岷州攒都沟藏族土司世系及相关史事研究——以新发现的“攒都沟后土司宗图”为中心

岷州攒都沟后土司向来被认为是甘青地区的重要土司家族,与明封大智法王班丹扎释同出一族,历来受到学界的关注。已有史料中关于其家族世系大致有五种记载,各史料相互之间亦多有抵牾。本文以新发现的"攒都沟后土司宗图"为核心,对该土司的世系及相关史事进行了分析研究,初步厘清了后氏土司的世系、品级等相关问题。

论藏东吐蕃摩崖造像与吐蕃高僧益西央

近年来在青藏高原东麓相继发现了一批吐蕃时期的摩崖造像,其中有三处造像地点都明确记载了造像的组织者为吐蕃高僧益西央(ye-shes-dbyang),这是我们理解这批新发现考古材料关键性的线索之一。文章通过对三处造像题记的解读并结合敦煌出土古藏文文献,探讨吐蕃高僧益西央的生平事迹,进而更为深刻地理解藏东吐蕃摩崖造像产生的时代与宗教背景。

康区的历史与可能性 基于阿来四部长篇小说的历史人类学分析

本文以历史人类学的视角讨论了阿来的四部长篇小说《格萨尔王》、《瞻对》、《尘埃落定》及《空山》(系列)。文章认为,康区历史上的空间感发生过重要转型,即从古代的四方四国模式收缩为晚期帝国及近现代时期的汉藏二元模式,再到当代的一元模式。与此相伴随,康区的时间也经历了不断规训的过程,即从循环的宗教时间转变为中原王朝的政治时间,再到现代线性时间。在上述转型之外,这些作品也分别暗含了空间里的中介与时间上的超越等另类时空发展模式。这一过程及结果既是康区的经验事实,也是历史叙事的功效。阿来的情感体验和文学追求是自下而上的,而其史观却相反。本文也考察了阿来这样的少数民族精英在建构关于本族群的文学化历史叙事中的复杂性。

历史上官营茶马贸易对汉藏关系的影响

茶马贸易自唐朝出现以来,历经宋元明清至民国时期,延续时间长达千余年,它在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中的地位是不可低估的。茶马贸易有官营和私营之分,本文以官营为主,探讨茶马贸易对汉藏关系的影响,指出官营茶马贸易不仅为民族间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提供了条件,促进了民族间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是内地与周边密切关系的基础。

试析汉、藏两地佛教的互动关系

汉、藏两地佛教的关系史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唐蕃时期,汉传佛教向吐蕃传播,对吐蕃佛教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宋、元时期,两地佛教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明、清及民国时期,藏传佛教东向发展,在内地蔚然成风。三个发展阶段的关系模式虽不尽相同,但从总体上讲,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

安钦呼图克图与民国时期汉藏关系研究

民国时期,扎什伦布寺格西安钦呼图克图在内地倡办并参与启建时轮金刚法会,前往汉地佛教团体和寺院讲授格鲁派历史与显密经典,后经由汉地僧侣和居士弟子翻译刊行,传承影响至今;与太虚法师共同参与组建佛教同愿会,推进汉藏两地佛学交流研究与文化联系。安钦呼图克图先后两次往返西藏与内地之间商讨九世班禅返藏问题,转告中央政府的涉藏政策及西藏地方政府的意见立场,国民政府封授其“普静禅师”名号。安钦呼图克图以非官方身份弘法讲经沟通汉藏文化,为汉藏双方意见立场的直接表达奔走往返两地之间,成为民国时期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共同依托的僧侣使者。

民国时期白普仁喇嘛与多杰觉拔格西在内地弘法及影响

民国初年,汉藏佛教界在佛教文化内涵的理解与认识上不断切近,汉地僧人开始集体或单独前往西藏求法,藏传佛教僧人亦躬身达至内地阐发藏传佛教的教义及修行次第。亲至内地初传佛法的藏传佛教著名僧人白普仁喇嘛与多杰觉拔格西,作为扣连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人物,跨越汉藏过往的沟坎与现实局势的困境,凭依宗教领域内的历史与现实问题的诠释,阐明佛教与社会、佛教与人生等佛教现世价值观,与汉地佛教界人士共同弘传佛教文化,赋予佛教新的解释现代社会的阐发理论和切入模式,力行书写了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的现代进程。

武威博物馆藏喜金刚与大黑天金铜造像考

论文通过对武威博物馆藏的喜金刚与大黑天金铜造像特征及其背景的分析,并对照敦煌第465窟及相关造像义理与风格,否定了这组塑像制作于明代说,其制作之地极可能是在13世纪中期的西藏,并证实了它们在汉藏关系史上的重要意义:武威塑像似乎与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有着密切关系,萨班极有可能在举行喜金刚坛城仪轨时使用过这组金铜佛像。

汉藏文化融合视域下的藏族文化象征符号

在以佛教文化为主体的藏族文化系统中,汉族文化对其影响至关重要。不仅在政治典章、伦理习俗、天文历法等方面影响深远,而且在外在形式与内在意蕴上,更是吸收了中原文化中的五行思想、天人合一思想以及中和思想,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唃厮啰政权的“立文法”与宋朝藏汉关系立法

綠厮政权是吐蕃王朝分裂后在青海地区建立的藏族地方性政权,政权下辖各部落的关系主要以“立文法”的形式体现。另外綠厮面临着与宋朝之间的民族关系调整问题。同时,宋廷对处理藏族(当时称蕃部)关系注重法律手段的运用,一些较为灵活的法律措施在调整蕃汉民族的关系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本文主要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和《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中的资料,结合《宋史》中的内容,对这一前人尚未展开研究的问题进行梳理。

基于线粒体基因探讨甘肃地区4种绵羊的系统发育关系

研究旨在分析兰州大尾羊、小尾羊、滩羊和藏羊的系统发育关系,并与国内外其他绵羊品种进行比较。试验分别对甘肃地区兰州大尾羊、小尾羊、滩羊和藏羊等4种绵羊品种进行线粒体基因COX1与Cytb基因序列的扩增和产物的测序,并基于COX1与Cytb基因与国内外其他绵羊品种构建发育树,分析种群遗传现状和系统发育关系。结果显示,4种绵羊品种与国内外其他物种间存在基因流,且在Cytb基因中藏羊T10与外群盘羊亲缘关系较近。研究表明,对甘肃地区4种绵羊的种质资源保护需要避免与其他物种间的基因流。

浅析忽必烈执政时期萨迦派与蒙古关系——以《汉藏史集》为中心

蒙元时期,萨迦派与蒙古建立了关系,并且蒙古与萨迦派的昆氏家族一起统治西藏长达九十年左右。关于记述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以达仓宗巴·班觉桑布的《汉藏史集》为最早,此书于蒙元结束后的六十几年时写成,并且记载较为详细。在此,本文以这本历史文献为中心,对忽必烈执政时期萨迦派与蒙古的关系做简要的分析研究,阐明萨迦派与蒙古的关系。

历史记忆与共同体叙事:民国时期知识精英的文成公主话语

民国时期,因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出现一些曲折和困难,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引起知识精英前所未有的关注。在此背景下,为向“昧于西藏情势”的国人介绍汉藏民族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强调西藏与祖国不可分割的历史事实,文成公主的话语在民国知识精英中开始被广泛强调。文章对此现象作了系统呈现与梳理,指出文成公主作为汉藏民族友好的历史记忆与象征符号,在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出现困难与曲折的特殊时期,广泛出现于民国时期官员、学者论述西藏相关问题的话语之中,有力印证了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间的历史渊源,拉近了汉藏民族之间的情感。文成公主话语既是汉藏友好的历史记忆与象征符号,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见证。

汉藏连接地带的“大先生”——融通汉藏人心的天全中医院

在青藏高原与川西平原交界的四川省天全县,有着一所誉满青藏高原东部的中医医院,老院长陈怀炯是一位有着“大医”情怀的名医,被尊称为“大先生”,藏族民众则亲切地称他是“不穿袈裟的活佛”。他领导的天全县中医院以“技术好、费用低、服务好”深得藏族民众青睐,成为融通汉藏人心的榜样。文章在实地调查基础上,对“大先生”及天全中医院善待藏族患者及陪护家人的种种举措、理念进行了梳理挖掘,并以此为案例,对汉藏交往的经验、特点进行了讨论。文章认为,“大先生”和天全中医院之所以深受藏族民众的认同与爱戴,成为融通汉藏民心的典范,一是秉持“大医”精神,“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二是对藏族群众给予充分的尊重、理解与包容;三是以“共享”来融通汉藏人心。

互鉴与交融:清代云南藏区汉族移民与族群关系调适研究

云南藏区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导致该地区各民族彼此独立而又相互依存。独特的地理区位,又使云南藏区成为我国西南地区历史上地缘政治博弈的重要"棋子"。清代,大量汉族移民迁入云南,部分移民深入到云南西北部的迪庆高原。汉族移民与古宗(藏族先民)、么些(纳西族先民)等土著族群在从事生产生活的过程中生产互补、生活交往、性格融合、文化交流。夷汉文化既相对独立,又多元重合;既存在冲突,又兼容并蓄。夷汉民族在生活交往、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互补互鉴与竞争共生的族群关系,为该地区的长期稳定种下了强大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