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预防性法律制度建设的实践及其成效

宪法、法律在基层社会的实施,高质量的社会规范不可或缺。从多维视角、立足社会治理的“枫桥经验”预防性法律制度建设,既体现问题导向,又服务基层社会治理,追求良法善治的目标,取得了显著成效。“枫桥经验”预防性法律制度主要包括实行综合治理、追求公正效果、健全制度体系、就地化解纠纷,采取预防措施、坚持效果导向、建立预防机制、彰显预防效果,推动制度进步和完善。依法限缩公权力边界,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规范化、治理手段柔性化、治理机制长效化,彰显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优势。

自觉与自信:近现代侨乡民众的“现代化”观念

在近现代的中国乡村现代化探索中,侨乡民众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现代化”观念,尊崇历史、对标世界、追求文明、向往科技、维护集体、富强家国等认知意识,透过乡村建设文献和建筑装饰得以记录和表达;乡村制度和村落场景化的建构,贴近基层民众的生活实践,并影响其思想、行为、价值取向和现代化探索实践,凝聚了他们对于鸦片战争以来大变局环境下中国乡村发展前景的基本认知和态度。这是不同于社会上层的基层民众对现代化的选择和反应,传统文化的浸润和西方文明的传入,使之坚守与吸纳并存,彰显了侨乡民众朴素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数据治理与“囚笼”——基于行业主体自我监管的回应型研究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自面世伊始即引人瞩目,数据、算法、算力作为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前行的“三驾马车”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数据之殇,如数据泄露、数据垄断等亦挑战着传统数据治理框架。在智能时代,基于应用场景的分散治理、基于风险预防的事前治理、基于公权主导的硬性治理均难以满足治理与发展的双重需要。行业主体基于其专业性、及时性、协同性等灵活优势理应在智能时代的数据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却饱受自监自管、缺乏动力等诟病。目前,新加坡的问责制协同治理模式、美国的软法治理模式均反映着行业主体自我监管的可行性,且证实了自我监管并非完全自治。因此,以自我监管为着力点,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角度构建数据治理新范式有其现实意义。

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自我革命:超大型政党治理的双重路径

中国共产党是超大规模政党,大党有大的优势,也有自身独有难题。中国共产党在其一百多年的进程中不断探索自身治理的有效路径,形成了“人民监督、人人负责”的第一个答案和“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进入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人民监督的最新形态,党的自我革命进一步丰富完善,由此形成了“内外兼修”的双重路径,开创了超大型政党治理的新形态、新成效。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第一个答案在新时代的新发展,是超大型政党治理的外部路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基于自身使命任务的行动自觉,是刀刃向内,是内部路径。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党的自我革命具有目标指向的一致性,旨在解决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两个答案”内在统一,都源自党的初心使命,贯穿党的奋斗历史,统一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自我革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其他类型政党的本质区别,从政党发展、政党现代化的角度看,是一种与时代同向而行的政党治理创新。

“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积分制”治理运行机制研究——基于四川省Y村的个案研究

“三治融合”是宏观层面对乡村治理的政策指引,乡村“积分制”治理正是“三治融合”理念的应用。文章以“三治融合”理念为视角,基于治理组织、治理工具、治理目标三个维度构成的治理逻辑,分析论证“三治融合”理念和乡村“积分制”治理运作机理的同一性;依据治理逻辑和运作机理,构建由起始动力机制、协调助力机制和激励保障机制形成的乡村“积分制”治理实践运行机制;通过把握乡村“积分制”治理实践运行机制,提出从构建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参与的共建共治格局、运用制度和技术工具、建立因地制宜的积分评价考核机制和激励政策等方面优化完善乡村“积分制”治理,以期推动乡村治理方式的创新化发展。

营商环境法治化三维论

市场秩序稳定公平、规则透明公开、法治公正、投资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是投资主体实现投资自由便利制度的核心价值所现。推进政府职能新定位,强化“放管服”,放宽市场主体准入等,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基本环节。自由度是主体最活跃的动力源和策源地,政府确保“中立地位”,促进主体公平竞争和实施反垄断,维护所有市场主体都享有平等、自由、公平竞争机制。便利度是彰显政府向市场主体提供快速实现自由度的便捷化、快捷化和效率化的社会效应程度,核心在于强化市场主体获得从商活动权利能力的快捷、简便、高效行为状态等。创新度是市场主体实现自由度与便利度融合发展处于动态的追求状态,显现了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创新的法治动力。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有机协同调控,做大主体自由度,提升主体更多便利度,促进营商环境的持续创新优化。自由、便利与创新,已成为优化营商环境的路径选择,创新成为优化营商环境的否定之否定规律。自由度、便利度与创新度的辩证关系价值,成为引导探寻优化营商环境的立足点、突破点和发力点。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历史逻辑与现实路径

深入学习研究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新课题,需要从把握历史逻辑、梳理丰富成果和探索现实路径等维度,着力阐明我们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推进伟大工程与坚持管党治党方针并举,把党的建设作为一大法宝,以着力加强党的建设为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走向胜利所发挥的重要政治保证作用。从这个历史逻辑中,可以得出只有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才能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成为强国复兴伟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的启示。新时代十年,我们党把加强党的领导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建设鲜明主题,不断深化对自我革命规律的认识,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于党的建设新布局,坚持以政治建党为统领,以思想建党凝心铸魂,以组织建党造形,以制度治党为保障,以正风、肃纪与反腐为党心民心所向,初步构建起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要把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这个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举措、重大任务落实好,必须深化对“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的理解和把握,着力在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内容上全涵盖,在管全党和治全党上全覆盖,在党的各级组织肩负主体责任、各级纪委承担监督责任上全链条,在把制度建设落实到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与各层级上全贯通,对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现实路径指向作出探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与时代价值

高度重视和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一以贯之于党的历史进程中,激励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与重点任务等,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不仅深刻指明政党建设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而且彰显了执政党的使命担当与为民情怀,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风险治理的制度化与“制度化自反”

制度化是环境风险治理的有效路径,但制度化也会因为“制度化自反”而成为新的环境风险源。环境风险治理制度化体现在认知理性化、行为规范化和组织系统化等方面,获得了科学认知并开展有序的治理行动。但面对高度复杂性和高速流动性的环境风险时,制度化路径失效了,反而在应用中出现制度化的自反,制度化的路径成了新的环境风险的根源。环境风险治理中制度化自反表现为:风险认知理性化引发风险认知偏见,参与程式化带来民主形式化,组织规范运行却出现异化。总体来看,环境风险治理需要从制度主义转向行动主义,在行动主义框架下消除制度化的自反。具体来说,需要确立合作行动的治理理念,健全风险治理规则,构建合作行动组织体系,优化技术治理工具。

自我革命: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始终保持高度的居安思危意识,从未停止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探索和思考,并以实际行动回应这一重大考题。在毛泽东同志给出“人民监督”民主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给出“自我革命”从严治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彰显了党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的价值取向与历史自觉,构成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成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集中体现。自我革命与人民监督同心同源、情理相依,内呼外应、水乳交融,共同归向人民幸福与民族复兴,一道构成长治久安的动力源泉,协同彰显党鲜明的历史主动精神与创造精神。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应在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集中领导与党内民主的统一、思想武装与制度保障的统一、问题导向与全面深化的统一中进行到底,确保党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永远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内涵、议题和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进而完成党肩负的历史使命。这一特定要求意味着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是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大党独有难题,进而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围绕贯彻党的全面领导,保证党的团结统一,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加强执政队伍建设,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涵养政治生态等议题系统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议题决定了路径选择。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路径包括:从政治建设入手贯彻党的全面领导,从强化理论武装入手增强党的团结统一,从发展民主集中制入手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从提高政治能力入手加强执政队伍建设,从发扬民主和强化使命入手调动全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结合入手强化对权力的监督,从党的自我革命带动社会革命入手涵养政治生态。

党以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逻辑支撑和体系保障

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经过百余年的不懈探索,中国共产党成功找到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即自我革命。党以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逻辑支撑在于马克思主义赋予了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内在品质、党能够认识与把握“三大规律”、党积累了以自我革命保持先进性的丰富经验。新时代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需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健全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的制度机制,构建自我革命、民主监督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理体系,完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协同推进体系。

大党“破题之钥”:以全过程人民民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探索的重要问题,也是关系民族复兴大业的关键所在。基于对大党独有难题理论意蕴的把握,可以发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和全面从严治党是在实践中形成的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全面从严治党具有从严以尚贤、任贤而兴民、民主护安邦的思想基础,并蕴含在其全面性、严格性和治理性的内在特质之中;而全过程人民民主既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实践标尺,同时其发展也需要以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保障。未来应通过发展维护党的全面领导的有效体制机制,探索人民群众监督与党内监督有机结合的有效方式,拓宽全面从严治党“靠人民”的有效渠道,进一步以全过程人民民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优势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能。

“三治融合”何以赋能农村集体公益设施建设和管护——基于内生动力的视角

内生动力不足是困扰农村集体公益设施建设和管护的重要因素。文章以西安市长安区四皓村美丽乡村建设为例,分析“三治融合”如何激发内生动力进而赋能农村集体公益设施建设和管护:首先,“三治融合”构成的农村“现代公共规则”与农村发展内生动力中的认同、参与、资源等基本要素相嵌合;其次,以党组织为核心的组织机构,通过“三治融合”的治理模式,形成内外部力量的有效互动,构建不同价值的双重循环,搭建个体与集体间的利益关联,产生农村集体公益设施建设和管护中的内驱力;最后,乡村公共事务治理不能仅依赖外部力量的介入,内外力量的互动是农村发展过程中内生动力生成的逻辑前提,构建村民个体与村社共同体的关联和认同是关键。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不断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的伟大举措,集中体现了党对新时代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是不断把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的有效途径。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必须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系统思维、科学方法推进,不断完善组织体系、教育体系、监管体系、制度体系、责任体系,以要素齐全、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为目标,推动实现管党治党内容全涵盖、对象全覆盖、责任全链条、制度全贯通。

论自选教材的治理逻辑与实践进路

自选教材作为教科书的重要补充,是未经审定但仍被教师选用和学生使用的能够助力学生发展的教与学的材料。将自选教材纳入监管和治理的范畴是全面加强教材管理的制度自觉。为了提高自选教材的治理效能,需要遵循“为什么治理—谁来治理—治理什么—怎么治理”的基本逻辑。在治理目标上,要实现以“和谐善治”为理想模式的自选教材治理现代化;在治理主体上,要体现政府统筹下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在治理对象上,要指涉与自选教材相关的一切事项;在治理方式上,要以技术治理赋能自选教材治理创新。在新时代背景下,可通过建立统一规范的审查制度、建立严格的准入机制、健全意识形态引领机制、构建腐败风险预警机制、建立选用质量的信息反馈制度、规范和引导资本的健康发展等路径加强自选教材治理,以期为教材现代化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

全面理解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四重维度

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价值立场、思想方法、话语原则和实践旨归的有机统一。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基础上超越了西方纯粹工具理性导致单向度物质文明和维护资本利益的社会治理价值偏差,实现了“人”的价值理性的回归;秉持守正创新的思想方法,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社会治理模式和传统社会治理范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现代化之路,拓展了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空间;坚持自信自立,不断推进社会治理话语创新,消除对西式话语的依赖,强化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做到既不封闭僵化,也不食洋不化;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凝聚社会治理价值共识,健全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共享社会治理发展成果,筑牢社会治理道路根基。

诉源治理视域中的基层社区治理——以电梯加装等相邻权纠纷为例

诉源治理是预防诉讼案件数量暴涨,减少行政、司法机关案件压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作为社会治理元单位的基层社区,理应是诉源治理的重要起点。有效应对类型多样的社区矛盾纠纷,应从社区治理的维度上对矛盾冲突予以整体把握,而非局限于司法裁判路径对个案进行处理。社区纠纷治理应在正视矛盾纠纷本质源于利益冲突的基础上,确立和谐社区的基本目标,建立以经济利益调整机制和社区自治机制为主要抓手的合作博弈路径,实现社区成员在经济关系和邻里关系两个层面的双重和谐,从而在源头上化解和预防矛盾的爆发。

平台型治理模式运行的原理分析与制度保障

技术与资本的结合催生了平台经济,带来商业模式变革的同时也引发社会治理模式的革新。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新公共服务理论、社会治理理论以及数字治理理论可为平台型治理提供理论解释,而平台企业的自我赋权则为平台型治理提供了实践基础。平台型治理模式能够实现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多元利益主体联结,也能顺应政府转型的时代趋势,为社会治理中的公众参与、限制平台权力滥用创设了必要条件。实践中,平台自治权的确认与规范、政府角色的转变、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机制的形成,是平台型治理模式在现实中展开的制度保障。

自组织理论视角下传统村落活态化保护治理模式研究

针对传统村落活态化保护的探索,目前大多关注于政府部门干预下的村落规划与地域文脉的契合、建筑与场地关系的协同等,但对于长期以来由村民主导的日常性活动及空间改造行为缺乏应有的重视。在传统村落日益衰败的背景下,如何审视政府部门直接干预与村民自发参与问题,是传统村落活态化保护利用过程中亟需予以关注的重点和难点所在。尝试从自组织理论视角切入,将其置于政府部门干预下的语境中,梳理传统村落日常性空间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揭示其空间形式、组织模式与行为活动之间的内在相关性,进而针对性地解析与构建相关治理机制与策略。同时,兼顾作为中介的建筑师专业作用的发挥,形成“自上而下”他组织与“自下而上”自组织两种体系并行的活态化保护新模式,以期为传统村落持续发展提供上下联动、情理交融的创新思路与技术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