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侨政策承诺不作为的法律识别与司法救济

《外商投资法》的出台使政策承诺完成了由政策向法律的转化过程并为定居国外的华侨留有适用空间。从学理上讲,政策承诺是指行政主体为实现一定行政管理目标,而依职权向不特定外商投资者或华侨作出单方书面承诺,若承诺条件成立则由其妥善履行承诺义务的行政行为。其内涵呈现出由抽象到具体的双层逻辑结构,并贯穿于不作为认定与司法救济的全部过程。其中,涉侨政策承诺不作为的成立需满足行政主体对华侨负有履诺义务、行政主体对华侨具有履诺能力、行政主体未对华侨妥当履诺三大要件。当华侨以不同诉请寻求救济时,法院应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妥善分配举证责任,并结合要件内容依次对政策承诺的作出行为、华侨对此的“响应行为”和行政主体的履诺行为进行审查,最终依审查结果作出履行判决、确认判决、撤销判决、变更判决或驳回判决。

第二战场的博弈:战时中国留学救济制度演变探析(1933-1939)

基于相关档案资料,论文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国留学救济制度的演变及其社会影响。留学救济制度原本为应急措施,因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逐渐演变为以政府为主导的固定制度,涵盖情况调查、政策制定、海外救济与归国安置等多个方面。该制度不仅有效缓解了战时海外留学生的经济困境,遏制了人才流失,还为日后政府救济留欧学生提供了参考蓝本,并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的失序状态。战时留学救济制度的演变,既是中国政府针对日本文化教育侵略所采取的部分因应措施,又是战时中国政府在留学教育层面与日伪争夺沦陷区高等人才,配合持久抗战国策的第二战场博弈。

侨乡慈善之局限:1946年泰国华侨赈济潮汕粮荒行动探析

华侨是潮汕慈善事业中至关重要的角色。1946年广东暴发严重粮荒,潮汕地区更是首当其冲,地方当局求助于在泰国米业中执牛耳之华侨。随后,泰国华侨积极筹募赈米运往潮汕,潮汕社会各界则合力进行放赈,双方以分工合作的模式共同推进赈济粮荒行动。然而,潮汕地区放赈活动的运行效率与方式,均有违泰国华侨的赈济初心。为纠正偏差,泰国华侨组织“监赈团”亲临潮汕,而其具体实践往往陷于无力。华侨与侨乡社会的互动难题及其本身力量的局限性,导致其善举所能发挥的作用颇为有限,这也反映出其时基层社会的运行弊病给侨乡慈善带来的局限。

新马华侨对1931年大水灾的筹赈与影响

1931年国内大水灾波及16个省份,造成极大伤亡及损失。此次水灾在新马华侨社会中引起强烈反响,新马华侨建立起各救济祖国筹赈会,通过开展游艺筹赈、直接捐款捐物、劝捐劝卖等活动以赈济祖国水灾。新马华侨捐赠大量钱财与救援物资,此举不仅给祖国水灾救济注入一剂强心剂,展现新马华侨强烈的爱国热情,而且改善了外国人对新马华侨不团结的轻视态度,对华侨内部社会团结起到重要作用,并为后续九一八事变反日救国运动奠定基础。

晚清政府的侨务、外务与国际形象的重塑--以1906年旧金山地震赈济为中心的考察

论文通过对1906年旧金山地震后中外历史文献的解读,探讨清政府对旧金山受灾民众及华侨的经济援助、道德关怀与政治声援,梳理清政府重塑国际形象的历程,并分析其原因所在。1906年的旧金山地震发生后,驻美公使梁诚及其他官员即组织对受灾华侨开展救济,同时向清政府求助。清政府以国家名义向美国政府表达了对受灾民众的人道主义关怀,国内一些长期陷入财政困境的地方政府也纷纷捐款,其中以广东、湖北、江苏表现为最,但清政府的经济援助被美国政府拒绝。清政府对旧金山地震的赈济,是争夺华侨经济资源、寻求华侨政治认同的重要举措,也是为重塑国家形象的努力。

战争、难民与国家:太平洋战争期间福建归侨侨眷救济工作探析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南亚大批移民携眷归国。然受战争破坏、侨汇断绝与劳动力缺乏等影响,归侨侨眷生活陷入绝境。论文以福建省为中心,考察战时国家如何应对数以百万计的归侨侨眷的生存困境,以及侨乡社会与移民群体的因应。这场救济充满着各方博弈,部分效果被基层行政、利益各方及战时客观环境所消解,既展现国家加强政权建设的努力,也暴露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控制之弱。

国民政府的救济难侨活动(1931-1937)——以广东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日本的南进运动及东南亚各地排华运动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了大批难侨。在这些难侨归国后,广东省政府对他们进行了积极的扶助和救济,以帮助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生活。本文运用有关的档案资料,力图探讨广东政府在1931-37年间的有关政策和活动,并以此来揭示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国家意识及政府职能的转变。

中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及其行动策略——以中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海外救灾为例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非政府组织亟需走出国门,参与全球治理。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非政府组织不得不面临合法性的挑战。基于中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身份合法性、行为合法性和结果合法性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以中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尼泊尔救灾行动为案例,分析中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获取身份、行为和结果合法性的行动策略。

太平洋战事前后国民政府救济难侨的活动

太平洋战事爆发前后,大批旅居南洋一带的侨胞为躲避战乱纷纷撤退归国。国民政府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对归国难侨给予了积极的救济。在整个救济归国难侨的过程中,粤、闽、滇、桂等省在中央的指导与支持下,对于归国难侨、侨生以及国内的侨眷采取了积极的救济措施。太平洋战事爆发前后各地救济归国难侨的活动反映了政府在处理紧急事件方面开始有了一定的经验,同时也是抗战期间中华民族共同抵御外侮的团结互助精神的集中体现。

“一带一路”海外中国公民权益保护的法治困境破解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及面广且情况复杂,有的政局不稳、法治环境恶化,侵害海外中国公民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尽管我国近年来逐步强化海外公民权益保护专门机构建设以及健全与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但是我国海外公民权益保护依然遭遇诸多法治困境,从而直接减损了海外中国公民权益保护的效果。对于沿带沿路海外中国公民权益保护的法治困境,现实呼唤从理念、机制、立法与司法等方面寻找破解方法。法理困境的出路需要借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不断强化中国公民海外的法律地位,合理协调属地管辖与属人管辖的冲突;机制困境的突破依赖于其内在统一性的建立和创新;立法困境的出路在于制定海外中国公民权益保护的上位法和专门法,并采用灵活方式推进国际公约的创制;司法困境的克服重在提高司法的有效性,清除当地救济障碍,消除国际社会偏见。“一带一路”建设势必开启海外中国公民权益保护的新里程,唯有多方略与多路径破解困境,才可进一步强化海外中国公民权益保护的法治机制。

“九三0”事件后中国对印尼归难侨救济安置工作论析

论文根据近年来广东省档案馆陆续公布的档案资料,对"九三〇"事件后中国救济安置印尼归难侨工作的具体过程进行了梳理,并对此项工作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探讨。主要观点有:广东省是难侨的主要安置点;在印尼反华排华及美苏共同推动国际社会反华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对印尼归难侨采取的救济安置措施,具有维护中国海外侨民权益和国家外交利益的双重意义;该项工作是"文革"期间最大规模的归难侨救济安置活动,在推动国内归难侨救援机制发展方面,特别是归难侨侨生安置和华侨农场机制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难民认同:基于苦难历史记忆、政策及现实利益的想象——以广东省小岭华侨农场越南归侨为例

本文选择小岭华侨农场越南归侨为研究对象,运用田野调查和历史档案资料,阐释了在特殊迁移经历、政府倾斜性扶持政策及现实利益等因素的影响下,华侨农场越南归侨实现和巩固了对难民身份的想象与认同。

二战后新马华侨返回原侨居地问题初探

抗战期间,大批新马华侨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同时亦有大量难侨避战火回到国内。二战结束,他们急需返回原侨居地,重振家业。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当时的中国政府积极制定遣送侨民办法,有序地开展华侨遣返工作,最终得以基本完成。

二战后归国难侨“复员”缅甸析论

二战后在归国难侨"复员"缅甸问题上,国民政府与英缅政府、缅甸新政府在中国侨民返缅条件、时机、资格甄审等问题上进行了大量交涉,难侨"复员"缅甸结果差强人意。国民政府的华侨"复员"交涉并未因战后东南亚局势的变动而及时调整,墨守成规,缺乏智慧和勇气。独立后的缅甸也基于该国内政的考虑,利用甄别侨民资格、分期分批返回等手法尽量减少华侨重返当地。随着国共两党内战的加剧,国民政府对华侨"复员"工作无暇关注,遣侨工作不了了之,引起归侨的不满。

海外中国国民权益保护的国际法思考

全球化导致海外国民保护的客观需求迅增,国际法的人本化趋势促进了国际层面个人权益保护的发展,中国政府的职能调整在外交领域促生"外交为民"理念,需要有效承担海外国民权益保护的重任。外国人待遇是确定海外国民权益的国际法基础,属人管辖是国籍国保护在外国民的国际法依据。海外中国国民权益保护的途径首先是受害人用尽当地救济,其次是起到预防与协助作用的领事保护,而外交保护、国际人权保护只是补充救济途径。

侨乐村:南京国民政府救助难侨措施的新尝试

论文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难侨问题及特点、侨乐村的筹办与运作模式、侨乐村推广之困境等问题;对侨乐村与华侨农场这两种难侨安置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面对30年代初出现的大批难侨问题,以往常规的救助政策已经不能应对新情况。南京国民政府试图通过建立、推广侨乐村,从根本上实现对归国难侨的救济。侨乐村的创办具有救助难侨、开垦荒地繁荣经济的双重目的,然而在实际管理、运行中,却过度注重国家利益而忽视垦民诉求;加之其他外部环境的影响,侨乐村最终未能得到广泛推广。但通过垦荒安置难民的思路和举措被社会各界认同。侨乐村模式对抗战时期难侨、难民救助及后世华侨农场的建设都有着重要意义。

浅析加拿大新移民法对华人的影响

加拿大的新移民法在 2 0 0 2年 6月 2 8日起开始生效 ,这一新法是进入 2 1世纪加国第一次对移民问题的立法。新法做了很大的修改 ,它将对约一百万名华裔社群 。

难民危机中的欧洲华人:民粹性民族主义的视角

2015年夏以来,深受战乱、贫穷困扰的中东、北非难民大量前往欧洲,形成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难民潮。随着难民危机的加深,欧洲各国出现民粹性民族主义复兴的势头,并对欧洲华人产生一定的冲击。总体而言,欧洲华人的文化素质和社会地位偏低,其受到民粹性民族主义的冲击往往较其他族群更为严重。为此,欧洲华人展开积极应对,并同情和帮助难民。随着难民危机的缓解,欧洲华人的处境有所改善,但如何整合力量共同行动将是他们能否在民粹性民族主义浪潮中保障自身权益的关键。

从现代文学看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下的流民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不断,产生了大量的流民,他们过着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漂泊生活,极大地威胁着社会的稳定,一些政府和民间组织对流民都进行了相应的救济,现代文学对此作了生动形象的书写,表现了自然灾害下流民日益艰难的生活处境。

家国之间:抗战时期的“南侨机工”与南洋华侨社会

"南侨机工"是南洋华侨人力支援中国抗战的重要群体,他们为中国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通过对南侨机工与南洋华侨社会关系的考察,发现"南侨机工"在中国能够积极参加抗日运输工作,与南洋华侨社团和机工家属对返国机工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南洋华侨对"国"和"家"的观念是分离的。二战胜利后,在东南亚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下,南洋华侨"国"和"家"分离的观念差异成为影响南洋华侨政治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