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两洋同盟演化与当代国际格局转型的再思考

美国借助大西洋同盟和亚太同盟介入或主导了几次重大国际事件,证明了"当代国际格局多极化趋势明显"是伪命题。当代国际格局变化的两种趋势中,三支主要力量的角逐为美国两洋同盟的维持与优化提供了结构性空间;冷战遗留问题为美国两洋同盟提供了丰厚的历史根基与现实条件;美国推进全球战略重心东移,是通过两洋同盟的运行而实施的,体现了当今国际格局的变化态势;美国两洋同盟在国际格局变动中的对接与实践,深化了资本主义同盟的冷战思维。从外交方法上看,冷战思维不是国际行为体单方面能够消除的,它是行为体之间理解和认同的一种外交思维方法;单方面摒弃冷战思维外交将受到对方的困扰甚至陷入困境。

经济冷战研究综述

经济冷战是冷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学术界,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档案解密以来,在宏观及微观研究中都取得了丰盛的成果,本文试图从其起源问题及其他问题两方面来分析。中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成果相对有限,主要是对经济冷战宏观性地描述及对具体事件的勾画。

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

百年以来，占支配地位的对义和团的评价意见，主要不是来自学术本身。而是源于对中国现状与 未来走向的观察与判断。整个２０世纪，人们据以言说义和团的语境发生了多次深刻变迁；从五四时期反传统 启蒙语境到２０—４０年代的反帝国主义救亡语境，从５０—６０年代的反西方冷战语境到８０年代的反封建新启 蒙语境，再至９０年代的反激进新保守主义语境，大体可以看作指导义和团评价的语境变迁史。语境不同，义和团这一历史事件的面貌也在不断变动、２１世纪初叶，中国仍将处在义和团暴动所提出的问题的覆盖之下，对 义和团的研究与评价，仍将难以完全摆脱以民族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的制约。

冷战后朝韩关系发展在解决朝核问题中的地位、经验及展望

朝鲜半岛问题是冷战后的历史遗留问题,朝韩关系的对抗与缓和,除了受制于周边地缘政治的影响,更多地取决于南北双方自身的互动。朝核问题在起起伏伏过程中的经验表明,在美朝围绕和平体制问题的博弈中,朝韩关系已成为一个重要"变量",朝韩和解进程成为化解朝核僵局的关键。朝韩关系缓和趋势下,朝核问题相对稳定;双方关系对立、紧张时,朝核危机则愈发严重。这实际上给旨在推动半岛和平进程的文在寅政府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美朝之间不应是缺乏诚意的互怼,而应是互动。朝韩之间不应是对峙的加剧,而是要重启朝韩交流和谈判、构筑政治军事互信、营造半岛和平氛围、加快和解合作。通过朝韩关系的互动推动美朝关系的发展,并最终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和长治久安。

国际格局转型中的北约运行及美国对外战略变化——从科索沃战争到乌克兰危机

冷战后国际格局转型带来了美国主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系列变化。它集中地反映在两极瓦解之后的欧洲局势,尤其反映在美国的欧洲盟国对北约的态度波动及美国如何维持北约运行上。而国际格局的变化,国际行为体尤其是大国的国际战略演进,都是随着国际环境变化,通过应对重大国际问题运行来体现的。冷战后的欧洲重大安全问题集中地表现在关乎科索沃问题上不同国际行为体的意愿差异与竞争;科索沃战争之后,美国领导的北约没有停止东向发展的步伐,在国际政治经济发生激烈变化中与俄罗斯等相关国际行为体的交锋集中体现在乌克兰危机的酝酿、发展上。科索沃问题与乌克兰危机看似无关,实际上是由美国的跨大西洋同盟战略变化这个轴线来串接的,也反映了冷战后新旧国际格局转换的基本轨迹,表明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格局处于两种趋势三支力量角逐的态势中,不能简单判定多极化趋势明显,也不能认定当代国际格局就是多极格局、就是单极格局。

试论冷战起源的德国因素

二战期间,美、苏两国因为"德国问题"已经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国不同的对德政策理念进一步加深了双方矛盾。最终,德国成为美、苏对抗的前沿阵地,"德国问题"成为冷战爆发的催化剂。探讨冷战起源的德国因素可以揭示出冷战从地区性对抗到全球扩展的过程,从而进一步认清冷战的起源、性质与特征。

当前东北亚安全困局及其“病灶”探析

2016年以来,因朝鲜第四次核试验及美韩宣布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东北亚固有的安全困境更加突出,并引起相关国家及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密切关注。就当前而论,东北亚安全困境具体表现为朝鲜在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后,其核武器开发继续"跃马扬鞭";美韩以朝核威胁为由加强驻韩美军实力,包括不顾中俄强烈反对,决意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日本在进一步倚美的同时,趁势拉拢韩国,强化对华敌视政策,致使中日关系频现紧张;美国一方面以应对朝核威胁为由而加强其在东北亚的军事力量和"前沿部署",另一方面又极力拉紧美日韩同盟,其在东北亚遏制中俄的态势更趋明朗。东北亚安全局势持续紧张的深层次原因:一是由于东北亚国家间存在复杂的领土领海及历史纠葛,二是朝鲜半岛南北长期对立,三是日本在历史认知及其与东北亚邻国领土领海分歧等问题上长期采取顽固立场,四是美国搞"亚太再平衡",利用东北亚国家间的固有矛盾从中渔利,企图通过对华进行"局部遏制"而长期维持其在东北亚的同盟体系及霸权。未来东北亚安全困境是继续加深、激化还是逐步淡化,取决于上述深层次原因的演变方向。

朝鲜核问题浅析

朝核问题成为近二十年来国际和东北亚地区热点问题。朝核问题实质是冷战的产物,也是冷战结束后冷战思维的产物。朝鲜核问题之所以复杂,主要症结在于朝美两个当事国之间的敌对及相互间极不信任。解决朝核问题关键是美国能否放弃针对朝鲜的冷战和冷战思维,消除朝鲜在安全上的疑虑。

冷战遗留视角下的当代朝美关系跟踪分析

朝鲜半岛是冷战的焦点地区之一。两极格局瓦解后,冷战阴影在朝鲜半岛仍然挥之不去。两极格局瓦解后的朝鲜半岛冷战现象更多地具有不对称性和不平衡性,体现了美国东北亚外交的主导性。美国继续并强化在朝鲜半岛的冷战外交是美国东北亚战略利益的需要。当代美朝关系发展体现了冷战在亚洲结束的独特性。

论江泽民新安全观的辩证思维及实践问题

江泽民提出的新安全观 ,从背景看是对冷战思维的否定 ,从内容看是对传统安全观的发展 ,从结构看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 ,从实践看它不仅符合中国国家安全利益 ,也符合世界各国国家安全利益 ,反映了冷战后世界发展的大趋势。特别是在霸权主义有新的表现、恐怖主义危害上升、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的情况下 ,江泽民新安全观越来越受到大多数国家的赞赏和欢迎。

对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阵营研究的述评及再研究构想

冷战结束以来,学界对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已形成较普遍的认同。然而,对资本主义阵营是否瓦解,不仅无广泛共识,瓦解论与存续论还构成分歧,同时相关研究也存在着对资本主义阵营的模糊、笼统认知;更重要的是,分歧各方及其他种种观点,既未建立自己的判断标准,又无相应的推理逻辑,从而不能回答资本主义阵营是否消失的系列问题。从资本主义阵营构成的支柱及相关理论来观察,断定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阵营瓦解的论调,有失学理规范;资本主义阵营是在不断衍化的。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冷战后资本主义阵营衍化的基本构想。

冷战后东北亚地区安全问题研究综述

冷战后,随着两极格局的解体,东北亚地区多种矛盾和问题复杂交织,构成了中国地缘安全环境上非常重要而又相对脆弱的一个环节。学界对于东北亚地区的安全问题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对现有的研究情况作一梳理,以期对促进该问题的研究能够有所裨益。

冷战后东北亚安全局势演变及应对策略

东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大国利益纵横交织,形势纷繁复杂,热点问题频发的一个区域。冷战结束以后,东北亚地区战略位置凸显,合作机制缺乏。作为东北亚地区的主要大国,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与东北亚地区局势密切相关。冷战后东北亚地区由于受历史原因、战争遗留问题和领土争端、大国关系交织博弈等因素的影响,安全局势错综复杂,充满变数。目前,解决朝核危机是当前东北亚安全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构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是解决东北亚安全问题的努力方向,而中国应在东北亚区域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重塑区域国际关系,进而促进东北亚地区安全局势朝着更加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

冷战后韩国对日外交与韩日关系

韩日关系对彼此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双边关系。冷战时期的韩日关系是在美苏冷战格局下,在美国的推动下得到定位的。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冷战体制瓦解,韩国依靠自身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威望,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逐渐调整其对日外交政策,使其对日关系发生了不同于冷战时期的一些变化。

冷战后韩国对日外交与韩日关系

韩日关系对彼此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双边关系。冷战时期的韩日关系是在美苏冷战格局下,在美国的推动下得到定位的。随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冷战体制瓦解,韩国依靠自身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威望,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逐渐调整其对日外交政策,使其对日关系发生了不同于冷战时期的一些变化。

冷战后韩国的对日外交与韩日关系

韩日关系对彼此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双边关系。冷战时期的韩日关系是在美苏冷战格局下,在美国的推动下得到定位的。随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冷战体制瓦解,韩国依靠自身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威望,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逐渐调整其对日外交政策,使其对日关系发生了不同于冷战时期的一些变化。

芦田外交研究现状述评

长期以来,日本及国际学界往往把日美同盟与吉田外交等同起来,而作为日本对美结盟先行者之芦田均及其外交却并未为人重视。迄今为止,尚无一部全面、完整、深入的芦田外交研究专著问世,芦田推行被占领下之情报战、谍报战、心理战、宣传战、舆论战,更是鲜为人知,湮没不彰。芦田开启日本现代外交进程,基本促成二战后初期美国远东政策大逆转、远东重心由中国一变而为日本,同时与昭和天皇主导下执意推行宫廷外交相抗衡、相斗争,芦田外交遂成为日本外交史上一专有名词,对于进一步探析日本新外交、日美同盟起源、国际冷战史,研判当前东亚及全球国际局势发展,尤不失其重要学术研究价值与较大现实警示意义。

在祖国与“宗主国”之间:1945-1949年的香港问题

香港问题的本质是主权问题,战后国民政府曾设想收回香港,却未真正付诸行动,主要原因是受制于国际格局和自身实力。中国内战背景之下,国、共、英三方在香港展开博弈,英国实现了继续维持殖民统治的目标,而国民政府对英交涉挫折连连,导致自身合法性不断流失。在战后香港社会发展方面,由于港府纾解民生困境不力,激化社会矛盾,而中国政府介入又导致香港社会问题异变为政治问题,最终需要通过中英外交谈判解决。战后香港特有的政治格局由此形成。

战后东亚秩序的“帝国”结构原理:从“阵营对抗”到“正常化”

"钓鱼岛问题"危机化带来了互指"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话语斗争,但东亚的"秩序论"实证知识前提缺位。帝国主义军事殖民被世界大战终结,战后东亚是"阵营对抗"模式的"新帝国秩序"。美国通过政治、知识对话在日本确立"美国信仰",发展出成熟的制度化同盟。"一边倒"的中苏同盟基于普世价值信仰,但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欠缺把国家失败的历史真相转化为知识思想的改革意识形态生产能力,"苏联信仰"消退后中国就不再忍受"社会帝国主义"压迫;美国乘机通过遏制苏联、控制日本的战略对话把中国纳入了"正常化"秩序。"美帝国"权力扩张带动日本"帝国精神"复活,战后中日关系遗留的战争责任和领土处置问题反复发作,美国则利用来强化日美同盟,构成压迫中国的象征暴力。无知于这种战后国际传播能力竞争的历史,就难以理解东亚秩序的现在和未来。

政体转型与冷战后日韩关系发展的困境

冷战结束前后,韩国和日本相继开启政体转型,韩国政坛逐步分化为进步阵营与保守阵营,日本政治则呈现出右倾化趋势,日韩关系受到与冷战时期截然不同的国内政治环境的塑造。韩国民主化进程带动公民社会在外交领域影响力上升,随着清算日本殖民侵略历史的诉求被纳入追求转型正义议题,民选政府在开展对日外交时不再能够垄断议程设定,并且时常受到显著的民意压力。日本在“55年体制”终结后,选举制度和行政体制改革引发了政党体系和政策过程的巨大变化,在选举中基于公共政策的政党竞争得到强化,摆脱在野党和党内派系有力制约的首相决策地位显著提升。因此,在选举政治和大众动员中,日韩两国政治家不惜以损害双边关系为代价、借助对外政策议题以获取民众支持。随着政体转型,两国对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等争议性问题的处理非但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冷战时期限制这些问题产生负面效应的机制也不复存在,日韩关系陷入了延续至今的困境。日韩尽管经贸关系不断密切、民间交流深入拓展,东北亚冷战格局的延续更创造了广泛的共同利益,但两国的和解进程却趋于停滞,在双边和地区议题上也难以实现有效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