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法审判追责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完善

违法审判追责制度经历了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到违法审判责任追究的演进,但现有追责制度存在设计理念“重实体、轻程序”、追责判准不统一、追责主体不中立、责任区分模糊等问题。通过建立法官惩戒制度,树立“实体与程序并重”的理念,建立“追与免”归责原则,确保审判权独立与权责统一,进而构建“层次化”的追责判准,完善违法审判追责程序。

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的现实困扰与治理——基于基层法庭视角的考察

实行法庭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是确保"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有益探索,有助于解决司法行政化、司法责任的承担和办案质效低的问题。目前基层法庭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试点还存在办案机制亟待进一步细化和规范、主审法官独任案件范围亟待明确、办案责任的内部监督和惩戒存在缺失、办案责任的保障机制有待健全等现实困扰,亟待在主审法官办案机制、裁判案件范围、内部监督和保障制度上多管齐下,辩证施治。

谁审谁判:案件审批制度的改革路径

案件审批制度既是阻碍法院内部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主要因素,也是法院"去行政化"改革过程中难以根除的痼疾。究其原因,是法院内部审判事务管理权与审判指导监督权的异合存在以及权力主体的角色混同,造成了审判管理权与审判权关系的错位,从而导致了法院内部管理带有浓重的行政化色彩。改变这一现状的基本途径是重新设计法院内部权力结构:由法官、审判组织独立行使审判权,庭长、审判管理办公室行使审判事务管理权,主审法官主要行使审判指导监督权;同时,重构裁判文书签发制度,以保证法院内部依法独立自主行使审判权。

司法改革背景下主审法官责任制:问题、反思与出路——以刑事案件为例

从近年发生的刑事主审法官担责的3起刑事事件说起,提出主审法官为什么要承担责任、承担哪些责任、是否存在救济程序等问题。为了能让刑事主审法官担责,反思中发现责任与错案概念上的概念界定难和主审法官并不是真正的责任主体以及认定错案标准不统一。为了让刑事主审法官真正担责,提出了需要建立主审法官责任法定原则、主审法官责任豁免原则、保护被追究主审法官权益保障原则3个主要原则。具体构建上,确立主审法官责任追究的前提条件是法官必须独立;进行主审法官责任追究的归责事由是主审法官不当行为为主、错案追究为辅;建立健全主审法官责任追究主体与追究程序。

综合配套改革背景下法官司法责任问题研究

司法责任制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关键,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应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为重心,以责任制落实的薄弱环节及其配套机制建设着手,增强改革的共生、联动效应。经过前期改革,我国已经基本搭建起法官司法责任制度的体系框架,司法责任制度及其配套制度的具体落实取得了显著成效,法官独立地位和办案责任心显著增强,审判质效和司法公信力得以提升。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改革还存在不少短板,需要进一步补齐。一是权责不平衡。法官责任整体加重但独立履职仍面临一定制约,不利于法官工作积极性的提高和审判队伍的持续优化;二是权责不明确。各地责任清单较为混乱、违法审判责任构成要件抽象、各项责任界限不清,容易造成责任追究的误用、滥用;三是责任追究不到位。如公开追责少、追责片面化、终身追责落于形式,导致难以对司法人员形成实质的制约监督,损害制度生命力。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背景下,应当在坚持司法责任制改革基本方向的基础上,注意把握四组关系:第一,坚持权力与责任均衡,既要确保有序放权、科学配权,规范有序行权,还要防止追责的片面偏激。第二,把握独立与受制的矛盾统一,做到放权不放任、监督到位不越位。第三,统筹协调集体责任与个人责任,在坚持法院整体本位的前提下,突出法官个体的责任地位,注意防范责任分散效应。第四,实现内部制约与外部监督的配合、协作,合理利用行政性监督措施。具体举措上,首先,在统一权责清单,明确办案人员职责和权限的基础上,有效发挥专业法官会议在辅助案件决策、统一法律适用、强化制约监督的作用,同时加强和改善院庭长的审判监督管理,促进法官依法履职保障。其次,要严格解释责任要件、注意把握各类责任的差异和边界、健全法官责任豁免机制,细化完善审判责任制度。最后,还要注重从六个方面完善法官配套职业保障机制,其中薪酬制度对法官群体具有直接利益和激励关系,应当尤为关注并适当调整完善。

再析法官审判案件负责制

在人民法院内部建立法官审判案件负责制 ,将是解决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理和判决严重分离的有效制度 ,它坚持了合法、独立、责任制的基本原则 ,妥善处理了法院独立审判、院长领导审判工作、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三大基本关系 ,藉此增强了法官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使审与判、权与责更好地统一起来 ,提高了审理案件的质量和效率。

浅议警察应对涉枪案件应具备的几个能力

随着涉枪犯罪暴力案件的日渐增多,警察在执法行动中应对枪战的可能性也在逐渐增大,这无疑是对警察执法能力的一个严峻考验。由于枪战发生的突然性及警察须在法律的规约下使用武器等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警察在枪战中往往处于被动局面。这就要求警察应具备有效的应对能力,这些能力包括,判明能力、良好的心理应对能力、快速反应能力、技战术运用能力、急救能力等。

法官责任制改革的地方实践与思考

在中国司法行政化的背景下,法官责任制改革包含"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双重含义,改革进程中二者不可偏废。各地法官责任制的改革实践中,从这两个方面出发,采取了1.建立以审判团队为形式的主审法官责任制2.规范裁判文书签发机制3.限缩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4.成立法官惩戒委员会5.建立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6.建立信息公开制度等措施来保障法官独立,明确审判责任。开始近一年半的地方改革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面临着诸如监督考评机制缺位,改革信息公开不充分,法官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制与结果追责模式之科学性等待完善之处。应该建立以人大常委会下的专门委员会为主体的第三方监督考评机构;督促改革地方及时通过网络等便民渠道发布改革信息;修正法官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制为错案确定时效起算制,更新错案结果责任模式为行为责任模式。

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的价值预设及其困境应对

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由两方面的内容构成,即主审法官拥有独立审理案件且独立做出相应裁判的权利、主审法官应当对其误判担负起对等的法律责任。而改革推进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的关键点在于确保主审法官能够充分行使审理权和裁判权。尽管目前在审理权和裁判权的内部独立性及裁判权权责统一性层面均存在着"独立很不充分""责任很不明确"等问题,但认真探究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价值实现的内外影响因素,并藉此从合理配置主审法官及合议庭成员之间的权责、严禁法院系统内部人员干预、废除上级领导签发制度和明确审委会权责等方面完善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为顺利推进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改革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撑。

“制造公正”:清代案件审理过程中证据要素的现实功用——以“麻城案”为例进行分析

清代法律体系下对案件承审官员的个人司法能力以及律文的掌握和适用水平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具体到审理结果方面,则必须要尽可能做到证据齐备,以期实现情理和法理双重标准下所谓“处断平允,勿枉勿纵”的社会效果。不过在现实的司法实践过程中,证据往往并没有成为获取案情真相的有效媒介,反而成为部分官员用来实现主观判断合理性,表现个人能力水平的工具。其中清代“麻城案”的审理过程,明确了承审官员为消除审转程序下对自己审定结果的必要合理怀疑,往往会选择罔顾事实并有意识地“制造”证据以弥合其中可能导致审定结论发生改变的事实表象,以便于逃避法官责任制下可能因审理不当所承担的必要责任。

论法院不承担证明责任

近年来,各大诉讼法又开始进行新一轮的修改,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这两个被学界争论已久的概念又成为了争辩的焦点。有的学者重新提出法院是证明责任的主体,法院应当承担证明责任的观点。对此观点,第一、从诉讼证明的角度来看,法院不是证明的主体;第二,法院的查明责任不是证明责任;第三,司法人员的责任制与错案追究制度不是法院在没有履行证明责任后的不利后果。本文从以上三个方面论述法院为何不承担证明责任。

困境与出路:院庭长办案制度实证研究——基于A市实证考察

实证研究表明,自司法责任制改革以来,院庭长办案基本实现了"制度化"和"常态化",近年来院庭长办案数量明显增加、比例明显提高。但是,"形式化"问题依旧突出,主要表现在挂名办案和选择性办案,且落实该制度的难点在于院级领导层面。究其原因,主要是院庭长办案机制不完善、审判监督管理和行政职能难以平衡以及部分人员办案积极性不高。需要如下改进:一是完善分案机制和案件甄别机制,完善办案考核机制和惩戒机制。二是理顺审判监督管理和办案职能的关系。三是确立司法追责的必要限度,减少外部行政力量的干预。四是加大法院内部机构改革,深化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区分审判核心事务和审判辅助事务。

错案追究制理论根基的反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第35条一定程度回应了一直以来学界关于错案追究制的热烈讨论,但如何落实该条意见需正确认识到错案追究制的理论根基——法律的确定性理论。对法律确定性理论进行必要的思想史梳理,并尽量展示其全部面貌,会发现该理论大概经历了从确定到否定再到纠偏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司法程序确定性的重要性不断被凸显,通过司法程序的确定有利于达到司法判决的确定性。反思我国错案追究制,其与所追求的目标背道而驰,亦不符合法律确定性理论的发展要求。恢复司法理性,并进一步构建其他科学合理的具体法律制度以实现错案追究制所追求的目标是当务之急。

法官职业伦理责任制的构建--以错案追究制所带来的困境为切入点

错案责任追究制作为我国法官责任追究的主要模式,存在“错案”的概念和认定范围不清、“结果中心主义”影响法官判案以及归责机制不完善等问题,给司法责任制改革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与之相比,法官职业伦理责任制在有利于审判独立、规范法官惩戒委员会工作和承担责任方式多元化等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因而逐渐被学界和实务界接受。推行法官职业伦理责任制,须通过提高相关法律效力位阶、加强职业伦理道德建设和发挥指导案例的示范作用等完善法官职业伦理的规范内容,在审议程序启动、听证、表决等方面规范法官惩戒委员会工作程序。

法官、检察官员额制改革的限度

我国目前推行的员额制改革将法官、检察官的员额比例确定为不得超过中央政法专项编制的39%。从实施状况来看,这一比例过低,导致法官、检察官流失迅速加剧,办案压力大幅上升,并可能导致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目标异化。从当今世界主要国家法官、检察官人口比来看,我国处于中间略偏上的位置。由于社会主义或前社会主义国家法官、检察官人口比普遍高于其他国家,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高于其他国家,而我国同时兼具这两者,因此法官、检察官人口比不宜过低。从法官人均办案数来看,中国似乎比较低,但实际上,这是因为中国与其他国家法院受理案件的标准、诉讼分流机制、法官与司法辅助人员的比例、法官的行政负担等因素不同;就法官采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的人均办案数而言,我国与其他国家大体持平。因此,我国有必要适当提高法官、检察官员额制改革的比例;区分不同地区、类型、级别的法院,确定不同的员额比例;强化配套制度的建设,扩大司法辅助人员队伍。

法官职业伦理责任制的构建——由错案追究制所带来的困境谈起

错案追究制作为目前我国法官责任追究的主要模式,给司法责任制改革的落实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困难。通过分析司法责任的特点以及司法责任制设定的初衷,明确我国法官责任制改革的目的在于通过"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还权于法官,保障审判独立。从长远计,为了实现权责统一之目的,应转向法官职业伦理的培养以及职业责任的承担这种底线性、预防性的机制构建。

法官责任制度的三种模式

随着司法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的法官责任制度逐渐形成了三种模式。其中,结果责任模式发端于错案责任追究制,后被纳入违法审判责任制,如今则被视为防范冤假错案的重要制度保证。程序责任模式滥觞于违法审判责任制,如今则成为法院进行案件质量评查、对法官确定奖惩措施的主要依据。随着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推进,法学界发出了尊重司法规律、重构法官责任制度的呼声,一种主要针对法官违背职业伦理行为来构建法官责任的新模式——职业伦理责任模式,逐渐出现在各种司法改革的方案之中。上述三种模式都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产物,都有各自得以存在的制度空间,也都有相应的局限性和实施障碍。通过总结我国法官责任制度的发展经验,可以为未来法官责任制度模式的选择确立一些基本准则。

我国法官惩戒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从惩戒事由看,我国的法官惩戒制度遵循的是错案惩戒与职业伦理惩戒并存的二元模式。错案标准的不明确,导致了以错案责任追究为主要内容的法官惩戒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立足于制度的发展完善,我国法官惩戒事由的重心应当转向法官的不当行为。为此,应当以司法独立原则、外部监督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为指导,从惩戒权力主体、惩戒事由以及惩戒程序等几个方面进行规则细化。

司法责任制改革中的法官问责——兼评《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

传统司法实践中,法官问责名目混乱。法官责任的性质应当是一种"办案责任",或者"司法过错责任"。法官问责制度的建构应当采取以下原则:错案责任追究严格化;信访责任追究退隐化;纪律责任追究实效化;法官问责规范统一化。此外,应当确立"二元双层"的法官问责基准,并采取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式建构法官责任豁免制度。《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对法官问责的规定定位欠妥,范围失当,缺乏对违纪审判责任、违法违纪执行责任的规范,法官问责基准不明晰,尚未建构起一个内容全面、体系合理的法官问责制度,难以有效地矫正法官问责的实践偏差。应当研究出台一部"法官惩戒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