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辨张竹坡家世生平 撰述《金瓶梅》研究长编——吴敢金学研究综论

吴敢的《金瓶梅》研究主要用力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一是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研究。主要代表性著作即《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和《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它们为金学大厦的建构奠定了重要基石。同时,吴敢担负了《金瓶梅》研究者队伍集结的学术使命,即学会与学刊的筹建和创办,他的这一学术活动为金学研究的学风建设以及各种学术典范建构做出了自己的实绩。

付善明：《金瓶梅》是兰陵笑笑生的心灵史

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徐朔方先生在《论（西游记）的成书》、《论书会才人——关于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编著写定者的身份》、《再论（金瓶梅〉》等系列论文，以及专著《小说考信编》“前言”中，

考辨《金瓶梅》作者成书纵论《金瓶梅》思想价值——黄霖金学研究综论

黄霖的《金瓶梅》研究"外学"与"内学"兼善,主要致力于两个方面:一是《金瓶梅》作者成书研究,二是《金瓶梅》社会价值研究。黄霖的主要代表性著作《金瓶梅考论》和《金瓶梅讲演录》为金学大厦的建构奠定了重要基石。黄霖提出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说"是独具代表性的"一家之言",他提出的《金瓶梅》"反腐败经典说"也极具启示意义。

《金瓶梅》经典化历程中的两大坐标轴

《金瓶梅》自诞生以来有两次经典化历程:第一次是从明末到民国期间;第二次是自1949年以来。其经典化历程中形成了两大坐标轴:一是张竹坡与鲁迅共同建构的第一个坐标轴;二是袁行霈总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及其第二版。

论《金瓶梅》中常时节形象的小说史意义——以中国寓言—小说中的人格心理发展为例

《金瓶梅》中的常时节是一个"以柔退走"而又"恃强凌弱"的典型。他上承战国寓言的齐人,下启现代小说中的阿Q。这三个形象,虽然在历史背景、经济状况、社会遭遇等方面有所差别,但在人格心理、精神境界等层面上,却具有本质的相同。齐人—常时节—阿Q,生成了小说表现中国国民性问题的一条射线;从齐人到常时节再到阿Q,是文学的进步,更是小说意识的巨大发展。

50年的创业和辉煌——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简史

本文简要回顾了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发展历史,分析了上海院的设计实践,并表达了对上海院50周年华诞的祝愿。

探析邵万宽对《金瓶梅》饮食菜点技艺的研究

邵万宽先生研究饮食文化30多年,立足烹饪专业,力图从中国古典文献中探寻中国烹饪技艺和饮食文化。邵先生对《金瓶梅》饮食文化的研究,从技术层面、社会层面分析金瓶梅菜谱的特点、金瓶梅菜肴烹调技艺的特色及其贡献。邵先生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给予烹饪和饮食文化爱好者很多启示。

2005—2010年《金瓶梅》研究述评

一直以来,《金瓶梅》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之一。近五年来,学者们的研究热情不减,取得了很多成果,同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文章试从版本、成书、辨伪和作者等六个方面对近五年来相关《金瓶梅》的研究作一番爬梳整理,并给予客观评述,以求为《金瓶梅》研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金匮要略正义》考述

《金匮要略正义》为清代医家朱光被所著的一部中医经典注释类专著,收录于《近代中医珍本集》。从版本流传史、成书年代和训释特点三方面对其进行初步整理,考述其作为回流书籍的流传情况、成书年代,以及书中的训诂内容和写作特色。

《金瓶梅》寡妇携财再醮现象探赜——基于明中晚期妇女史视野的考察

在《金瓶梅》中,寡妇孟玉楼和李瓶儿均是携带大量夫家财产再嫁西门庆。基于明代“女为节妇”的贞节说教及“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等法律条文,上述情节与常理相悖。但若回归明中晚期婚姻缔结、司法实践的真实情境,这类现象其实较为常见。从妇女史视野来看,孟玉楼、李瓶儿二人的再嫁情节,正是对明中叶以降部分地区因商品经济的繁荣,贞节观念受到冲击与挑战,部分女性的经济地位有所提升等复杂现象的真实反映。

童年叙事的觉醒与儿童文学批评的自觉:英语儿童文学批评的发轫

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被称为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这是因为人类社会首次出现了儿童本位和艺术自觉的童年叙事共同体。这一时期产生了数量众多,艺术品质十分卓越的童年叙事作品,它们构成了有自觉意识的现代儿童文学主体之一,并且成为20世纪儿童文学批评和学科研究的基本前提之一。本文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有自觉意识的儿童文学主体得以在维多利亚时期产生的时代因素,并由此探究这一主体与当代儿童文学批评之间形成的互动关系:前者是后者存在与发展的支柱,后者不仅阐明了前者作为独立文类的艺术品质,而且通过卓有建树的学术成就在大文学研究领域获得独立自洽的地位。从认识论视角考察英语儿童文学批评发展史,首先需要把握两者的关系,厘清20世纪以来英语儿童文学批评及学科研究的开端和发展,以及英语儿童文学批评方法论的前沿进展。

从“五朵金花”到“皇权”“封建”之争

“五朵金花”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宏观探讨古史分期、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和汉民族形成等史学基本问题,堪称1949—1966年间中国古代史的主流热论,同时不乏公式化、议题简单、排斥多元实证等失误。改革开放以来,中古史研究以多样化、实证为主、重视考古新材料和国际交流趋于自觉等为特色,迅猛发展。但也有些许“矫枉过正”,主要是实证微观有余而理论宏观不足,不恰当的断代藩篱等。近年,“富民社会”、“农商社会”、“帝制农商社会”、赋役临民理政、南北整合等探索,兼取“五朵金花”和“多样性实证”之长,不失为“融通古史”和多维度诠释的良好尝试。而围绕战国至清的社会性质,“皇权时代”“封建地主制”的争议,再起波澜。前者的强项为政治文化层次的深刻揭示,不足之处是对社会经济及其与帝制间关系的发掘认识。后者雄辩论述了地主经济形态的基本特征及封建主义本质,薄弱点在于对帝制及其与地主经济间关系的把握。笔者提出“帝制地主形态”的新表述,认为两千年“帝制国家”与“地主经济”始终是一而二、二而一,不可偏废,始终是管制与支撑的因应互动。唯有“地主”,能够较好概括多重土地所有、兼蓄工商业以及“贫富无定势”等社会经济基本内容;唯有“帝制”,能简要涵盖亲民直辖、“官无常贵”和帝有天下等行政支配定律及宗法因素。我们考量中古社会属性,需要将“帝制地主形态”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