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词体声律角度看秦观词作风格

秦观填词受传统词风影响较大,在填词细节方面多有讲究。在择调方面,秦观偏爱唐五代时期词调以及北宋时流行词调,而这些词调大部分为传统婉约词人所喜用;在炼字造句方面,秦观频繁使用平声领字、平声叠词以及五字句、七字句,促成其平和之音;在选韵方面,秦观常用鱼语、尤有等声情缠绵哀婉的韵部,多用平韵而少仄韵等,都强化了秦观词“婉”的风格特点。秦观填词的各个阶段均体现出以婉约词为正统的观念,其用调偏好、声情特点以及用韵习惯也符合其词作清幽冷寂、含蓄哀婉的风格。

“王荆公体”特征新论

王安石晚期作品特别是绝句,在艺术表现和审美风格上最为成熟,以其独特的艺术风貌被称为“王荆公体”。这些作品奠定了宋调的基本特征,又与苏、黄诗有着不同的风貌。当苏、黄等人正将宋调特征推向极致的时候,王诗晚期绝句却在呈现宋调特征的同时表现出向唐诗复归的倾向。“王荆公体”的独特风貌主要表现为精丽圆熟、生新工巧的语言特征,秀丽密集、轻灵明快的意象特征,清新淡远、空灵明净的意境特征,含蓄蕴藉、深婉曲折的风格特征。

明清词韵学的辨体视野与尊体策略

明清时期的词韵辨体视野不一,具体表现为:明中期至清中期所选择的辨异对象或为近体诗,或为曲,或为乐府古诗,各家常以破体关联另一体之法来强化辨异,呈现出辨破结合的特点;清中后期逐渐回归词体,转向词体内部探求韵法,辨而不破。不同的辨体视野,源于诸家不同的尊体策略。明清词韵学之尊体策略经历了“曲化合乐—格律稽古—寻源释韵—回归词体”的演进,辨体视野相应地经历了“关联曲以与诗辨—关联诗以与曲辨—与古乐府之通与辨—辨而不破”的演变。不同层面、不同途径的音律观照,是造成明清词韵学辨体视野不一、尊体策略各异的内在原因。

守正出新:屈大均古体诗的用韵艺术--兼论《怡怡堂诗韵序》的韵学观

屈大均古体诗用韵艺术具有守正出新的鲜明特色:五言古诗以一韵到底为正体,多用古韵通转是其一大特色;七言古诗以换韵为正体,“三三制”韵式是其一大特色。五七古正体之外,亦有“变体”的创作实验。屈大均另有《怡怡堂诗韵序》一文,系统表达了其韵学观,具有与用韵实践相印证的特殊价值,也有助于展示清代韵学进入诗学的具体路径。

试析周杰伦专辑中歌词的语用现象

令周杰伦走红的模糊唱腔并未遮掩其歌词的无限风光,他专辑中的歌词在创作上有着其独特的追求:善于运用新鲜的词语表达形式,运用超常规的另类言语体式,造成强烈的听觉冲击力,形成了新奇、时髦的表达效果,迎合了广大青少年求异、求新的心理需要;满足了人们追求新颖别致的语言组合功用和讲究语言表达修辞效果的需要。文章试从押韵、修辞、风格及语言使用特点四个方面对其专辑中的歌词进行分析讨论。

赋韵考论

赋是有韵之文。赋有不同体式:诗体赋、骚体赋、散体赋、骈赋、律赋。其用韵方式有同有异,律赋严格限韵,其他不限韵。赋韵源于诗歌,早期赋都用《诗经》《楚辞》的韵系和韵式。汉代散体大赋和宋代文赋用韵最宽松自由,韵位疏密和韵部转换皆无定式,行文中有很多无韵的散句,加之古今音韵变化,有些韵脚今人已经不觉得是押韵,因此,除了专门研究古代音韵的学者,普通读者会觉得散体赋韵若有若无。骈赋和律赋用韵整饬,通常偶句押韵,不断换韵,可称为骈排转换韵式。这种韵式对赋的文体结构、内容之铺陈罗列、诵读的感觉都有重要意义。每个时代的赋韵,使用的是当时的音韵系统,在汉赋中,甚至有少数赋韵还带有作家的方言因素。

宋元明清韵书编纂中“助纽”的传承与演变

助纽是中国韵书发展史中一个特殊现象,是韵书编纂过程用于辅助拼读反切切语的一组双声字和一种方法,始于《玉篇》卷首的《切字要法》。它与音韵学"纽"的语义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所区别;其主要发展时期是宋元时期,但历代韵书在编纂中并没普遍采用助纽字的方法,其作用也发生了变化。明清时期的韵书,助纽字的功能尤显混乱。这些现象是我们在研究声母演变情况中应当注意的。

当代民谣的思想内容及美学意义

当代民谣,特指反映改革开放后中国新时期社会面貌的民间韵说体口头文学。因其语言的直白、通俗,一直未能登大雅之堂,在文学研究领域更是被遗忘的角落。然而,它和历代民谣一样,反映问题迅速、尖锐,表现形式短小精悍,朗朗上口,在社会上不胫而走,传播力更强。除口口相传之外,它还在网络、手机短信中流传,街头的墙壁、校园的课桌亦时时可见其身影,它甚至被制成音像制品出售和传播,一些经典民谣甚至达到了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地步。当代民谣在题材上,表现社会各阶层的不同生活方式、精神面貌、群体心态、生存状况、群体陋习、价值取向、处世哲学等;在形式上,运用讽刺手法,闪现幽默与智慧,重视客观事实的陈述而较少抒情;在思想感情上,具有"谑而不虐"和"热讽"而不"冷嘲"的双重特色;在时代性方面,强烈体现了时代主题和时代精神。其美学意义为:拯救性的美学功能;政治性的美刺作用;喜剧性的审美范畴;超越性的历时形态。

《湘音检字》与长沙方言

《湘音检字》是 2 0世纪 30年代长沙的一本方言韵书 ,它记录了当时的长沙老派方言 ,对研究长沙方言语音演变的历史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作者在此介绍该书的内容梗概 。

得意忘形 求同存异——读许渊冲译《汉英对照唐诗三百首》兼谈韵体译诗优势

《汉英对照唐诗三百首》是翻译家许渊冲的又一力作,代表了中外翻译界在唐诗翻译上的最新成就。该译本不仅特色鲜明,而且较散体翻译方法有更大优势。该译本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个字:准、创、整,即用词确切、精当;创造性地处理原语跟译语的矛盾以及形式上的整飭,并从诗歌欣赏的角度提出韵体翻译较其他译法有明显的优势,即不仅给英语读者以审美期待,又对译者提出更高的要求。

神“韵”佳作——理雅各《道德经》译本风格探微

理雅各的《道德经》译本大量使用押韵,且形式多样,有单韵、双行押韵、隔行押韵、吻韵等格式,赋予译文行云流水般的美感。他的译本风格,兼具意美、形美和音美,堪称神"韵"佳作。

节奏和韵律——宅居谈诗(之四)

诗歌须特别讲究节奏和韵律。节奏和韵律,给人美感,增加了读者的兴味。诗歌打一诞生起,就与乐、与舞,处于共生状态,几乎不可分离。乐与舞,必须有节奏、有韵律,与它们合体的诗,自然也要讲究节奏和韵律——这就是诗的本根性特征。永明年间,发现“四声”,诗人们有意识地运用于诗歌创作,将晋宋以来之艰涩转向清畅,开一代诗风。唐时对偶理论的提出,再加上平仄声调的运用,律诗绝句得以完全形成。宋词和元散曲较之律诗,看起来形式上“解放”了一些,“自由”了一些。其实,只是变换了形态。新诗百年历史,在音韵、声律、节奏的运用上,尤其在所谓“格律”的建构上,有个曲折过程。从诗歌的本根性特征即要求韵律和节奏来看,新诗可以是自由体,更可以是格律体。作者希望有一种“自由格律体”。适当的自由,适当的格律。不要以死板的格律害了内容的自由表达;也不要自由得无边无沿,完全冲垮了合理格律的堤坝。

吴均体风格及其“古气”发微——兼与万光治先生商榷

在对吴均以及与其同时代的柳恽、阴铿等诗人的诗作以及《诗经》、汉乐府、古诗十九首、汉魏古诗进行统计后发现,吴均体"古气"形成的重要原因在于其诗中双声、叠韵以及重音等联绵词的高频使用。他顺应并超越了当时这种普遍存在的写作现象,进而形成了这种独特的诗体。

从曲子词到格律诗——唐宋词体演进的历史轨迹

词体在隋唐之际本是合乐而歌的流行曲子;时至宋代,则出现了音声与辞意不谐的状况。苏轼等词家突破音律的拘限,藉词以抒情言志,并且更加注重文学的格律技巧。印刷术的发展、词作传播方式的转移,以及南渡以来词乐的失传,都更加速了曲子歌词向格律诗的演进历程。

六朝隋唐诗歌格律、体式演进问题及其研究进展——兼评杜晓勤《六朝声律和唐诗体格》

声律和体式在六朝至唐代的诗歌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六朝到唐代是诗歌声律的形成发展期,尤其在中唐以前,诗人们对于声律的认识有一个由生到熟的过程,对于体式的分辨和规范一直在探索之中。即使到明清时代,相关的诗学理论也没有达至完备。杜晓勤《六朝声律和唐诗体格》采用声律的分析统计和归纳法,结合日藏善本的比勘还原及历史文献的考辨,在对社会政治背景的阐发和历代诗学观念的梳理中,对唐代的齐梁体、新乐府体这些争议最多最难以辨清的问题进行分析,对相关论题从多个角度作出透辟的分析,得出了不少可以作为定论的新见,使声律和体格的内在关系得到了切实清晰的展现。

诗歌押韵与起承转合

起承转合,关于诗文的意蕴结构或曰章法的这一术语,也可以用来概括诗歌的押韵规律。在诗歌的各种韵式中,起承转合这一韵式有着独特的优势,至今葆有顽强的生命力。

苏州评弹《姑苏水巷》唱词两种译本的译风比较

从意境、韵律、节奏和语言风格等层面对评弹唱词"姑苏水巷"的两种译本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译者不同的翻译风格进行了尝试性的分析。

不废新声的复古者,五律高格的创辟者——陈子昂近体诗价值重论

陈子昂在观念上并不排斥近体,只是反对片面追求诗歌艺术性的不良风气。作为一位不废新声的复古者,陈子昂创作了数量可观的五言律诗。其五律采用"以古行律"的方法,从内容、形式、风格诸方面对齐梁式五律进行全面改造,在以杜、沈、宋等人为代表的典丽精工风格之外,另辟出高古澹雅一格。陈子昂"以古行律"的创作方法为盛唐乃至整个唐代的诗人所效仿和学习,并成为五律这一体式的最高格调,后世五律皆以之为法。

论诗歌翻译之韵味——从美学角度探讨华滋华斯《水仙》的两种译文

华氏的《水仙》两种译文在形式、音韵、内容与风格诸层面保留了原作的韵味。诗歌翻译既要译意,也要译味。"味"对诗歌"忠实"的翻译至关重要,至于为"内容"服务的"形式",则只可顺其自然,切莫因"形"伤"味"。

“妙悟”与“诗法”——试论唐宋以来古典诗歌理论的发展

唐宋以后 ,中国古典诗学在范古问题上形成了“诗法”与“妙悟”两条路线的对立与纠结。严羽“妙悟”说对后期诗学形成主导性影响 ,但这并没有抵消“诗法”论存在的必要性。李梦阳等人推崇严羽却又大谈“法式”的矛盾现象 ,说明“诗法”是研习创作的客观要求 ;而“妙悟”作为一种鉴赏感悟活动 ,固然有指向独创性的积极意义 ,而其对于“诗法”论的渗透 ,导致后期“诗法”论过分注重对格调意趣的感悟式表述 ,远离了“诗法”本有的创作论主旨。这两方面的事实表明 ,“诗法”和“妙悟”各有不同的适用方面。而“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