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本法》规范看中央与香港的权力关系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简称《基本法》)关于中央和香港关系的规定主要在其第二章的12个条文以及其他章节的相关条文中,其中第12条为带有指导性的原则条款。中央与香港的关系大致可分为纵向关系(如全国人大常委会与香港立法会、国务院与行政长官及其政府)和斜向关系(如全国人大常委会与香港法院、全国人大常委会与行政长官、国务院与香港立法会、国务院与香港法院)。《基本法》第158条规定了中央与香港在释法上的分权,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可以是主动解释也可以是被动解释,但都应是抽象解释,且限制在"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两方面;香港法院的解释也有行使时间和解释范围两方面的限制;提请解释权赋予了香港法院,即排除其他机关享有此项权力。

内地与香港文化价值共识重构的实证分析——以香港国民教育科争议处置个案为例

香港目前最大社会问题是主权回归了十六年,但港人"归心"尚有待时日。例如,仅在2012年,香港发生包括反国民教育设置在内的系列社会运动,纵览这些社会运动,其价值观念上共同点莫过于体现为港人对特区自治的焦虑以及对己身国民身份认同的迷离。在参与观察和访谈之上,以国家和社会关系调和为出发点,认为基于学科教育的理性讨论胜于基于政治图谱的感性宣泄,内地与香港关系前景在于相互祛除"标签化"、还原历史与现实,从而共同找寻二者之间的文化价值共同点。

如何化解香港规模性社会运动难题: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视角

总体而言,学界关于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机制的研究有变迁、结构与话语三大视角。针对香港规模性社会运动再现的事实,通过具体事件分析,将之置于社会变迁背景之下,对香港经济、社会与政治转型等结构性因素进行考察,并尝试构建结构分析之下话语(社会规范及其不同形态,如认同感、合法性等)分析路径,也即尝试构建一个融合变迁、结构与话语三大视角的综合性解释模型。研究表明,问题解决因应的思路在于理顺"国家和社会"关系,以使得中央和香港共持身份认同话语权与诠释权、共同提升政府政策合法性,以期借此推动"社会运动社会"制度化建设在香港更好地运转。

中央与香港特区关系的磨合与发展——兼论近期香港事态的变迁

本文旨在纵论香港回归祖国后中央与特区关系的变化和两者磨合的曲折历程。中央一直以来恪守"一国两制"的方针,但在"不干预"的政策下没有在香港取得对"一国两制"诠释的话语权。在香港反对派的积极宣传下,不少港人接受了一种对中央的权责有误解的另类的"一国两制"理解。过去几年来中央果断采取了一些匡正偏差的措施,但在香港变动的环境中却引发了反对派和部分港人的反弹。不过,历史的发展最终仍会在香港确立一种合乎"一国两制"初衷的中央与特区关系。

论大湾区的规则体系和治理结构

区分中央特区关系和内地港澳关系,为理解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则体系和治理结构提供了理论框架。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要兼顾维系良好中央特区关系和内地港澳关系的需要,而难点在于后者。在大湾区规则体系中,中央特区关系集中体现为统一适用的宪法条款,而内地港澳关系则体现为跨域合作协议及其附属文件。在治理结构中,前者体现为中央的统一领导,以及中央政府部门的监督协调;后者体现为粤港澳地方政府间的互相协调。广东省政府未来可扮演签署跨域合作协议的“内地”主要代表角色。为推动大湾区规则体系尽快形成,降低交易成本,协议附属规范性文件宜有专门机构负责制定。内地方面宜善用经济特区立法权。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8条的形成过程及其规范含义

基本法是“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具体化、法律化,为特别行政区制度的运行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作为法律文本体系,基本法由不同规范组合,构成不同的功能体系。当基本法的规范与现实出现冲突时,我们要回归基本法本身,寻求规范依据,并通过对规范的合理解释,建构文本与实践互动的运行机制。《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8条是富有特色的条款,其规范具有综合性、开放性与动态性,勾接不同的价值,在文本体系内设置合理平衡国家主权、安全与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规范依据。基于基本法的特殊地位,基本法具体条文的形成具有特定的背景与规范内含,需要以宪法解释学的方法加以诠释,为其实施提供规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