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保护地委托代理机制与事权清单探索

研究目的:在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试点的背景下,探索自然保护地事权清单背后的理论逻辑和判定方法,为协调自然保护地管理过程中的发展与保护、中央和地方两类重要关系提供参考。研究方法:从公共物品供给、效率公平兼顾原则和政府纵向间约束机制三类理论出发,通过政策文本分析方法,明确了自然保护地委托代理机制和权责。研究结果:(1)自然保护地委托代理机制面临治理对象复杂、治理范围难界定、利益主体多元的三重特殊性。(2)兼顾效率、公平和稳定原则,按照“职责判断—效率评估—公平界定—风险衡量”4阶段的事权判定流程,可实现了事权的清晰划分。(3)形成涵盖中央事权58项,共同事权75项,地方事权39项的自然保护地委托代理的事权清单。研究结论:充分考虑自然保护地的本质特征、功能价值与治理难点,明确各类公共物品供给职责,规避民众统治风险和地方代理风险,实现效率最优决策和治理公平,是自然保护地委托代理机制成功的关键。

行政审批局建设的四维机制:基于行政组织要素理论分析框架

行政审批局是唯一以放管服改革整体目标为主要职责的政府机构,具有天然改革属性,对于研究新时期行政体制改革具有典型样本价值。在试点改革过程中,行政审批局以许可权限集中为前提,有效地推动简政放权、审管分离与透明行政,显著增强了公众的获得感,是与新组建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相适应的地方审批部门,是贯彻放管结合、从审批层面促进监管的重要体制突破。基于案例的追踪研究,选取三家国内改革典型"样本",运用行政组织要素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行政审批局改革中的制度建设实质趋同,主要包括四个基础机制,即高层推动的动力机制、专业化队伍的保障机制、审批权集中的价值实现机制以及"局+中心"的协调机制。行政审批局模式改变了政务服务中心的底层逻辑,初步构建了跨部门审批产生化学融合反应的合法性组织基础。

辽宁省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回顾与总结

推进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是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经过2015年以来的试点试验和探索完善,特别是2018年以来新一轮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重塑,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呈现出许多新特点。辽宁省的实践反映出地方改革探索的基本历程与个性经验,本文对其遇到的一些共性问题及发展困境进行了剖析,希冀能为持续推进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提供有益参考。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深化我国行政许可制度改革的方向

建构服务型行政许可制度是我国许可制度改革的目标。实践证明 ,“一楼式”和“一站式”行政许可模式均不能根本解决我国面临的许可服务质量问题。必须进行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的制度创新 ,整合行政许可职能、建立独立的行政许可执行机关并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 。

分权背景下的中国政府垂直管理研究

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职能,我国政府部门开始逐步推行垂直管理制度,我国己进入了一个"中央强调管理、规则与控制的时代"。垂直管理在保证中央权威、平衡央地关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着内部管理混乱、外部监督缺失等问题。文章通过分析调查分权背景下我国政府垂直管理的模式,就如何调整优化我国行政权力结构改革提出了一些建议。

央地二元互动下地方政府行政审批权“相对集中”的内在逻辑

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存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类核心行动者,它们具有两种不同的改革路径和行动策略,即中央"简政放权"和地方"相对集中"。中央政府侧重于精简、下放审批事项;而地方政府承接所下放的审批事项后则以审批权的相对集中行使为核心特征。两者形成央地二元互动的改革总路径。行政服务中心模式经"两集中、两到位"等改革的过渡,逐渐转向行政审批局模式,反映了地方政府行政审批权不断"相对集中"的变迁过程。而这一变迁之所以能够产生,是由于其内在的制度逻辑——集权逻辑和控权逻辑的作用和影响。地方政府通过规避政治风险并提高审批效能寻求制度变迁收益的最大化,形成了集权逻辑。同时为了防范廉政风险,地方政府需要将相对集中后的审批权加以监督和制约,由此构成了控权逻辑。寻求两种制度逻辑间的平衡则是行政审批制度变迁得以产生并不断演化的关键所在。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实现机制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目前形成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模式:行政服务中心和行政审批局。尽管行政审批局模式提出了许可权转移和实质性集中的要求,但实践中仍存在不少困境。二选一的改革模式,对于许可权集中路径的刻画本质上是单一化的;相对集中而非绝对集中则意味着,应以多层次、系统化的方式实现许可权的集中运行。许可权集中包括空间集中、程序紧缩、事项归并、职权整合等多维度路径。而在运行模式上,需要根据行政任务的差异,区分标准型许可事项、专业型许可事项和综合型许可事项,在同层级部门之间以及各层级政府间进行许可权的分配,以实现许可权的横向与纵向集中;在许可权行使方式上应根据集中程度的具体需求,选择上述某一维度的路径或对于各种集中手段进行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