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社会景气变动趋势:基于后疫情期的考察

灾后社会景气作为表征性因素,是实质性恢复重建工作中长期潜在的隐蔽公理,对于更好促进灾后恢复重建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通过对原有文献中社会景气概念的修复性界定,指出它不仅仅是主观满意度和信心的问题,更涉及客观景象的整体状况。基于后疫情期主客观社会景气的案例,通过实证比较分析进行具体考察,从而揭示疫灾过后经济社会恢复发展和社会景气回升繁荣的艰难之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灾后社会景气研究和监测分析,着眼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促进灾后恢复重建和社会景气回升。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评估现状分析

对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评估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全面梳理。目前的重建评估工作总体上呈现畸轻畸重现象。具体表现为:1)重"物"轻"人"的倾向,或者说传统的地质、环境、经济等技术评估占多数,社会影响评估比重低;2)表现出极强的宏观政策导向,而政策又取向技术偏好;3)灾害社会评估和重建社会评估概念被混淆使用,愈加容易导致重建社会影响评估在实践中被忽略。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人们对社会影响评估概念和意义认识不足。介绍了社会影响评估概念,分析了社会影响评估的必要性,提出灾后重建评估应该均衡发展。

浅析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上海田子坊地区的空间重塑

本文以对上海田子坊地区的实地调研为基础,初步探索产业活动变迁对地方文化形象和社会关系重塑的影响机制。论文认为,文化创意产业的进入不仅改善了田子坊的地方文化形象,也使当地原本简单的社会关系趋于复杂。资本的话语权愈加明显,而弱势群体的利益则常被忽视。但就区域经济社会的持续、和谐发展而言,文化创意产业促成了田子坊从一个传统的、地方性的、私密的、低收入群体为主的空间向一个时尚的、国际化的、开放的、高收入群体为主的空间的再生产,因而具有深远的价值;有效协调田子坊区域内各类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关系,促进各类社会群体长期、和谐共处将是田子坊地区持久繁荣的重要保障。

当前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特征与问题分析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同时在乡村社会关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并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特征。由于传统与现代因素的交织作用,社会关系在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存在着对抗与矛盾,任何一种取向的社会关系都存在一定的问题。由此来透视目前乡村社会关系的现状,我们也看到了社会信任、社会资本以及社会秩序所存在的问题。因此,必须在正确对待特殊主义社会关系的同时,有效地发展出一种普遍主义取向的社会关系,以实现乡村社会关系的和谐,从而重建乡村的信任关系、社会资本以及社会秩序,进而推动当前新乡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社会断裂与社会支持:失独老人社会关系的重建

社会政策、传统文化、经济等因素使得失独老人面临着社会保障、经济困顿、养老、医疗、社会心理恢复等问题,表现为与他人、社区之间社会关系的"断裂"现象。对安徽省合肥市失独老人生活现状及社会支持网络作了实证研究。失独老人对现状不满意,社会关系"家庭化",存在社会支持方面的缺失。影响失独老人社会关系重建的主要因素为性别、教育程度、收入、失去独生子女的时间和社会政策。从多元的视角,提出建立失独老人社会支持体系,重建失独老人社会关系、融入社区的操作性对策。

灾后社会关系恢复与重建的路径探索——基于Q安置社区社会工作介入的实践

安置社区是为了解决灾难发生后受灾群众的居住及生活问题由政府采取的一种安置措施。具有过渡性、环境退化、居民的异质性和疏离性、灾情文化、问题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基础性、原有组织体系破坏、管理难度大等特点。在此情况下,通过社会关系的恢复和重建,为受灾群众充能和增能,形成受灾群众的互助体系和社会支持体系,达到预防社会问题(特别是社会冲突)的产生、构建和谐社区的目的,应是社会工作介入的最佳路径选择。

现代传播中的人与媒介融合

以数字技术为主导的现代传播,在推动大众媒介与社会媒介深度融合的同时,将人与媒介融合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人的媒介化与媒介个人化的双向作用改变了社会传播关系。现代传播生态下的新型传播关系,通过社交关系、价值关系、舆论关系、利益关系、组织关系和行为关系等层面的再造,实现了对社会关系的重构。

重大自然灾害社会援助机制研究——以汶川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为例

汶川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实践表明,我国重大自然灾害社会援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如缺乏完善的社会捐赠机制、社会组织的发展遭遇制度和资源等多重制约,志愿者权益缺乏保护,专业技能不足等。针对这些不足,探讨社会援助的慈善机制、激励机制、协同机制的构建路径,以期完善重大自然灾害社会援助机制,促进社会健康稳定发展。

乡村社区营造的基本方略:符号化与空间化——基于安徽省香泉-温泉小镇社区营造的观察

社区营造理论发源于东亚国家及相关地区的社区营造实践,中国理论界对于社区营造的理论也予以了多学科的关注。从中国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乡村社区活力的激活和内生机制的建立将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社区营造是考察乡村社区活力提升的一个新研究视角。因此,中国乡村社区营造方略是什么及怎么做的问题成为当务之急。基于对温泉小镇社区营造的实践观察,以社区营造理论为依托,以社区营造经验为参照,指出中国当下乡村社区营造的策略,即符号化与空间化。提出以符号的方式呈现乡村性、地方性、乡土美,并打造具有生活感的物理空间、具有社区感的社会空间、具有家园感的文化空间的理论构想。乡村社会关系的再造是中国乡村社区营造的未来方向。

浅析非政府组织在社会关系重构中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是一个来自西方文化背景的学术概念,是现代社会中维持社会结构均衡的重要力量。在我国,非政府组织主要是社会转型的产物。社会的转型同时也引发了传统社会结构的裂解,使得社会关系的各个层面均出现较大的变动,社会关系的重构在所难免。本文主要以非政府组织社会中间层的特征为分析视角,认为非政府组织在促进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促进利益关系的融洽以及促进社会信任的重建、修复社会纽带上具有重要作用,因而它的存在有助于转型期社会关系的重构。

吉登斯的“时-空秩序”与现代性逻辑

吉登斯以"时-空"秩序的变迁作为其分析现代性的逻辑起点,认为相对于传统社会,"时-空分离"是现代性社会生成的物理基础,它使现代性观念的变迁、现代性制度的形成和全球性现代性文明的生成成为可能。"时-空分离"所形成的"时-空新秩序"是一把充满悖论的双刃剑,既是现代性生成的动力机制和主要特征,又是现代性危机的根源。"时-空新秩序"下生成的抽象系统拷问着现代性制度:社会知识关系重构下的"专家系统"拷问着现代性的社会信任和知识合法性;"象征标志"拷问着公众对现代性制度的信心与信任。驾驭现代性这头"猛兽",不在于时空的物理性重构本身,而是隐藏在时空背后的社会关系的彻底重构——社会关系的变革(消除全面异化),进行"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双重解放"。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资本:演进与重构

社会资本生于乡村,长于乡村.而作为传统农业大国的中国,对其乡村社会资本的研究历史并不远.乡村社会资本并不像有些学者认为的呈现衰落趋势,而是发生了重构,其重构过程中实现了从传统的封闭式、互助式、道义性社会关系网络向开放式、互惠式、契约性关系网的路径演变.乡村社会资本重构中其构成要素——信任、网络、合作——没有变,但是这些要素的特点发生了演变.

试论新疆哈萨克族饮食文化的传承与流变——基于社会关系重构的视角

随着我国西部开发和小城镇化建设,以及新疆哈萨克族牧民定居点建设工程的逐步推进,新疆哈萨克族社会从内部到外部发生着快速的变迁。哈萨克族从整体社会到个体家庭都处于转型之中,为适应这种变化,哈萨克族社会关系正在发生重构。作为文化生活的哈萨克族日常饮食不仅是满足生理需求,它还隐含着丰富的经济交换、社会关系交往以及文化信仰和宗教禁忌等深层次的社会文化意义,对我国新疆哈萨克族社会关系重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管理”走向“治理”: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国家治理现代化,意味着国家治理模式将实现从"管理"走向"治理"的革命性变革。"治理"在本质上是公共权力向社会回归的过程,是多元治理主体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作管理以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因此,要完成这个革命性的变革,必须重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建立起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

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推进城市化的关系

文章主要论述新农村建设与推进城市化的关系,一方面从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相统一来阐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从二者的区别分析在某种意义上新农村建设超出城市化进程。

灾后重建社会工作助人关系之定位与反思

灾后重建工作包括物质体重建、心理重建、生计重建、社会关系重建等多个层面,社会工作者强调社会关系重建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灾后重建中社会工作助人关系的性质与定位,并从价值观、助人者特质等方面做了反思。

灾后重建的乡村社会关系新格局——基于成都市乡镇的调查研究

基于汶川灾区乡村重建社区的跟踪调查,发现自然灾害影响下乡村社会大体经历稳定社会关系断裂、临时性非常态过渡、社会关系网络重组三个阶段,分阶段乡村社会关系内涵也出现相应转变:社会向度上转向新产业分工、资本向度上转向新生产模式下资本流动与再分配、空间向度上转向集中后的相对分散。审视此类转变所引发的新产业分工下同业竞争异化、社会关系联结度不高、资本再分配差异显著、群体性公共空间缺失等社会问题,并提出响应机制:合理确定分工规模,实现多元差异化商品供给;调整产业模式,推动资本分配的群体公平参与;增加外部公共空间,营造和谐开放的交流环境。

试析伊拉克战后重建的制约因素: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视角

中东国家的战后重建往往是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来看,伊拉克在外部力量主导下确立的联邦民主制度与社会关系的不平衡从根本上影响了国家重建进程。本文尝试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分析伊拉克国家重建中政治制度变革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的制约关系。通过观察西方国家建构历史不难发现,西方国家民主制度的确立是建立在长期形成的健全政治体系和完善公民社会基础之上的,相对而言,伊拉克的历史演进建立在教派、族群多元化的社会结构基础之上。因此,本文通过分析伊拉克现行的政治制度与该国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民众文化认同及经济基础等因素与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伊国家重建陷入困境、历经反复的根本原因。

都市文化再造:从城市爱情到都市欲望的都市言情剧

关于城市爱情的电视剧在市场化之后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大约1992年之前的城市俗世爱情及市民生活的回归,一是90年代中期至今迅速转向都市爱情神话及欲望都市、消费都市的大力展示。后一阶段中爱情逐渐与各种欲望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主角大多由普通市民转为城市白领或中产。这种关于都市的想象与文化再造,不仅强化了传媒的城市中心主义与消费主义价值观,而且也再造了社会关系,并一定程度地影响和破坏了都市文化的多元性及公共性。

不平衡发展、阶级冲突、生产关系重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发展理论的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关注发展问题,但他们并不是单纯地从经济角度来思考发展问题的,而是从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状况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冲突、生产关系的重构等来思考各国的发展的。由于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不平衡性,使资本主义体系中产生了多层次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因而资本主义体系内的阶级冲突就不可避免,在此基础上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构,反过来又加剧了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不平衡性。但是,这样一个不平衡发展的体系却创造了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性基础,它为更高的社会制度创造了坚实的物质条件。也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来说是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