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Concept of Democracy in the New Era

Since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hinese communists,re-present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have innovated Marxist Concept of Democracy base on Chinese history,culture and conditions.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Marxist thought of the inner prescriptions of "people's democracy",they fur-ther expanded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rule by the people",developed the contents of the electoral democ-racy and consultative democracy in China.,enriched the concrete requirements of the democratic realization condi-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economic foundation,intellectual support and the guarantee of the rule of law,and a new ex-ploration is mad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from the aspects of Party's leadership and operation supervision.

“历史的终结”及其理想的社会——兼论黑格尔、福山与马克思的“历史终结”观

自由民主制是“历史的终结”,是福山的核心观点。福山认为“历史的终结”指的是历史的方向性问题,强调自由民主作为价值目标的合理性,基于此,他相信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主张历史会终结。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的实现史,是黑格尔、福山和马克思共享的历史思想。然而,他们对“终结”历史的理想社会的构想不同,自由国家、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制相继被其视为历史的最高阶段。福山对自由民主在何种意义上“终结”历史的表述模糊,混淆了自由民主理念和自由民主模式的区别。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直接民主对马克思直接民主观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的直接民主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有着重大和深远的影响。马克思基于人民主权理论的深刻阐释而提出“真正民主制”的发展理念,其思想精髓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人民规定制度而非从属于制度,人民通过普选制直接参与立法,实现政治国家、市民社会与普通个体的和谐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直接民主一方面创造性地继承了马克思直接民主观中蕴含的人民主权价值理念、民主集中的运行规则以及社会自治的实践内容;另一方面致力于人民民主实现形式的理念和经验创新,以全过程人民民主型构基层民主运转的过程机制,以民主与民生的双向互促提升基层民主建设的行动绩效,实现了对马克思直接民主观的创新性发展。

论马克思对黑格尔代议制构想的批判与扬弃——基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考察

黑格尔的法哲学试图通过寻求中介的方式克服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这种对中介的寻求最终驱使黑格尔走上了重构代议制的道路。不满于黑格尔思辨调和式的解决方案,马克思在深入思考现代国家实质的基础上,提出了“真正的民主制”,从而实现了对黑格尔代议制构想的扬弃。站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基本立场上,不难发现,黑格尔对代议制的重构存在着根本性的理论困境。只有彻底超越抽象国家形式的范围,才谈得上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真正克服。“真正的民主制”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给出了一条激进的、革命性的政治批判进路,这一政治批判也为他后来区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进而转向共产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全民公投检视:关于西方民主合法性危机的讨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乃至西方民主国家掀起了全民公投浪潮。面对棘手的政治与非政治议题,越来越多的政府选择诉诸直接民主,将裁决权交予公民。此前未就公投颁布过法律的国家,相继启动立法程序以规范公投的使用,而早已将公投纳入宪法的国家,也通过频繁的政治实践来提升公投的决策地位。这种情形下,代议制民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受到西方社会民众与学者的质疑。认为以全民公投为代表的直接民主将取代代议制民主,成为西方民主国家核心决策模式的声音层出不穷。代议制民主合法性危机的存在不假,而且其由来已久、积重难返,严重阻滞西方社会治理效率。但就目前而言,这种合法性危机仍不足以对森严的西方政治体系形成结构性影响。全民公投使用频率的上升只能代表决策模式的多样化发展趋势,并不能指向代议制民主的可取缔性。多数情况下,全民公投仅是西方当权者用来安抚公民政治参与情绪的制度工具。面对围绕国家权力结构和社会精英制度形成的政治壁垒,直接民主决策模式依旧难以逾越。

从代议到参与:参与式民主对代议制民主的超越

代议制民主一直被视为当代西方最理想的民主形式。20世纪60年代初期,西方社会存在着大规模的社会抗议、政治冷漠等现象,代议制民主的弊端逐渐暴露。参与式民主理论在否定代议制民主的某些理念的基础上,强调公民的直接参与,拓展了民主参与的形式和领域,进而超越了代议制民主。然而,参与式民主并未完全取代代议制民主的重要地位,并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衰落。协商民主进一步发展了参与式民主理论,提高了民主参与的可行性,关注社会复杂性问题,从而对代议制民主构成了更强烈的挑战。同时,面临西方社会的民粹主义、政治极化问题,西方民主理论依旧无法提出有效的解决形式。这也表明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问题本质不在于形式,反而有其更为深入的政治、文化原因,仅在民主参与的形式上进行调整难以满足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

通向帝国巅峰之路——大英帝国的政治逻辑

在世界帝国发展史上,大英帝国建立了最为完整和最为发达的全球殖民体系。无论从领土面积、人口数量、军事力量、综合国力、科技水平和国际影响哪个角度看,大英帝国都达到了历史上的帝国所能达到的巅峰状态。大英帝国崛起的因素既有科学技术、生产力水平、军事力量等硬实力,也有国民素质、统治水平和政治经济制度等软实力。“光荣革命”后确立的代议民主制度,相继引发了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的生产力,使英国成为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工业化强国,这是大英帝国走向巅峰的决定性因素。然而,民主政治的逻辑与帝国政治的逻辑本质上是正相对立的,民主政治的发展必然导致帝国政治的消亡。大英帝国的兴盛源于代议民主的产生,大英帝国的解体源自民主政治的进步。大英帝国是世界帝国史上的绝响,它给后人的重要警示是:任何追逐帝国霸业的梦想都与人类民主进步的潮流背道而驰,也必定被人类主流文明抛弃。

代表性断裂与欧美国家的民主政治危机

当前,民粹主义的兴起对代议制民主形成了较大冲击,是欧美国家民主政治危机的重要表现之一。代表性断裂是政治代表体制与民众之间出现的政治裂隙与信任危机,体现了公共政策与民众诉求的一致程度,英、美、法等发达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即为代表性断裂的结果。民众分化导致民意整合难度加大,代表日益服从国家的逻辑引起代表自主性增强,选举的问责功能失灵导致代议民主运行机制异化以及精英集团利益关系逐渐超出民族国家的界限,都在不同程度上造成和加剧了代表性的断裂。这不仅会瓦解传统的政治代表体制,使民主政治沦为精英政治,而且会造成政治失序和社会混乱。弥合代表性断裂,既应重视民意,尊重民意,注重对民意的回应;也应避免落入民意政治的窠臼。各国应追求民主政治而非民意政治;应在重视民意的基础上以理性制衡民主,而不是对所谓民意亦步亦趋。

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的超越——基于民主理念的实质性路径

民主理念发展为一种制度形式,是当代世界政治的一项重要特征。然而,在几百年的西方政治实践中,民主理念的现实化是通过程序定义实现的,选举程序取代了人民主权成为了民主的核心,以至于民主的制度无法真正体现人民的意志。虽然协商民主、参与民主等设想试图通过在管理程序中赋予公民更深层次的自由,但在制度设计上总是避免让公众真正享有决策的权力,以至于陷入票决民主与协商民主之间的对立困局中。以票决为核心的西方民主实际上是一种民主理念的形式化路径,是“没有治理的民主”。相比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票决与协商的相辅相成中,使得人们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与自由感知。中国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时,将治理过程嵌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走向了一条实质性民主的道路,实现了民主理念的实质化。

比较政治学视野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优越性

卢梭的民主政治思想作为经典民主理论的代表具有一定的合理内容,不过这一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民主政治构想因其缺乏实践性而不能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范本。在学界占主流地位的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和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协商民因其在实践层面的缺陷也未能提供相应的参考。而马克思基于普选权对未来社会的政治构想亦受当时实践维度的局限不能为今天提供完整的指导。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回应了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要求,是中国在实践中确立的实质民主之建设方案。其优越性也在这种比较的视域中得以显现。

论马克思对超越资本主义民主个体自由的探讨——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例

黑格尔的法哲学在讨论伦理国家因对理性国家的崇拜而使其理论陷入立宪政治的窘境.由思想构造出的世界却同社会历史的发展状况决定着人的观念的改变相背离,马克思基于社会现实的视域来认识国家及其观念,他要从理论上找寻依据并改变不合理的现实国家,力图通过革命来改造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实现人的解放对人的政治解放的批判,建立实现个体真正自由的共同体.对人的生存境况的关怀,这也对探讨新时代中国城市贫困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复兴

自由主义推崇的代议制民主是一种选举民主、精英民主,具有排斥公民参与的倾向,由此产生了现代民主国家的公民的政治冷漠主义,导致了代议制民主的危机。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就是在反思自由主义的代议制民主的危机中复兴起来的。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公民参与,主张通过公民的讨论、协商来制定公共政策,解决公共事务的问题。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批判性地分析了自由主义的代议制民主的缺陷,但是并非要完全取消或取代代议制民主,而是主张以参与式民主弥补代议制的公民参与的不足。

中国协商民主制度

对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研究相当有限,目前研究注重中国地方选举的产生、发展及意义,它们将视角限于选举阻碍了对地方民主协商方面的进一步探寻。20世纪80年代尤其9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社会已经发展了许多新的协商制度形式———民情恳谈会、民主恳谈会、民主理财会、民情直通车、便民服务窗、居民论坛、乡村论坛和民主听(议)证会。中国的协商制度综合了物质和规范两方面考虑,是官方意识形态和民主的一种混合产物,也常带有感情宣泄的特点。通过讨论民主商谈会、公民评议会、居民或村民代表会几种主要的协商制度形式、概括它们的主要特征并比较它们对协商的影响,考察了协商制度相关问题及地方上解决这些问题的战略。

选举民主的局限与超越

选举民主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深、流传最广的民主形式,当今我国展开的乡镇直选则是直接选举民主的有益探索,也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和选举民主实践的重要环节之一。

代表与选民的关系

代议制民主是由选民选出的代表行使权力的间接民主。因此，代表与选民的关系就成为代议制民主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本文通过对代表与选民关系的各种学说的分析与评价，提出委托说更符合代议制民主机理的观点，并认为委托说同样适用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论民主政治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与经济活动中的委托—代理模型一样,在民主政治中客观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由于激励不相容、信息不对称和权责不对等,代理人可能采取追求自身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产生权力变异、腐败滋生、效率低下和内部人控制等问题,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因此,改革代议民主制的思路包括:进行良好的宪政安排,建立完善的激励、监控和沟通机制,将代议民主制与直接民主制适当地结合起来,等等。

人大代表结构与代表身份选择合理性问题探析

人大代表构成的广泛性,直接关系到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实现,关系到人大制度作用和优越性的发挥。在当前一些地方,特别是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出于代表结构比例考量,基于部分代表多重身份而出现身份选择不合理、甚或"失真"现象,掩盖了代表结构失衡问题。代表身份选择不合理,既伤害了人大代表选举的民主性,也损害了本应有的广泛代表性,不利于代表结构的优化,不利于人大制度的成长。为杜绝人大代表身份选择不合理、甚或"失真"的问题,需要正确处理人大代表选举中代表性与民主性的关系,正确认识选举人大代表与遴选精英、英雄模范、标兵的区别,培育和提升广大选民参加人大代表选举的积极性和能力,尊重选民和代表联名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权利,规范候选人确定环节,完善当选代表信息统计和公开制度。

关于高校教代会建设的几点思考

教职工代表大会是学校实行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基本形式 ,是学校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动员广大教职工积极参与学校建设和改革 ,完善决策 ,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 ,促进学校廉政勤政建设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高等学校作为教育战线的排头兵 ,应按照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关于加强企事业基层单位民主建设的要求和《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的规定 ,从高校的实际出发 ,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教代会制度 ,推进学校民主管理 。

论网络技术革命对民主政治的五大促进作用

信息网络技术的出现将会带来民主政治的巨大进步：它将推动代议民主向参与民主 的转变；它将瓦解传统的金字塔式集权等级制的权力结构，使集权走向分权；它将促进言论自由、 社会平等和政治公开的发展；它将改善参与民主的技术手段，开辟“电子民主”的新渠道；它将带来 民主原则和制度的变革和创新，使人类的民主程序和机制更加完善。

协商民主理论述评

代议制民主是现代民主理论和实践的主流,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代议制民主有背离民主本质的倾向和局限。因此,作为对代议制民主的批判,协商民主在西方兴起。协商民主强调平等、自由、理性地沟通和对话,达成共识和集体行动,发展和丰富了民主理论与实践。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现有的制度安排和社会经济发展现实,决定了协商民主对于完善中国政治协商、促进基层民主、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诸多启示价值。但要注意的是,协商民主是对代议制民主、选举民主的补充和完善,而不是替代,否则就会陷入误区。在中国既要大力发展协商民主,也需要进一步完善选举民主,实现二者的互促互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