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悔错字”文书看清代至民国清水江流域林业纠纷的调解

“悔错字”文书是贵州地方大型档案资料清水江文书中的重要内容,主要记载农林业生产、婚姻家庭等方面的纠纷调解,清代至民国时期大量遗存于清水江流域。通过整理与分析“悔错字”文书,文章着重对这一时期清水江流域林业纠纷的调解进行了探讨。这对于我们深刻认识调解林业纠纷的重要性,增强民族团结,稳定社会秩序,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平安中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福清本《香空宝忏》与回鹘本《摩尼教徒忏悔词》同源说

在福建福清市近期发现的摩尼教文献中,《香空宝忏》可谓福清摩尼教在功德道场中所使用的一个核心文本,内容丰富,而且保存完好,内容完整,其中的15条忏悔文均与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回鹘本《摩尼教徒忏悔词》能够一一对应。关于福建摩尼教的最早传播者,史书记载为呼禄法师。笔者此前推测“呼禄”为回鹘语“Qutluγ”(吉祥)的音译,意在说明福建摩尼教由回鹘高僧传入,福清本《香空宝忏》中的15条忏悔内容竟与回鹘本《摩尼教徒忏悔词》高度一致,可以证实福清摩尼教与唐代北方摩尼教一脉相承,是漠北回鹘摩尼教南迁的嫡传系。

论悔罪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体系定位

悔罪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体系定位颇有争议。从原则上看,认罪认罚从宽当然包含了悔罪因素。但是,悔罪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协商性、权利保障以及效率追求均有一定的紧张关系。悔罪行为根据其程度与原因可以有自我否定、自愿被否定以及因威慑而服从等不同层级的区分,不宜完全排斥悔罪中的功利成分。据此,真诚悔罪不是认罪认罚从宽的成立要件,而是界分理想型与非理想型认罪认罚的界限要素;同时,也是释明认罪认罚从宽真实性与自愿性的解释要素。对悔罪的判断无法从客观行为直接进行,而应以认罪认罚的成立推定悔罪。当然,这一推定是可反驳的。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被告人辩护与上诉不应过于限制,其与悔罪与否并无必然关系,应予谨慎对待。

罪犯减刑中“确有悔改表现”之审查认定

我国刑法规定如果罪犯“确有悔改表现”可获得减刑。目前,法院在“确有悔改表现”的审查认定中存在一些问题,如证据的证明标准缺失、证据的审查认定流于形式、审查认定的时段存在局限性。为保证“确有悔改表现”审查认定的妥当性,促进减刑制度积极效能之发挥,应对“确有悔改表现”审查认定制度予以完善,可采取的完善进路包括:确立证据的证明标准,法院对减刑证据进行实质性审查,设置减刑奖励的事后撤销情形。

“忏法”的佛学意义:从茗山法师说起

“忏法”是中国佛教特有的修行法门,明代以后与教法、禅法鼎足而三,共同构成中国佛教的修行体系。然而,近代以来,由于受太虚大师以“人生佛教”为导向的佛教改革的影响,“忏法”被认为是专为超度死人服务的“经忏法事”而受到贬低和排斥。不过,在现实的佛教生活中,“忏法”一直在中国民间社会流行,是“平民佛教”的主要内容。茗山法师从大乘佛教的角度认为“忏法”是一种自利利他的佛法,值得提倡,而这种自利利他,在中国佛教的儒佛关系史上,就表现为“忏法”对巩固儒家的家族观念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不但在中国佛教上如此,在日本佛教中也是如此。

道歉的概念:一些初步的思考

道歉是对悔过的有指向性的表达。指向性是指,这种表达指向的主体通常是其利益因为相关过错而实际受损害的特定或不特定的个人或群体。道歉属于行为,它的实质是表达悔过。悔过的前提是悔过者犯了错。悔过是针对自我的、内在的心理反应或态度,不是外在行为。悔过的充要条件有二,即内疚和改错。属于道歉的典型行为有:坦白、表达抱歉、认错、承诺改过和补救。可以用教育来促动或引发悔过和道歉,但却不可以强制犯错者道歉。道歉不应该成为对犯错者的羞辱。道歉时常会促进受害人的谅解,但不请求谅解、不被谅解不影响道歉的成立和品质;道歉与谅解在概念上是相互独立的。道歉可以给惩罚者施加相应的宽宥义务。道歉是对待错误及其伤害的正确做法。法制不可以强制道歉,但应该承认和鼓励道歉,至少不要打击道歉。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中“悔罪表现”认定问题研究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设立,一方面契合修复性司法理念,体现刑罚个别化原则,另一方面也符合刑法谦抑性品格以及适应起诉便宜主义的要求。司法实践在认定涉罪未成年人“悔罪表现”时往往以犯罪行为发生后的表现来推定其主观认罪、悔罪的心理,存在一定的片面性,而且缺乏科学合理的监督考察体系。为充分发挥附条件不起诉的制度功能,对涉罪未成年人“悔罪表现”的认定应当采用全面、动态认定的路径,包括考量犯罪前、犯罪中、犯罪后以及监督考察期限内的具体表现;并辅之以建立科学合理监督考察体系,包括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日常监督考察工作,优化监督考察期限的设置,实现帮教活动的规范化。

论赔偿损失对刑事责任的影响

在刑事案件中,若刑事加害人对被害人损失的赔偿能够表明刑事加害人真诚悔罪了,能够表明刑事加害人人身危险性有所降低,赔偿可作为酌定从宽情节减轻其刑事责任。赔偿情节对刑事责任的影响既有现实合理性,又有理论、政策依据与法律依据,赔偿情节影响刑事责任的范围可有限制地扩及重罪。赔偿情节可在审查起诉阶段、刑罚裁量阶段和刑罚执行阶段对刑事责任产生影响。

惊奇的回归──《红字》中的海斯特·白兰形象解读

纳撒尼尔·霍桑的《红字》是美国 1 9世纪文学中的经典小说。它的魅力主要体现在 :小说结构匀称 ,人物性格丰满 ,反映时代文化语境 ,传承西方传统文化等。上述美学效果 ,皆由小说的女主人公海斯特·白兰最终从欧洲回到美国的行为创造的。本文基于白兰的最后“回归”这一前提 。

佛名与忏仪——以张荣迁碑和陈海龙碑为中心

6世纪中国佛教忏仪流行甚广,以张荣迁碑和陈海龙碑为代表的造像碑就是最好的例证。考察发现,二碑所刻佛名分别来自《金光明经》、《法华经》和《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此文在铭文考释的基础上探讨了佛名与忏仪的关系。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契约司法模式

契约精神从传统单一的私法领域逐渐渗透到了刑事诉讼法等公法领域。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回应了域外司法契约精神的时代发展需求,本质上是控辩双方进行的公私合作和协商合意。被追诉人签署的认罪认罚具结书需要借鉴吸收民事契约和行政契约的合理之处,形成我国的契约司法模式及其治理机制。根据契约司法的基本原理和核心要件,契约司法成立并不意味着生效,原则上不允许双方轻易反悔。当存在使契约无效的情形时或者即便是契约已经生效,在不满足契约精神的诚实守信等原则时,法律赋予控辩双方一定程度和范围的调试权力和反悔权利。

当代中国信访制度的困境与应对

肇始于建国初期的信访制度是我国国情的具体体现之一。现实表明,信访制度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设计与安排,虽然在一定的时期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这一制度客观上与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不适应,在现实实践中业已成为国家政治认同流失的重要渠道,如果不进行制度优化和创新,将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实现信访制度的突破与创新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课题与紧迫召唤。

从甘结到具结悔过:传统民事司法信任的转变

"甘结"在古代十分常见,它作为民事司法的程序之一被广泛采用,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诉讼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与裁判官之间极为紧密的信任关系。它同当代法律中的训诫、警告、具结悔过和赔礼道歉密切相关。当前,具结悔过大多作为公法领域的惩处措施被使用,并逐渐被取消,使得本可以通过具结悔过来重塑官民乃至民民信任的机会空间不断被挤压,也使得非刑罚处罚方法在刑法体系中逐渐被忽视。

意志自由与责任承担

西方民族是个理性的民族 ,苏格拉底通过自己的悲剧使理性成了西方人生活的普遍原则 ,在经过中世纪的冬眠后 ,理性开始了塑造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的浩大工程 ,理性和知识成了“力量”的代名词 ,人类借助理性和知识开始了探索和征服世界的艰苦战役。但人在展现自身“质”的丰富性而对自然进行随心所欲的征服时 ,自然却施暴力于人类并导向非人化的虚无 ;

禅宗无相忏悔的理论与实践

忏悔是佛教修行的一个重要法门,在佛教徒的修行生活中无处不在,但有意思的是,忏悔一词却被义净批评为对相关梵文概念的讹译。其实,佛经传译中土前中国尚无忏悔一词,翻译家们亦非不知梵文忏摩与阿钵底提舍那的含义,他们是为了表达方便而以音义合译的方式新创了忏悔一词。忏悔与戒律有关,由于戒律可以分为有相戒与无相戒两种,忏悔也可以分成有相忏悔与无相忏悔两种。禅宗传授的戒是无相戒,其修行的忏悔自然是无相忏悔。无相忏悔的理论依据是万法自性本空的思想,其实践内容包括知所犯错、观罪性空、除灭罪过、彻底放下、永不再犯和念念牧牛等环节。在佛教中,无相忏悔不但切实可行,而且是最彻底、最有效的改过方法。

《风筝》:四重忏悔的世界

鲁迅的散文诗《风筝》的精神内核是忏悔意识。《风筝》的忏悔意识蕴含着四个不同意义的精神层面 :一、对具体人和事的忏悔 ;二、精神家园破坏者的忏悔 ;三、历史“中间物”的忏悔 ;四、对负面人性的忏悔。《风筝》所流露出的忏悔意识具有普遍人性的意味 。

论购物佣金的法律治理

目前,旅行社扭曲的经营模式是以不合理的购物佣金为基础的,这种购物佣金也几乎必然损害旅游者权益。当前的治理方式主要有两种,即立法禁止与立法规范。但两者都没能解决问题,其共同的困境在于:第一,都是地方立法,受限于地方利益的顾虑,执法者不可能严格执法;第二,都过度依赖行政监管,但行政监管存在自身固有的不足。可行的解决思路是在旅游法中赋予旅游者一项合适的权利,通过旅游者有效的维权活动制约旅行社损害旅游者利益的佣金行为。购物反悔权正是这样一种合适的权利,它将迫使旅行社主动将购物佣金控制在旅游者可以接受的限度内,或者干脆放弃购物安排。此时行政监管的主要职责将转化为保障旅游者该项权利的顺利实现,借此形成市场主导、行政保障的治理模式。

新发现《金刚宝忏》考

松潘黄龙民间抄本《金刚经》和《金刚宝忏》,是佛教、道教思想渗透融合并民间化、世俗化的产物,尤其是《金刚宝忏》,以民间教门或者民间道教的立场来接受并融合佛道二教思想,展现出具有浓厚民间色彩的宗教精神取向。二者以其特有的内容展现出松潘黄龙地区佛道教之间、藏汉文化之间明代以来的共存与融合,从而对认识当代松潘黄龙地区的民族文化和宗教现状有直接的启示意义。

“父”之缺位与“时代孤儿”的道德困境——东西的《耳光响亮》、《后悔录》与后传统时代的寓言化写作

东西的小说是一种在虚无主义肆虐的后传统、后革命时代下的寓言化写作。《耳光响亮》关注的是1976年文化精神和家庭生活意义上的"父亲"弃世或出走之后,那些"时代孤儿"的成长过程和生存境遇。《后悔录》所关注的重心是主人公从禁欲到纵欲时代的"性"的磨难,从中可以看到后传统的人神主义禁欲文化和后革命的虚无主义纵欲文化对人性的异化和扭曲,以及个人良知在这种异己的、他律的伦理秩序和虚无主义的纵欲狂欢中的复苏和觉醒。

《憩园》:启示意图与情感真实的冲突

《憩园》创作初衷与所表现的真实情感之间存在的矛盾与裂隙,使作品的题旨复杂而多义。作品的复调品格,既体现出作者对其一直关注的中国传统家族本质及其缺陷的深刻审视,又表现出在战争环境下作者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展示出巴金在抗战后期情感方式和对文学价值认识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