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案件中侦诉关系的重塑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全面实施,推动侦查、起诉、审判、辩护关系的重新定位。而侦查和审查起诉是认罪认罚案件的关键阶段,受我国“流水作业式”诉讼构造的影响,认罪认罚案件侦诉关系仍然呈现以侦查为主的诉讼样态,侦诉机关存在权力失范风险。因此,应当重塑认罪认罚案件的侦诉关系,在审前阶段实现侦查和起诉的有机配合,构建侦诉协作的审前“大控方”格局。同时,应完善刑事指控的证据标准体系,激活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实现认罪认罚案件侦诉关系的良性互动。

论涉案企业合规中的侦查参与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经历了从检察主导到法院参与的理论实践探索,却鲜有侦查机关参与企业合规的相关论述。在当下的企业合规改革试点中,涉案企业合规中的侦查参与已见端倪,需要从理论上予以证成。侦查机关发现与打击企业犯罪的先行地位为其参与合规提供实践基础,全面侦查原则和侦查亲历属性赋予其参与合规的认识基础,侦检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原则为侦查机关参与合规提供法律基础。但正当不代表必要,鉴于刑事诉讼的衡平考量,侦查机关仍应当在限度范围内参与企业合规,不能逾越侦查本身的业务范围。侦查机关参与企业合规的关键,在于构建以侦查建议启动合规为核心的实现路径,包括侦查机关的合规告知义务、合规建议权利与作为非第三方的合规监督制约。

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的实质化运行研究

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是构建面向审判的检警关系的重要抓手。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在凝聚检警共识、促进“简案快审”、疑难案件协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实践中,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运行在理念传导、配合衔接、监督效果、工作保障、信息共享以及数据应用等方面存在一定问题,影响了其实质化运行,限制了新型检警关系建构。为此,应依托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传导审判要求和标准、凝聚检警办案共识;完善监督范围、考核指标、联席会议等配套机制;丰富工作方式,加强人员保障;不断拓展检警信息共享的范围和深度,强化数字检察模型研发和应用的数据安全保障,优化数字检察改革,促进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的实质化运行。

侦查监督的制度困境及其突破——兼论最高人民检察院“四项改革规定”

侦查监督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的重要内容,但目前侦查监督的运行状况却存在不平衡、不及时及监督不力的问题。导致侦查监督制度困境的原因主要是侦查监督与公诉的关系、侦查监督与侦查的关系定位不适当,从而影响了侦查监督的动力与能力。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四项改革规定"对改善侦查监督有促进作用,但由于受现行制度框架的限制,仍然存在不足,未来的制度改革应该继续从理顺侦查监督与公诉、侦查的关系入手,着力于提升监督的动力与能力。

轻微刑事案件侦、捕、诉联动机制构建

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既有诉讼职能的一致性,也有职业思维与能力上的差异性。侦查权应然层面属于行使公诉权的检察机关,而具体实施侦查权的主体则应当多元化。在现有刑事诉讼体制不做大的修改之前提下,侦检关系的务实抉择是构建切实可行的侦、捕、诉联动机制,以使轻微刑事案件办理既符合诉讼效率的要求,又不偏离公正的轨道。

检察指导侦查概念探析及制度构建

检察指导侦查是近年来司法改革中比较热门的话题,其产生既有司法实践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有弥补现实体制下案件质量不升反降、办案效率止步不前等缺陷的需求。检察指导侦查制度的构建首先涉及对此概念内涵的理解和界定,也必然涉及检警关系甚至是检法关系的调整和重构。

侦查效益的评估机制初探

法律制度是一种资源,资源具有稀缺性,因此,需要对资源利用的效益状况进行判定与评估,以优化资源的适用方案。从侦查机关现实的办案状况来看,与侦查高效益的实现还存在较大的差距,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片面追求"破案率",忽视了其他衡量标准,因此,还必须将侦查效益放在不同的语境下进行考察。侦查效益评估体系的建立应全面囊括侦查活动的各种不同语境,置于刑事法律制度、打击犯罪与预防犯罪的整体效果环境中,从侦诉关系、侦防关系的相互联系中界定侦查效益的内涵,而非仅仅局限于侦查学意义上的侦查效益,这是建立科学侦查效益评估机制的前提条件。

我国警检关系之协调模式探析

目前警检双方常常在刑事诉讼中发生冲突,以致有时不能准确高效地完成刑事诉讼的根本任务。为走出警检冲突的困境,有人提出检察引导侦查这一新型警检关系模式。

比较法视野下我国的侦检关系及其完善

只了解一国法律制度的人,不可能真正认识本国的法律制度。当今世界,无论是实行"侦检分离"的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实行"侦检一体"的大陆法系国家,侦检关系不再是绝对的"分离"或"一体",而都强调侦检双方的协助与合作。针对我国现行侦检关系的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以检警双方的"适当结合"为核心,建立一种"检察引导侦查"新型侦检关系,于理有据,于实有利,符合中国的国情和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规律。

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新型侦诉关系之构建——以检察机关自侦部门为视角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新时期对我国"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也即"阶段论"侦诉审关系的完善和发展。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构建新型的侦诉关系,除"有形"的建章立制层面的完善外,更为重要的是"无形"的,亦即二者在心理上对彼此工作价值的认同。此外,还应围绕证据问题,对原有侦诉关系进行进一步黏合。

“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的刑事指控体系构建——以公诉主导的新型侦诉关系为重心

在当前的侦诉关系中,提前介入侦查、补充侦查、自行侦查等手段均难以实现对侦查质量的控制。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侦查程序的封闭性,使公诉无法有效参与到侦查程序中。优化侦诉关系的基本思路在于确立公诉在审前程序中的主导地位,使侦查权按照公诉的价值行使。构建以公诉为主导的审前程序,从短期来看,要扩大引导侦查的范围、完善引导侦查的方式、加强侦查监督的力度;从长期来看,要探索建立公诉对侦查活动的同步审查机制,推动立法明确公诉引导侦查的法律地位、效力、方式和程序,增强检察机关对违法、消极侦查的制约和惩戒力量,推动公安机关转变理念。

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三项突破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体现为侦、诉、审关系上以审判权为中心;事实认定上以庭审为中心;定罪量刑上以法官为中心。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最紧迫的是落实刑事辩护权利,改善刑事辩护生态,实现刑事辩护的有效化和普遍化,最直接的是通过刑事庭审的实质化真正发挥庭审在整个诉讼过程中的作用,并最终促进公安、检察、审判三者关系的深度调整,形成合理的侦、诉、审关系,实现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预期目标。

司法体制改革中的检警关系

两大法系国家在检警关系的设置上对保障充分地行使侦查权以有效地惩治犯罪和对侦查权有效地监督和控制以保障人权这两方面的价值各有侧重,也因此各有优缺点。我国检警关系存在的问题主要不在于检察机关既行使追诉权又行使侦查监督权,而在于侦查监督权不能落到实处。因此,改革我国的检警关系主要是保障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权的有效行使。

略论我国侦查机关的模式建构

文章在介绍法国、德国、日本等国侦查机关模式的基础上,对比、审视了我国在此模式建构上的现状,并发现了一些问题,而且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对解决我国目前侦查活动中面临的人权保护不足、侦查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将会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审判中心背景下的侦诉关系审思

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侦诉关系相应作出调整,从而更好地适应变革。传统的侦诉关系以及现阶段诉讼责任的分配影响着侦诉关系的健康发展。侦诉关系的调整需要加强侦查与起诉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需要明确侦查机关的支持作用,另一方面需要强化检察机关的引导、监督作用。

从刑事诉讼立法角度谈侦检关系改革

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借鉴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做法,提高了对检察官公诉职能的要求,即要在法庭上亲自举证,通过事实说服法官,有效的行使国家追诉犯罪的职能。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侦检关系的规定,造成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不仅难以形成合力,共同服务于公诉职能,而且有时还相互擎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检察官的公诉职能。通过考察国外的做法,我国应重新调整侦检关系,强化公诉职能,加强检察权对侦查权的控制,完善我国侦检关系。

审判中心背景下的新型诉侦、诉辩关系之构建——以审查起诉为视角

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其中侦、控、审、辩是最为重要诉讼要素,四方之间的关系梳理与定位尤为重要,充分发挥四者能动作用对推动审判中心的庭审实质化是不可或缺的。但当前存在对审查起诉阶段诉辩、诉侦关系重视不够、界定不清等问题,而理清及构建审查起诉阶段诉辩及诉侦关系对案件分流,进一步促进庭审实质化奠定坚实的基础。在审查起诉阶段,必须基于检察官客观、中立的法律守护人的地位构建新型的诉辩、诉侦关系才具有现实和理论意义,进而使之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更加中立、准确及全面,才能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下,为推进庭审实质化起到"案件过滤、确保质量"的作用。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对新侦诉衔接的启示

《监察法》将人民检察院的职务犯罪案件侦查权转隶于监察委员会,改变了传统侦诉关系,引起了监察调查中监察立案和律师介入制度与检察起诉的衔接问题。对此,可以借鉴中国古代监察与司法的关系,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监督与制约并举的监察思想,建立监察调查与检察起诉的程序制约机制。对于涉嫌职务犯罪的案件,应当建立监察立案与刑事立案两套程序,并区分两种程序的启动要件。为保障被调查人的辩护权、发挥律师对监察程序的监督作用,在监察机关第一次采取留置措施后应允许律师介入。

“以审判为中心”视野下的诉讼关系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需要首先厘清诉审、诉侦、诉辩的相互关系。新型诉审关系,应当以控审分离为前提,以不告不理为原则,从而推动庭审实质化;新型诉侦关系,应当将侦查阶段视为公诉职能延伸与拓展的主要方向,探索检察介入侦查、公诉指导侦查制度,明确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的主导地位,强化侦查监督与动态制约机制;新型诉辩关系,应当在合理的诉讼构造之下各尽其职、各负其责,达成对抗而不对立之共识,在诉讼进程中形成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监督的良性互动,并进一步落实检察机关维护律师合法权益之重任。

我国侦查权的程序性控制

我国现有的侦查权程序性控制表现为以内部自律的科层制控制为主、外部他律的分权式控制为辅的基本制度格局。从制度构造的表象看,传统的线性分工模式、功利导向的控制方式和不彻底的程序性救济,暴露了侦查权程序性控制体系的残缺和现有制度的赢弱。在社会文化和制度环境的作用下,长期的科层制控制和检察监督所形成的固化观念,使我国侦查权的程序性控制陷入了理念上的"内卷化",并逐步消解着以现有制度为对象而进行的种种机制性改良尝试。立足于未来发展,我国侦查权程序性控制的制度远景应该是建立合乎我国国情的司法审查模式,使侦查权的控制走向彻底的法治化和专业化。在既有的法律框架下,侦查权程序性控制的制度近景则是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后盾,通过与检察监督的衔接,建立审前程序中以检察机关为中心、审判程序中以法院为中心的二阶层控制模式;并通过与案例指导、国家赔偿、司法建议等制度的配套运行,形成制度合力,倒逼侦查方式和技术的改善,进而促进制度远景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