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修辞的基本原则

修辞是一种复杂的语言活动。修辞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就是语言资源配置的过程,需要应合特定的题旨情境,朝着既定的修辞目标预期而努力。为此,修辞主体(表达者)在语言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就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其中有三项最基本的原则,是修辞主体必须要始终牢记并遵循的,这就是:“增量达标”原则、“减量达标”原则和“调控适变”原则。

论受众预期与司法裁判的契合度不足及实践应对

新修辞学的受众理论表明,司法裁判是一种受约束的理性论证过程,裁判者要考虑受众的预期并反过来修正自己的说理论证,增强裁判可接受性。实践中,受众预期和司法裁判结果之间存在契合度不足现象,因而对司法裁判可能形成微观与宏观的诸多影响,既在个案裁判中直接影响当事人的诉讼策略及公众对案件的评判,乃至影响法官的考核,也在宏观上影响法治社会中公众对司法活动的整体评价。基于对受众预期的重视,法官在完成司法审判活动及作出裁判的过程中,不仅要预测性地思考如何说服案件当事人,还要考虑如何让判决结果尽量为其他旁观者理解和接受,在法律制度既定的情况下基于司法活动本质要求探索前瞻性应对机制。

思想修辞论

“思想修辞”,作为一个原创性概念,受到中西方“修辞学转向”的启发与影响,并在出现时段上与其有所重合,但又有自己的思考路径与内在逻辑。它试图在语言修辞之外探讨一种思想层面上更为广义的修辞现象。所谓“思想修辞”,就是运用修辞的方法、手段来进行思维和思考,或是在思想、思维过程中带有修辞的痕迹和影响,凡具有这些特征的思维活动,皆可称之为“思想修辞”。“思想修辞”研究,就是要探讨修辞如何在思想、思维层面产生、存在并发生作用。这一命题产生的本身,就是一种“思想修辞”的结果。在此,核心概念与思维方式同时诞生,命题与方法互为因果。思想修辞是一种“隐性修辞”,渗透、贯穿于一个个创新思维的过程之中,有极大的研究空间。思想修辞还注重理论研究的技术维度,有较强的实践品格和可操作性。研究思想修辞,提出核心概念固然重要,但更为要紧的是要像语言修辞有自己的“修辞格”一样,确立自己独立的研究范畴。将“思想修辞”置于学界“修辞学转向”这一大系统中进行观照,或有启发与新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身体如何讲述故事——身体修辞的视觉图式及其意义生产

作为身体美学与视觉修辞的交集形式,身体修辞兼顾视觉文本与实物文本两个视觉修辞序列,身体的形式表征与行动表征构成身体修辞审美实践的两个维度,前者立足身体的样貌及装扮,结合身体形式负载的社会、文化属性展开修辞实践,后者则基于身体动作的故事性意指进行修辞生产。中西艺术史对身体意指的审美呈现及其修辞意蕴为身体修辞的话语生产提供了经验参照,而技术媒介对身体表征的纾解以及消费意识对身体美学的隐性驱动则赋予身体修辞更为普泛的实践空间,也决定了身体修辞在更大程度上属于一个现代命题。

中国修辞学学科史的建构与开拓——学科演变史的回顾与学术创新路向的探寻

复旦大学修辞学史研究团队50多年来探索中国修辞学史理论与演变规律的历程表明,陈望道修辞思想对于该领域研究的继承、开拓与创新,以及学科方向和力量的凝聚,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该团队已出版的六种修辞学史论著集中体现了以下创新理念和实践,即以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强调“史”与“论”的统一,重视修辞与社会文化发展的有机联系与互动关系。坚持多维度、多层次地研究修辞学史以及注重系统论方法、纵横结合法、点面结合法等重点研究方法在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针对性运用。团队协作,以老带新,是该团队研究取得突破和进展的另一动因,正是郑子瑜、季羡林、周振甫、胡裕树等老一辈学者的指导和扶持,老中青三代学人的合力攻关、薪火相传,才造就了中国修辞学史研究在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繁花似锦、众芳争艳的景象。回顾历史,更应看到不足,期待后来者共同努力,“指出新条理”“开拓新境界”。

亚里士多德论法治与人治

亚里士多德在早期著作《修辞术》中首先关注了法治与人治的问题。在这部作品里,他先是从人治转向法治,进而又从法治走向人治,两种治理方式构成了辩证的交互关系。后来的《政治学》继续这一思路,通过它来考察各种政体形式,最终提出了平衡法治与人治的中间政体。而实际上,《修辞术》早已暗示了相似的适度平民制。凭借哲学式修辞术,亚里士多德规划了与《修辞术》相应的、理想的精英平民制。

从汉简看汉代奏议书写形态的法定性与视觉修辞

奏议起源于先秦的朝堂议政,是臣僚向君王谢恩、陈请、议政、进谏的文书。在汉代“以文御国”的背景下,出于行政需要,文质兼备的奏议章表应运勃兴。奏议文书往往“因事而发”,蕴含着非凡的政治智慧,具有政治实用性;其内容、格式、书写等具有固定的套语格式和鲜明的制度化特征。其文本对特定称谓和程序化语言的运用,表明其书写形态的法定性。传世汉代奏议多出自史书载录,大多曾经史家“裁剪”,“过滤”了其书写形态运用视觉修辞的诸多“细节”,有碍于一窥奏议之“全豹”。借助西北汉简实物,可直观奏议文本特定称谓与程序化语言及其书写借助字体大小、隶草变化、笔划夸饰等书写视觉效果变化,突出奏议文本物化形态的视觉修辞策略,借以强调文本书写与礼制的内在联系。

“浙学”:一种修辞惯例及其阐释

南宋士大夫对“学”进行了各种政治与学术的语言建构,创造出了多种多样的范畴性集合名词,形成了一种关于“学”的修辞惯例。当朱熹提出“浙学”一词时,这仅仅是对修辞惯例的一种应用。这一类推式的镜像表述,使“浙学”能自动地成为可以汇集信息、突出主旨和设定的类型词汇。朱熹以“浙学”作为其思想演绎的方法,他对浙学的概写与定位关乎的是自身的范式性话语,是在关于自身的内在视角之外提供了一个外在的视角,以达成巩固自己学说的优越感与认同感的目的,最终将自我的学术视为道学的唯一合法性话语。他用多种修辞方式对浙学进行直接且明确的批判与矫正,将之作为一种异论之学,表达了“无法同己”的情感与态度。“浙学”这一类的修辞依据,不仅有助于构建群体观念,还提供了一种认知思路。在历史的沿用过程中,通过挪用和转译的方式,“浙学”的词义本身及其引申的意涵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展现出相当大的差异与变化。

汉语修辞与词汇互动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修辞与词汇互动研究由来已久,本文对该项研究进行回顾与展望。全文分为立足词汇的互动研究、立足修辞的互动研究、既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和互动研究的后续推进等四个部分。文章认为,要将该项研究进一步推进,认识上须要明确修辞与词汇的互动是语言的一种本质存在,策略上须要打通古今从共时与历时的坐标中作动态的考察,理论上须要在继承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与创新。

基于符号修辞的女性美容产品设计研究

文章以女性美容产品为研究对象,基于符号修辞深入理解美容产品的功能性和文化属性,为设计提供了理论指导以促进产品的创新。首先,在解析不同类型符号修辞的基础上,阐述它们如何应用于美容产品。其次,阐述美容产品中的功能、文化属性及产品设计中存在的问题;最终,借助四种不同类型的符号修辞,即明喻、转喻、提喻及隐喻,再结合修辞中的能指和所指原理,构建女性美容产品的设计思路,并用实例验证设计思路的可行性,以期促进美容产品的设计创新。

女书文化在木制家具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拓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传播途径,是实现文化自信的关键。女书作为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瑰宝,且极具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本文以木制家具设计为载体,分析女书文化资源特征与木制家具的潜在关联,借助产品设计符号学系统和修辞格理论框架,提出设计策略模型。从女书文化符号的符形提炼、符义解析和符用实践出发,探索设计实践中木制家具的家具造型、产品写意和设计反思。以促进女书文化和木制家具的有机融合,为推动传统文化和区域社会经济的协同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从爱欲之路到修辞之路——论柏拉图《斐德若》中灵魂提升的两条道路

苏格拉底对智慧有着极强的爱欲,同时他还爱欲着身边渴求智慧的青年人,如何促成他们的灵魂提升,这成为苏格拉底哲学言辞的一大重心。柏拉图在《斐德若》中通过苏格拉底之口向我们展现了两条灵魂提升之路:爱欲之路和修辞之路。第一条道路充满诗意,从追求身体之美走向追求美本身,从而开启了灵魂返乡的道路。第二条道路则更具技艺性,在优美言辞的组织和表达中传递真理的知识,从而在听众或读者的灵魂中播撒希望的种子,在修辞中激发、吸引并引导灵魂对智慧和美本身的追求,这是有限的人踏上了无限提升的道路,前路漫长但更具人性化的考量。两条不同的道路最终在苏格拉底的"哲学修辞学"中汇聚在一起。

汉语辞章学“读写双向互动”补说

对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职称评审申报材料所规定的言语主体及其应有言语行为进行了分析。依据言语行为,将“申报表”和“评审表”中的言语主体归并为订规专家、制表专家、申报人、推荐人、审核人、评审专家6类。根据汉语辞章学理论发现,这6类言语主体依次出场,兼具作者及读者的角色,而且关系较为复杂。申报人在读写方面具有特殊性,其在填表之前要揣摩制表专家的设计意图和推荐人、审核人特别是评审专家的阅读所需;在填表之际要一次性地回答制表专家的问题并向审核人、推荐人特别是评审专家提供他们所需的信息,并要通过与自身身份相符的言语行为适切地表达其意涵。

《孺子歌图》非言语修辞编译的形貌修辞诠释

清末美国传教士何德兰编译的《孺子歌图》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采用双语纂辑模式译介中国童谣,其跨符际的非言语修辞不啻为对外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从《孺子歌图》翻译研究的现状入手,阐述形貌修辞及形貌修辞翻译的主要论题,继而从形貌修辞视角分析《孺子歌图》的英译,从“精选—巧变”的字形修辞、“缩移仿”结合的排列修辞、“以符表意”的标点修辞、“相似—异化”的图符修辞四个维度诠释形貌修辞在童谣编译中的应用。

当代文学艾滋叙事的隐喻修辞

作为一种疾病,艾滋病在自身之外还附加了众多的隐喻与偏见。当代文学早期艾滋叙事讲述的大多是国外艾滋病患者的故事,显示了一种盲目排外的他者想象。与此同时,艾滋病又被视为一种世纪瘟疫,是对道德犯禁者的天降惩罚。当代文学艾滋叙事文本中存在着大量的军事话语,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战争修辞特质。艾滋叙事中存在一些话语转义行为,用“爱滋病”“爱之病”或“热病”等指代艾滋病。艾滋叙事在艾滋病的污名建构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一些话语使用不当容易造成艾滋病的污名化,给艾滋病患者带来严重的精神伤害。

先秦哲学家的哲学话语创新

先秦哲学家为中国哲学发展作出的开创性、奠基性贡献不可磨灭。他们改变了中华民族依靠神话、祭祀、算卦等建构文化的传统,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了从想象思维到概念思维的飞跃,从而开启了中国哲学话语创新的历史进程。他们生活在专制社会的现实之中,却能强烈地保持着哲学话语风格的个体差异,这是他们能够在哲学话语创新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卓越不凡的修辞能力为他们进行哲学话语创新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源泉。作为中国哲学的开创者、奠基者,先秦哲学家普遍认识到了哲学话语创新的限度问题,并且对如何确立哲学话语创新的原则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思考。要推进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我们可以从先秦哲学家进行哲学话语创新的伟大原创精神中汲取理论和实践智慧。

西方古典田园诗中的情感误置

情感误置是主体在强烈感情驱使下对外部事物的情态产生错觉的结果,它本质上是情感主体内心世界的外在化。田园诗中的情感误置可分为修辞性和癫狂性两个层次。修辞性误置通常用于表现人与自然之间在情感状态上的和谐关系:要么借自然的愉悦情态来营造纯粹愉悦或宁静的心境,要么借自然的悲喜情态来应和人物心境的悲喜变化。癫狂性误置主要有三种类型:失和式误置表现自然与人之间的情感对立或冲突,失序式误置以大自然的失序状态表达对人之极端悲伤的同情,祈愿式误置以情感主体向“缺席”的自然祈求同情来强化其绝望情绪。这些手法使那些难以直接描述的情感世界得以直观传达,让诗人的表达更富戏剧性,从而更加有效地表现情感主体的快乐或悲伤。

基于双粒度图的文档级关系抽取

文档级关系抽取是指在非结构性文本中抽取实体对之间的关系。针对当前文档级关系抽取方法未能充分利用文档语义信息且难以处理文档的噪声干扰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双粒度文档图的关系抽取模型,采用一种新型的构图思路以及降噪方法,分别在句间和句内两个层面进行设计。首先,在句间层面使用修辞语篇关系实体提及关系构建修辞语篇关系图RST-graph,采用异步降噪方式生成粗粒度文档图(CGD-graph),缓解了因实体对的句间关系路径长于句内关系路径造成的结构性误剪枝问题。然后,在句内层面采用依存句法关系对文档中的句子进行解析,构造依存句法树(SDT),增强句内语义信息。最后,将SDT和CGD-graph中存在的公共锚点相连接,构造细粒度文档图(FGD-graph)。实验结果表明,与去噪图推理(DGI)模型相比,该模型的lgn F1值和F1值分别提升了0.40和0.51个百分点,并且在实体对的多标签关系上随着标签数量的增多抽取效果提升较为显著。

中国写作理论元范畴“辞”论纲

“辞”是“司”的后起分化字。西周青铜铭文中“辞”与法律诉讼有关,本义为“讼辞”。东周“辞”引申出普通言辞的意义,孔子提出“修辞”概念,诸子共同建构了修辞伦理、修辞技艺和文体三位一体的修辞学说。修辞学术以语言为中心探索了怎样思考、如何表达的问题,具有很强的工具性。“辞”成为一个跨界语言学、逻辑学、修辞学、文体学的重要范畴,被提升到理论层面予以反思和研究。这是中国写作理论元范畴“关键的一跳”。秦汉以来“言文分离”,随着诗文书写日益发展,表意单位为篇章且基于书面文辞的“辞章”概念产生。先秦修辞学演化为汉魏六朝辞章学,后者追求作品的辞藻、辞趣,偏向语言风格旨趣,窄化了写作学范围。如何赓续传统,继往开来,推进全球视域下21世纪中国写作学术的繁荣与发展,由“辞”进入,当能另辟蹊径。

国际修辞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与拓新路径——《劳特里奇语言与说服手册》介评

语言与说服是修辞学关注的一大焦点。当前国际修辞学界对此焦点的研究出现了何种新转向、新进展?《劳特里奇语言与说服手册》为我们提供了答案。该手册立足于当代言说环境,借鉴语用论辩学、认知语义学、政治社会学等的相关原理来拓展经典修辞范畴的意涵,并且展示了修辞学研究的新方法、新工具,如论证挖掘与Docuscope文本分析技术。通过梳理该手册各章的研究内容,本文发现,该手册主要彰显了不失修辞学本位的跨学科性、经典修辞范畴研究的当代性,以及所选论题和研究方法的前瞻性。这些特色反映了国际修辞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和拓新路径,对当前我国修辞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