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易代与高堂隆“切谏”诗学

高堂隆是三国时魏国的重要政治人物,经历了武帝、文帝与明帝三个时期,他秉持儒家人格风操,对当时的政治活动发表了许多看法。尤其是他勇于对魏明帝劳民伤财、穷奢极欲的行为进行谏阻,利用经学加以说服,光大了儒家诗学的切谏精神,发展了汉代的诗学,并影响到后来的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诗学精神。

“元白”的谏臣意识与文学实践

谏议制度在唐代达到成熟,设有制度严密、分工明确的谏院与谏臣,给予了谏官宽松的谏议环境以及极大的谏诤权力,保障谏议活动的开展。然而,中唐以后,由于社会的动荡以及皇帝的昏庸,谏议制度的实施阻碍重重。元稹和白居易是中唐时期的谏官,他们有着强烈的谏臣意识,表现在他们的谏诤活动和文学作品中。“元白”的谏议活动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极具特色,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任职前,文学作品带有强烈的谏臣意识;第二阶段为任职中,文学作品具有谏臣进谏的语言艺术;第三阶段为罢职后,以“以诗谏诤”的心态来进行文学创作。

颂圣与自贬——论西汉谏体文的制式化发展

西汉是中国谏议制度逐渐完善的时期,与秦时相比,汉高祖统治以尚德怀柔为主,且各项制度基本处于起步阶段,臣下谏体文中基本无颂圣内容,自贬语则多沿袭先秦,自贬程度较轻。文景之时,虽其他制式文章中出现较多颂圣、自贬语,但谏体文并未受到影响,鲜见制式化表征。武帝及之后的西汉末期,谏体文中的颂圣、自贬语逐渐定型。虽然最终谏体文受政治权利影响,形成了一定格式化套语,但另一方面,在绝对政权压制下,谏体文中使用颂圣、自贬语也是西汉臣下约束皇权、或与皇权博弈周旋的重要战术。

唐代茶诗:学理、讽谏、人格的交汇

唐代,饮茶之风兴盛,茶诗大量涌现。这些茶诗共同勾勒了茶叶的产地、品种,再现了采茶、制茶、煎茶的过程,阐述了饮茶的功效,融入了禅理,部分茶诗还配有富有学术价值的诗序,这都使唐代茶诗带有了一定的学理性。此外,唐代茶诗还融入了士人强烈的讽谏意识,并彰显了士人的精神品格。而唐代茶诗中学理、讽谏、人格的交汇,不仅丰富了茶诗创作的内涵,也为茶学、文化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本及思路。

基于“脾为谏议之官”的大肠癌肿瘤微环境重塑

肿瘤微环境是由不同类型细胞和分子组成的系统,支持癌细胞的生长、侵袭和转移。从脾论治大肠癌可在细胞代谢、血管形成、肿瘤免疫、肠道菌群等方面对肿瘤微环境进行重塑,与“脾为谏议之官”的理论不谋而合。本文从现代分子生物学角度,探讨“脾为谏议之官”理论与大肠癌肿瘤微环境重塑的关系,以期为大肠癌的中医辨治提供新思路。

北宋前中期士人谏议心态演变与贬谪文学书写——以谏官及谏诤意识强烈的士人为中心

北宋前中期谏官制度逐渐完善,与之相关,士人谏议心态亦发生了新变。前期谏官及具有谏诤意识的士人出于职责、道德品质的追求,有直言进谏的意愿。中期形成了特殊的舆论环境,士人名节意识浓厚。谏官及谏诤意识强烈的士人逐渐形成了不苟同时俗、砥砺名节、不以贬谪为意的谏议心态。在分析谏官制度、谏议心态相关问题的基础上,文章以北宋前期的王禹偁、田锡,中期的范仲淹、欧阳修、苏舜钦等曾任谏官或谏诤意识强烈的士人为个案,进一步考察了谏议心态变化对士人贬谪心态、贬谪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由此可以窥见北宋前中期士人的贬谪心态、贬谪文学观念、创作等呈现出的新特征,以及其与谏议心态演变之间的内在关系。

谏亲:儒家孝道的“实践智慧”

顺亲、隐亲和谏亲乃是考察儒家孝道的三个重要价值维度。其中,如何化解顺亲与谏亲两种价值观念之间的的矛盾,成为当前深入理解儒家思想的重大理论课题。理清蕴含在谏亲中的实践智慧,是走出这一困境的根本道路。在谏亲过程中规范亲子双方对"辩"这一难题的态度、方式和行动折射出儒家思想丰富的实践智慧内涵。正是基于实践智慧的力量,顺亲和谏亲在儒家孝道的践履中实现了统一。这种统一对于亲子双方的自我实现、通达有德性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德厚足以安世,行广足以容众——从《晏子春秋》谏上、谏下论晏子谏君思想

谏君是晏子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和重要特征。本文以《晏子春秋·内篇》谏上、谏下为解读文本,从爱民恤民、任贤远谗、赏善罚恶、重人远神、守礼中节、社稷无常奉等方面,对晏子的谏君思想进行了深入系统地考辨。

唐代“五谏”考略

谏诤制度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唐代五谏的考察,得出唐时的五谏为中国古代谏诤制度中五谏的集大成者。考略五谏在唐代的实施情况和实施效果,以及谏诤与皇权之间的矛盾,为今天的民主生活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古代讽谏的语用策略和修辞认知

讽谏是中国古代政体下发生的特殊言语行为,讽谏运用多种语用策略,实现言语活动中“知识”和“规则”的调整,话语权力的重新分布以及话语角色的变化,并作用于接受者的认知,改变他们对重大事件的单一处理方法。

《毛诗》美、刺与唐代谏诤精神

美、刺思想是《毛诗》的重要特征之一,《诗序》在确立这一对概念的同时,强调以《诗》"谲"谏,郑玄完整地继承了这一观点。但在唐代,孔颖达则极力突出"直"谏的价值。这一变化既是唐代政治现实的反映,又对唐代的谏诤精神产生了强大而持久的影响。贞观群臣乐以直谏议政,太宗亦颇能接受,他们将《诗序》、《郑笺》所倡导的谲谏转变为直谏,这一精神在唐代中后期的政治生活中仍有广泛影响。《毛诗》的美、刺以及由此衍生的直谏思想,是整个唐代文化精神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

试析宋代士大夫劝谏皇帝时的恐惧使用

宋代士大夫劝谏皇帝时多借助兵变、灾异等有形无形恐惧,在逻辑清晰的主流之外,也时有事实和推断并不充分可信的情况,其主要目的在于使皇帝戒惕谨慎,使国家进入理想轨道,但也多少存在争权夺利等意图。宋代政治较为稳定平和,但事功差强人意,懦弱因循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与士大夫的恫疑虚喝有着一定的关系。

中国古代谏诤观

谏诤是国家治理活动,是君主专制下自我监督、自我纠错机制的核心,目的在于帮助治国者听取、吸收不同意见,以实现合理有效决策。中国古代政治学说集中讨论国家治理问题,谏诤观是对谏诤的认识和反思,乃古代政治学说的一部分。中国古代谏诤观的产生和发展与谏官的设置密切相关,大约产生于商朝,大盛于诸子,与治国理政的实践结合并产生积极作用在汉唐时期,后来随着君主专制的加强而日趋衰落。古代谏诤观的思想基础有"太和"观念、天人之学、"和而不同"的修养论、朴素的辩证思维、"仁政"思想等。古代谏诤难行的根本原因在于君主专制制度的桎梏,同时和谏诤本身的不正常发展、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有关,这使古代谏诤观即使有一些民主色彩,最终仍然疏离了民主政治发展方向。

“以谏为忠”与“以谏求名”——论晚明士大夫的谏诤观与政治生态

在晚明士大夫的观念中,将针对皇帝而起的批评,要求皇帝行止、调整某一政策,显现出较强纠错诉求的激越建言之举视为谏诤,那些因此类建言而受到贬黜、廷杖等处罚的官员往往会获得忠臣的名誉。对谏臣之忠臣名誉的铺叙,以及不恤生死之进谏心迹的自陈,反映出晚明士大夫群体以谏为忠的主流政治价值观。反思谏诤的言论普遍存在,则对士大夫以谏求名现象的泛滥倾向构成一种制约。晚明以群臣好谏,政治舆论活跃为凸显的时代特征,但是也要注意到,晚明谏风大盛的另一面,是士大夫群体逐渐陷入一种无法逆转的政治角色困境中,他们看似强势的话语权却经常游离于具体政治运作之外,无力振作,直至明亡。

《淮南子》论“谏”及其思想内蕴

"谏议"是专制君主政治的重要内涵之一,秦汉时期的《淮南子》对此有着深刻的反思和认识。《淮南子》认为谏议对统治者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政治上能矫正君失,和辑君臣,促进王朝稳定发展。《淮南子》反对刚愎自用,拒谏妄为,主张统治者应理性求谏、善于听谏和积极纳谏,对自身政治行为有所约束和调控,构建良性的君臣关系,实现"圣王"之治。《淮南子》论"谏",在政治哲学上,受到黄老道家的决定性影响,而在政治权术上,道、法思想则有所相通;与道、法相比,儒家的思想影响略显逊色。《淮南子》论"谏"不仅在秦汉道家中最为深入,而且也成为西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谏议思想之一。

先秦作品中惠子的文学形象

惠子是战国时期的政治家,同时也是名辩家。他的形象在先秦作品中有着不同的表现,体现了不同作品独具特色的艺术处理。《战国策》突出惠子的谏士风采,《韩非子》突出了其名辩家的风采,《荀子》则倾向于否定惠子的名辩主题,并有意进行人身攻击,至《吕氏春秋》,就将惠子的政治失意和善辩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形象。

赵抃与范镇之争——仁宗朝台、谏关系个案研究

仁宗朝殿中侍御史赵与知谏院范镇因对于弹劾宰相陈执中杀婢一事的主张不同,引发一场激烈的争论。本文对这一争论进行了深入的考查,并对其中反映出来的台、谏关系、台谏风气做了初步的探讨和剖析。

论张九龄的“尚直”精神与中国古代的言谏制度

唐代名相张九龄以"尚直"品质而享誉世人。其"尚直"品质的形成,一方面是他作为一个典型的儒家知识分子对儒家"忠义"价值观的自觉践行,另一方面也与其谏官出身有关,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言谏制度与谏官职责强化了张九龄的"尚直"品质。然而,言谏制度只是封建专制之下士大夫对皇权的一种有限监督,有着无法克服的弊病,张九龄最后因"尚直"被贬,也恰恰折射出这一制度的缺陷。

屈原以直谏为廉及其当代启示

谏是直言规劝,在客观上往往导致纠正失误、挽回损失。在古代,谏亦专指"规劝君主改正过失"。在先秦至唐宋,各朝统治者均设有谏官,以实现对国家决策者执政疏失的纠偏。谏官的设置,是中国古代廉政制度的一个鲜明特色。屈原是古代文人士大夫中"廉"的典范,其实现廉的方式主要是谏,所担任的三闾大夫之职就是谏官,是一个既可向上谏言又可监察群下的岗位。屈原以直谏为廉,勇于牺牲,是对国家命运的高度负责,也是爱国的集中表现。屈原以直谏为廉的思想对今天的党风廉政建设有重要的启示。

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之下君臣之间的话语博弈

在朝代更迭的历史洪流中,催生出一套君臣之间特有的饱含政治权力斗争内蕴的话语机制,即隐藏在话语背后的君臣之间关于政治上的角逐与博弈。角逐与博弈的结果却是政权秩序紊乱之后的重新制衡。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累积为巅峰之势的清王朝,这种君臣之间争夺话语权的交锋演变得更为惊心动魄。若援君(咸丰)与臣(祁寯藻、曾国藩)之间的话语博弈为例,则当以其彼此之间不同性质、种类的对话及相应代言人如门徒、同乡等的撰述为切入点,着重梳理此番君臣之间话语博弈之后所恢复的制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