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额的计算及借鉴意义

美国专利法对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是以专利权人所失利益和合理的专利使用费作为规范基础的。权利人可以提出各种方法来证实其所失利益或合理使用费的数额,在所失利益的举证上,专利权人应首先证明其所失利益与侵权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否则,只能请求法院酌定合理的专利使用费。近年来,由于各种计算方法的精细化,大量的经济学、会计学计算方法及原理原则,在个案中被律师广泛采用,使得美国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呈现高度精细化发展的趋势。反观我国专利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还比较粗糙,欠缺科学性,而美国专利法及法院判例对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可以为我国提供有益的借鉴。

中苏关系的恶化与毛泽东晚年的理论迷失

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在1957年至1976年经历严重曲折,这与毛泽东个人认识上的偏差和理论迷失直接相关,而毛泽东个人认识偏差和理论迷失的直接诱因是中苏关系的恶化。中苏对待斯大林错误的初步分歧导致毛泽东改变对中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判断;中苏关系的恶化加深了毛泽东对国际国内修正主义危险性的认识;中苏关系的破裂强化了毛泽东对"继续革命"的必要性的认识。毛泽东思想发展经历的重大曲折是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互动的结果。

失地农民的关系网络与社会支持——基于浙江省嘉兴市的调查

以浙江嘉兴为个案,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手段,基于对202位失地农民的问卷调查,对失地农民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规模和关系构成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发现,失地农民群体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所提供的社会支持对其解决征地拆迁后面临的困难有着重要作用,其表意性支持力度较强,工具性支持力度较弱;亲缘关系在失地农民社会支持中起着重要作用,非亲缘关系的作用相对较弱;不同的社会关系提供着不同的社会支持;受社会地位、网络异质性和社会资源占有程度的制约,失地农民社会支持网可以提供的支持和资源较为有限,急需获得制度性支持。

防范企业老客户流失的探讨

客户流失已成为目前很多企业的关注问题,如果失去一个老客户带来巨大损失,企业需要再开发十多个新客户才能予以弥补。因此,结合实际对企业客户流失原因进行分析,从实施和做好全面质量营销、增加“顾客让渡价值”、增进与客户的沟通、加大市场监督力度、建立投拆和建议制度等方面探讨针对性的对策。

浅析现代网络中的初级关系

探讨现代网络中的初级关系的文化内涵 ,分析初级关系的特性、作用及存在原因 。

论路内小说形象的“代际差异”与“身份认同”

路内的小说以工厂为空间装置,尝试以不同“代际”的城市工人的人物形象差异为考察路径,以他们面对工厂的“规训”以及时代变动的不同态度为主线,探索在不同时代语境之下,工厂工人的个体理想失落和生存困境。此外,路内的作品通过水生、路小路等人物的个体成长经验书写传递了普通工人的温情和勇气,在描绘时代变动下的工人选择中诠释新“师徒”的时代启蒙。

庄子“彼是方生之说”正义

"彼是方生之说"是《齐物论》特意点出的一个重要命题,对理解庄子思想极为关键。然而,历代注《庄》者对这个命题却未引起足够重视,大多数人往往把"彼是方生"等同于"彼此方生",把"彼是"等同于"彼此",从而为把庄子归为一种知识论意义的相对主义铺垫了道路。这种解说模式不仅不符合庄子原文的语境逻辑,也不符合庄子思想的根本精神。事实上,"彼是方生"是庄子探讨心物关系的哲学命题,它与《齐物论》开篇提出的"吾丧我"及篇末通过庄周梦蝶而点出的"物化"一线贯穿,是理解《齐物论》进而理解庄子整体思想的重要线索。无视这一条线索,庄子注定会沦为各种知识论解说的牺牲品。

基于交易结束的关系对权力影响的实证研究

权力是厂商间控制机制的重要因素,关系作为面子、人情和情谊的集合体,不但是权力的重要来源,而且是特定条件下的有效控制方式。以商业关系结束为背景,收集来自辽宁、浙江和四川的312份问卷数据,基于AMOS 7.0推估结构方程模型发现,在商业关系的各个阶段关系都有着独特的作用,面子、人情和情谊对组织的影响力整体上大于他们对依赖度的影响,在互动公平的干扰下,权力较大的厂商其关系损失也更大。路径分析结果表明,关系是厂商保留未来合作机会、减少冲突和摩擦、实现中国式商业关系圆满退出的重要控制方式。然而,随着影响关系运行的外部因素的变化,关系在中国市场中的工具性价值可能会下降。

基于大气污染和气温联合对人群健康效应的天津市AHI构建

目的基于大气污染和气温与人群寿命损失年(YLL)的暴露反应关系构建天津市空气健康指数(AHI)。方法建立2014—2019年天津市六城区大气污染、空气质量指数(AQI)、气象因素及人群非意外死亡YLL的时间序列数据库。以2014—2017年的数据作为构建集,通过广义相加模型和加权量化和模型建立大气污染混合物与人群非意外死亡YLL的暴露反应关系,通过分布滞后非线性模型建立气温与人群非意外死亡YLL的暴露反应关系,基于获得的暴露反应关系系数建立AHI。以2018—2019年的数据作为验证集,通过比较AHI、空气质量健康指数(AQHI)和空气质量指数(AQI)这三个指数与人群非意外死亡人数和非意外死亡YLL之间的暴露反应关系及模型的拟合优度,对AHI的有效性进行评估。结果AHI的建立模型为AHI t=EYLL t,大气污染+气温/475.11*10。AHI每增加1个IQR,对非意外死亡人数的超额危险度为10.61%,对非意外死亡YLL的效应值为353.37人年,均高于AQHI和AQI的相应效应值。此外,AHI模型的拟合优度均优于AQI和AQHI。结论与AQHI和AQI相比,基于大气污染和气温联合健康效应构建的AHI具有更好的人群健康风险预测能力。

天津市大气颗粒物对健康影响的季节性差异研究

[背景]大气颗粒物对健康的不良影响已得到证实,但关于健康影响季节性模式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目的]探讨天津市大气颗粒物(PM_(2.5)和PM_(10))对每日非意外死亡率和相应寿命损失年(YLL)影响的季节性变化。[方法]收集天津市2014—2019年的逐日死亡资料、大气污染资料和气象资料,采用分层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构建广义相加模型定量地评估PM_(2.5)和PM_(10)与每日非意外死亡和YLL之间的关系,模型中控制气温、相对湿度、长期趋势、星期几效应和节假日效应等混杂因素。[结果]全年、春季、夏季和秋季时PM_(2.5)和PM_(10)对每日非意外死亡率和相应YLL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除了春季PM_(10)对非意外死亡YLL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外),冬季时的影响均无统计学意义。全年及春、夏、秋季的PM_(2.5)和PM_(10)质量浓度每增加10µg·m^(−3),非意外死亡率及其95%CI的增加值分别为:全年0.28%(0.11%~0.44%)和0.24%(0.11%~0.36%),春季0.44%(0.11%~0.77%)和0.17%(0.00%~0.33%),夏季1.32%(0.50%~2.16%)和2.15%(1.54%~2.76%),秋季0.68%(0.30%~1.06%)和0.57%(0.28%~0.87%);相应的YLL及其95%CI的增加值分别为:全年7.41(2.42~13.07)和5.75(1.94~9.57)人年,春季13.11(3.00~23.22)和2.88(−2.82~8.59)人年,夏季34.66(11.92~57.40)和48.12(31.48~64.75)人年,秋季16.13(4.57~27.70)和12.60(3.56~21.65)人年。以全球空气质量指南(2021)中的限值为参考时,夏季PM_(2.5)和PM_(10)暴露导致的超额死亡人数和超额YLL最大,平均每日由PM_(2.5)和PM_(10)暴露导致的超额死亡人数及其95%CI分别为5.38(5.08~5.69)、8.62(7.95~9.28),超额YLL及其95%CI分别为112.23(105.79~118.67)、156.94(144.99~168.89)人年。[结论]天津市大气颗粒物对非意外死亡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季节性差异,其中夏季的不良健康影响最强,提示夏季更应该加强大气颗粒物相关健康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