可以相互印证,因此剖面结果对阐释历史文献的记载具有很好的补充作用,同时历史文献也验证了剖面结果的可信性。这两次沙漠活化使毛乌素沙地环境严重退化,尤其是明代后期发生的沙漠化是形成现代地表景观的主要原因。由于此次沙漠化过程与气候过程不一致,因此明末至今的沙漠化与人类活动相关。

基于关联规则分析明清古籍中疫病文献的药-症关系

目的分析明清两代15本医籍、医案、医话中660例疫病诊疗的方药特色及药症关系。方法基于关联规则挖掘。结果在单味药及药对与症状之间均发现了一些有意义的关联关系。显示疫病总属热邪为患,易伤及营血、易耗伤气阴。治疗以清热为大法,主用清热药。急证清心醒神,善用开窍药。后期补虚扶正,重用补益药。清热药物中,清气分热药最多,清热凉血药次之,解表药常常随症加减,说明"入营犹可透热转气"的理论在疫病的治疗中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结论数据挖掘的结果与中医疫病的治法及用药基本相符,能初步揭示明清医家对疫病诊疗的学术思想及治疫经验。

明清徽州分家阄书与民间继承关系

分家阄书系诸子均分制度下民间家产分析所订立的格式契约文书。分家意味着分房。分家析产之后,财产上的众存共业颇为常见,法权上的分析而不另立户籍普遍存在,产业交易上的亲邻优先权相沿成俗,明清徽州民间个体家庭之间只是相对意义上的独立,家户间往往虽分犹合。并且,明清徽州民间存在女承父产乃至诸女均分家产等分家模式。分家析产不断孕育家庭这一基本形态,对于不同层次的宗族经济来说,具有潜在的瓦解作用。

莫登庸事件与明代中越关系的新模式

明嘉靖六年,安南王国大臣莫登庸篡夺王位,改元"明德"。此事件严重冲击明、安关系,使宗主国明朝政府陷入邦交危机。明朝朝野对此事处理的意见严重分歧,"征讨"与"招抚"之争,反复多次,最终采用两广地方大臣的意见,在军事威逼下,迫使莫登庸前来归顺,并授予莫登庸相当于二品的"都统使"官衔,以一种新的形式发展明、安关系,使安南在理论成为明朝辖理的特区。

论事大主义与朝鲜王朝对明关系

事大主义是儒家一种外交理念 ,是小国保存自身、应对大国的策略。它发端于东周 ,广泛存在于古代的儒家文化圈之内。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中亦存在于分裂时期诸政权之间、周边藩国与中央王朝之间。而在朝鲜半岛与中原王朝交往中尤其重要。朝鲜王朝高举事大主义的大旗 ,诚心事奉明朝。形式上它依从儒家礼仪制度 ,奉行朝贡之策 ;思想上归依中华。朝鲜对明朝行事大之礼 ,明朝则对朝鲜采“字小”之策。维护朝鲜的利益不受侵犯 ,是壬辰战争时期明朝出兵援朝抗倭的原动力。正因为朝鲜对明朝采取慕华、事大之策 。

众存产业与明清徽州宗族社会

众存产业是众存公有与房派份额互为前提的业态形式,系宗族内部以房派为主体的血缘性和水平性结合,属于前组织化的产业形态,主要依靠契约关系予以维系。明中期以前,众存产业和众存关系是传统徽州宗族经济和宗族关系的原始体现。明中期以后,众存产业是徽州宗族实体形成乃至发展壮大的现实经济基础。明清徽州民间众存关系的发生具有深厚的社会学背景。

明代私塾中的“师徒”关系刍议

中国传统伦理秩序体系中,"师"的位置缺失,成为后世"礼法关系"争论中的一个焦点。明朝以"孝"治国方针的确立,大大提升了"师"的礼法地位,并赋予了"师道"高于"友道"的基本内涵。明代私塾中遵循"师严然后道尊"的传统教育理念,确立了"师严子敬"的典范式的师徒关系。师徒之间拟血缘化关系的强化,使明代私塾中的师徒关系不仅相对稳定,而且具有较强的社会延续性。明代中叶之后,这种师徒关系呈现出相对淡化的趋势,表面看来似乎具有一定的破除"拟血缘化"社会关系的理性倾向,但事实上乃是在社会功利思潮泛生的影响下,士林风尚的一种异化。

明清徽州合同契约与民间合约关系

传统合同是在原始契约——"判书"使用了很久之后出现的。遗存的徽州合同契约从性质上可分为"议约合同"和"禁约合同"两种主要类型。明清时期,合同契约广泛存在于徽州民间社会,并成为调节基层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明清徽州民间合约关系的存在具有深厚的社会学背景。

试析徽州园林的文化意蕴

徽州园林特色鲜明,风格独特。它的美植根于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的土壤之中,反过来它又是那深厚而绚丽的徽州文化意蕴的表征,也就是徽州文化的一个载体,它体现了徽州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深厚的美学底蕴。徽州园林具有成熟的文人写意山水园的特征,注重风水选址,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古代哲学观,处处有着理学的深刻影响。

明代状元:仕途与文学创作的多重关系

明代状元及第后,直接供职于翰林院,其仕途起点高于其他新科进士。科举及翰林制度下的文学生态,以及翰林文人的特殊心态,都对状元的文学创作有所影响。一方面,明代状元的仕途,决定了其文学创作是馆阁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状元的诗文创作又不完全受制于馆阁文学,特别是在仕途受挫后,其创作更呈现出与馆阁文学大不相同的面貌。作者从明代状元的仕途、文学对明代状元仕途的影响和仕途对状元文学创作的影响三个方面梳理明代状元之仕途与文学创作的多重关系,以期对明代文学和明代社会获得新的理解。

沐氏家族与明代中泰、中老关系研究

沐氏家族在明代中泰、中老关系之中,始终充当着明朝政府代表的角色,发挥着桥梁与纽带作用。沐氏家族成员曾极力周旋于明朝政府与泰国、老挝等东南亚国家和地方政权之间,为稳定明朝政府在西南地区的统治秩序、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有力地增进了中泰、中老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

明清时期语气助词“呀”的发展演变——兼论“呀”与“啊”的关系问题

"呀"是近代汉语中新产生的一个语气助词,是"也"语音发生变化后保留古音而采取的新书写形式。"呀"一方面选择性地继承了"也"的语法功能,一方面也发展出了"也"原先所不具备的语法功能。在调查分析明清几部语料的基础上,揭示了"呀"在明清时期的发展流变,并对语气助词"呀"与"啊"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认识:在近代汉语后期,"呀"仍是一个独立于"啊"的语气助词;"呀"存在丢掉韵头音变为"啊"的语言事实。因此我们不排除"呀"为"啊"一个来源的可能。

洪武时期高丽、李朝与明朝关系探析

明洪武初年,为了防止北元与高丽联手,明太祖朱元璋积极与高丽王朝交往,而高丽王朝面对北元与明朝两大势力一时尚未作出选择,时而对北元、明朝采取双边外交,时而弃明投元,致使两国关系十分紧张。李成桂改国号李氏朝鲜后,两国关系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直到明成祖朱棣即位,明朝与李朝的关系才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也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明清贾儒关系问题研究之反思

学术界对徽商"贾而好儒"特色的争论,缘于没有明确区分"好儒"与"崇儒"、群体特征与个体特征。"崇儒"是对"儒"的尊重、推崇,是明清各个社会群体的共同特征,既非徽商特色,也非其他地域商人群体特色;"好儒"是发自内心对"儒"的喜爱。将"好儒"视为徽商为经商做出的功利性选择,无法解释缘何其他商帮无"贾而好儒"特色。徽商"贾而好儒"是唐宋以来徽州兴起的好儒之风与明清时期重商之风结合的产物。在讨论明清时期贾儒关系问题时,必须明确界定和区分"好儒""崇儒"等概念;应跳出纯粹的商人视角或功利性视角,关注到地域商人群体的文化背景和个人行为动机的复杂性;既要注意历史必然性,也应重视历史偶然性。

明清山陕商人相互关系探析

明清时期,山西商人与陕西商人较多地通过建立联合关系来增强彼此实力,获得竞争优势。但是,其时山陕商人之间的联合不是绝对和一成不变的,而是联合之中又有一定的竞争。其联合和竞争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表现。其中,在湖北、河南、山东、安徽、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山陕商人进行着较强的联合。在河北、内蒙等省,山陕商人又开展着较多的竞争。而在西北甘肃、宁夏等省,山西商人和陕西商人之间则存在着既联合又竞争的关系。

论传统华夷观对晚明辽东民族关系的影响

华夷观念是基于华夏文化优越感而产生的一种“华尊夷卑”的思想偏见。传统华夷观下的晚明统治者,对辽东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施行政治歧视、经济垄断、军事打击和文化输出等一系列民族政策,致使辽东地区民族关系持续紧张,民族矛盾日趋激化,对辽东民族关系的影响深远。

明清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转型境遇下的回族社区——以历史上西安回族社区文化变迁为视点

本文以历史上西安回族社区为视点,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在明清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转型的境遇下,分析了回族社区文化的变迁。

从俺答汗求茶看茶在明朝的政治地位

开展对俺答汗求茶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茶在明代的地位,进一步认识茶对明代社会结构、制度和经济的所造成的影响。明代的汉蒙关系,涉及官方的禁商与民间的通商,为了通商,蒙古人对明朝边境不停骚扰,乃至不惜发动战争,以此达到重开谈判的目的。在明代的决策者看来,茶是文化融合的推动力,是民族矛盾的调节剂,茶叶意味着文化的边界与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