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辩护制度的完善

刑事辩护制度发达与否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法治与人权保障程度的重要标志。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刑事辩护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从司法实践以及同其他法治国家的比较来看,中国刑事辩护制度还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具体而言,应当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将指定法律援助辩护的范围扩大至可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依法保障辩护律师三项基本诉讼权利的行使、确立讯问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场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的调查留置期间允许律师介入,以更好地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论数字时代的《刑事诉讼法》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已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在本次修改中应当回应数字时代的需求,关注在刑事诉讼中运用新型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新问题。在基础理念层面,应当协调数字时代刑事诉讼中技术运用和人权保障的关系,兼顾法律修改的前瞻性与稳妥性,平衡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冲突。在基本原则层面,应当确立合法原则,要求目的、程序与手段的合法性;通过确认比例原则,协调目的、手段与后果之间的关系;依据区分处理原则对对象、场景、行为方式与监管方式加以区分处理。在制度规范层面,应强化对数字侦查取证的控制,推动数字检察法律监督工作,规范智慧审判,确保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数字化改革符合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从这三个层面出发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能使刑事诉讼的数字化转型在法治轨道内得以实现。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在二审程序中确立禁止不利变更原则

根据现行法律规范,在“余金平交通肇事案”中,二审法院改判加重被告人刑罚并无错误。该案件之所以引发热烈讨论,其根源在于中国刑事二审程序中确立的上诉不加刑原则在立法上并不周延,其在适用上存在依主体确定、“刑”所指涉范围过窄、上诉后存在程序转换易滋生变相加刑的缺陷。着眼于化解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固有问题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所带来的新问题,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当在二审程序中确立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增加为被告人利益的上诉和抗诉,二审法院不得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裁判变更的规定,并可以设置例外情形。与此同时,需要强化对“不利”的判断,并将二审法院发回重审、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纳入禁止不利变更的适用范围,从而消除“上诉不加刑”原则所面临的守正和创新之间的冲突。

冲突与弥合:个人信息刑事调取的数字转型与法律因应

数字技术深度嵌入犯罪治理,个人信息刑事调取发生数字嬗变,调取对象存储形式数据化、调取对象内容承载复杂化、与案件无涉的网络平台协助调取普遍化。然而,调取规则仍以物理空间为治理场景,刑事调取被概括定性为任意侦查,程序规制宽泛,规则偏重鉴真。个人信息刑事调取的规范面向与数字面向的显著差异使数字化刑事调取治理面临三重张力,刑事调取突破任意侦查属性,背离程序法定主义,对个人信息权益保障不足。对此,应当在个人信息分类分级与取证措施性质基础上,将个人信息刑事调取进行体系建构,并从调取目的、必要性及审批权限方面进行程序的合比例构造,再导入知情权、更正权,强化调取中的个人信息权利保障。

电子数据侦查取证措施法治化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已经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之中,这是数字经济和信息网络社会飞速发展背景下对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此次刑诉法再修改内容之一将电子数据侦查取证措施法治化、体系化,这既是信息网络时代有效打击治理犯罪的必然要求,也是数字经济时代在刑事诉讼中实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途径,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法与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中相关制度的有效衔接。电子数据侦查取证措施的法治化和系统化,需要以数据权利保障、数据分类分级、数据生命周期为其理论基点。需要回应电子数据侦查取证中的权利保障需求,对现有搜查扣押等传统侦查措施予以改进与完善;将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网络远程勘验、电子数据冻结等新兴侦查措施吸收到刑事诉讼法之中;增设数据保存令、数据自动化比对等新兴侦查取证措施;针对电子数据所承载基本权利的差异而设置不同类型侦查取证措施;将电子数据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从而实现对侦查机关电子数据违法取证的程序性制裁。

程序法定原则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由于刑事诉讼涉及公民一系列重要权利,程序法定原则作为现代刑事诉讼的重要原则,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对刑事诉讼程序提出要求,这不仅是诉讼公正理念的体现,也是诉讼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与外国有关程序法定原则的立法及适用情况相比,我国在程序法定原则的贯彻、实施方面还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

略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再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既是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实现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协调发展的需要,也是加强人权的程序保障、促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民主化、国际化和法治化的需要;在修改过程中,应当正确处理好《宪法》与《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与结合我国国情之间的关系;修改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加强对追诉权力的控制、辩护权利的保护、保障公正审判的权利以及健全程序侵权的救济机制四个方面。

刑事诉讼法修正的宪法思考

单纯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正并不能有效解决我国刑事诉讼领域存在的既有问题。借鉴西方法治国家的通行做法并贯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原则,要想在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正中真正体现人权保障的宪政精神,首先必须对我国有关宪法制度进行修正与完善。

对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几点建议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被提到本届人大立法日程上来,其修改论证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但人们的目光多聚焦在原则、框架、理念上,鲜有对具体的操作程序进行详细考察论证的。而作为操作规程的诉讼法,其每一个细微之处的设计都是不能忽略的,如刑事诉讼法中的职能与职权划分的界线及特赦的问题,已死亡被刑事追诉者的非法财产追究问题,强制措施中的某些具体操作环节问题,羁押期限延长的合理性问题,二审中发回重审裁定中的问题等,否则修改后的法律仍然脱离不了“弹性规则”的窠臼。

“光芒”还是“阴霾”:聚焦科技证据与《刑事诉讼法》修改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将技术侦查纳入刑事诉讼法、明确电子数据的法律地位、规范录音录像及其视频资料、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等内容,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科技证据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广泛运用,有利于我国革除传统口供主义的弊端,促进正当法律程序改革,但同时也带来了人权保障方面的诸多难题。在将来的修正案中,有必要依据证明力上的关联性、证据能力上的容忍性等积极完善科技证据的收集、审查和质证机制,强化刑事司法机关的科技配置。

法官在刑事二审改判中的风险治理决策

在我国刑事二审改判制度中,二审法官常常要面临着在道德风险、职业风险和人际风险之间的艰难选择。这种状况是由我国二审改判制度的风险环境造成的,而法官们则采用请示制度、发回重审、有罪推定的方式予以应对。改善刑事二审改判制度的风险环境以保证司法公正,有赖于对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刑事二审审理范围、改判适用条件及程序等进行全面的改革。

论反对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在我国的确立与完善——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14条

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则不仅为西方国家普遍承认,也是联合国人权宪章所确立的一项刑事司法国际准则。为此,此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引入了该规则,从而使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更加民主、文明。但目前该规则引发的争议仍然较多、立法矛盾尚存、相关配套制度也仍然欠缺,因此,应以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为指导,进一步完善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则。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侦查程序若干问题

侦查阶段是刑事诉讼中查明犯罪与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最容易发生冲突的阶段,从侦查程序的上述两个目的和两种基本价值的协调来看,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两方面都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应当围绕保障侦查机关有效执行侦查职能和确实加强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两个目的,从刑事立案、侦查行为的实施、侦查权力的控制、犯罪嫌疑人的防御权等方面进行修改与完善,以保证侦查权的有效、正当行使。

论刑事诉讼法修改与公诉权的精进

《刑事诉讼法》修改使公诉权在理念上产生了明显进步。一是强调了人权保障理念。二是强化了程序正义理念。三是增强公诉权的诉讼监督功能,加强其对侦查权和审判权的制约力度。四是加强对公诉权的监督制约,体现监督者也要接受监督的理念。新形势下行使好公诉权,应当对理念层面的进步有深刻的认识而不能单纯关注条文的变化。

刑事诉讼法修改对公安执法的影响——以人权保障为视角

刑事诉讼法第二次修改的一大亮点就是"人权入法",即对人权保障问题从原则到细则作了系统的规定,这对公安执法工作的执法理念、执法程序、执法监督、执法环境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公安机关应当充分认识"人权入法"的影响,并积极加以应对。

变与不变:新《刑事诉讼法》对无罪辩护的影响

刑事诉讼制度的每一次变革都会对刑事司法实践带来较大的冲击和影响,无罪辩护也不例外。2012年再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制度、证据制度和诉讼程序均进行了重大变革,可以预期这些制度变化将会对无罪辩护实践产生深刻影响。尽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无罪辩护的影响尚未充分表现,但初步分析表明,其对无罪辩护率、无罪辩护机制和无罪辩护效果都带来了较明显的积极影响。当然,这种积极影响不仅依赖制度本身的变革,还需要诉讼理念革新、司法改革成功及相关配套措施到位的保障。

浅析我国刑事自诉制度的立法完善

刑事自诉制度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意义。现行刑事诉讼法在刑事自诉案件的范围、自诉人的证据调查权、简易程序的适用、自诉案件的起诉期限等方面的规定有明显不足。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在扩大自诉案件的受案范围、赋予自诉人证据调查权等方面加以完善。

论刑讯逼供的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为切入点的思考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试图通过举证责任倒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录音录像规则、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等制度遏制刑讯逼供。就刑讯逼供的遏制而言,需要明确的是,同一刑讯逼供行为,既可以是实体法中的证明对象,也可以是程序法中的证明对象;在作为不同性质的证明对象时,在证明责任、证明标准方面均有所不同。

刑诉法再修改的几个边缘性问题

刑诉法再修改的几个边缘性问题,指既与修改刑诉法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又是学界历来忽视的问题,具体包括:第二审审判中的诉讼关系问题;行政处罚与刑事追究的衔接问题;行政机关司法化问题;司法机关行政化问题。提出这些问题,旨在引起大家的重视。

我国刑事自诉制度的历史演变

尽管我国各历史时期的自诉制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称谓和内容,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却一直为我国的法律制度所沿袭。因此,在新的刑事诉讼法典中我们不应废除自诉制度,而应对其予以修改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