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实施新刑事诉讼法实证研究报告

对五个省看守所的调研发现,总体上看守所实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文本规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赋予看守所相应的职责,比如保障律师会见权、讯问在看守所内进行、对三个月以下的短刑犯执行刑罚等直接与看守所相关的条款,都得到了严格的遵循与适用。另一方面从更为宏观的角度上来看,看守所实施新刑事诉讼法的现有成效只是良好的开端,许多间接相关的条款,比如保障民事权利、法律援助等,甚至是看起来与看守所执法无关的条款,比如录音录像、非法取证的固定取证等,都有必要继续研究,拓展看守所的相关功能,创造条件予以适用,真正、完整地贯彻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与文本规定。

侦查期间合理限制律师会见权研究

平衡侦查权与会见权的冲突、生命权与自由权优先于会见权、会见的秘密性与谈话内容的难以证明性是侦查期间合理限制律师会见权的理论根据。侦查期间合理限制律师会见权的界限是:只有在会见可能妨碍侦查机关收集证据或者可能给他人生命与自由带来紧急危险时,才能适当推迟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以合理限制为标准,我国新《律师法》不受限制的会见权之规定和《刑事诉讼法》等有关严格限制会见权的规定均值得检讨,我国侦查期间律师会见制度亟待重塑。

越南律师在场权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在确立律师在场权制度的问题上仍存在较多顾虑。而在司法环境和基础条件与我国相似的越南早已引入律师在场权制度并在司法实践中运行多年,其经验和教训可以给我们一定的启示。为解决刑事侦查阶段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国有必要构建律师在场权制度。

论侦查阶段律师帮助权

犯罪嫌疑人享有律师帮助权是享有诉讼主体地位的标志。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犯罪嫌疑人孤立无援的艰难境地。但从司法实践看,这种律师帮助权对犯罪嫌疑人所起的作用不大。与西方法治国家相比,我国律师帮助权的范围较窄,犯罪嫌疑人和律师的诉讼权利很有限。因此,我国有必要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以完善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帮助权。

律师拒证权制度之建构

在两大法系典型代表国家,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均享有拒证权。律师拒证权具有其独立的价值。我国现行立法在此方面存在缺陷,从建立法治秩序的需要出发,我国有必要建立这种制度。文章就如何在我国建构律师拒证权规则提出了立法建议。

侦查程序被害人律师帮助问题

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侦查行为侵权性的特点和律师法律服务职能的本质决定了侦查程序被害人获得律师帮助权具有正当性根椐。该权利应当包括提供法律咨询、阅卷权、在场权、调查取证权、代理申诉、控告和提供意见权六项具体权能。为了保障律师在侦查阶段为被害人提供有效法律帮助,还必须解决律师的数量、律师为被害人提供法律帮助有效性的检验标准和侦查机关侵犯律师帮助权的法律后果三个问题。

侦查讯问律师在场制度的比较与借鉴

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是现代民主法治发达国家治理刑讯逼供的重要途径之一。律师在场制度的推行有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维护侦查人员的合法权益,推进刑事诉讼进程,以及进一步平衡诉讼结构。因此,我国未来立法亟须在现有立法的基础上,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先进的立法例与实务运作,采取"步步推进"的策略,有条件地确立和发展侦查讯问律师在场制度,同时辅之以相关配套机制。

浅谈侦查讯问程序中律师在场权

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在法律上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但由于没有规定律师在场权,司法实践中律师在侦查阶段能发挥的作用仍然极为有限。律师在场权是遏制刑讯逼供等违法侦讯行为,实现律师有效辩护的切实可行之措施。本文在分析律师在场权的基本理论、我国律师在场权的缺失和原因以及我国确立律师在场权之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对律师在场权的规定,提出确立我国律师在场权的制度构想。

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国际公约之考察

刑事诉讼活动一旦展开,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财产、住宅、文件等就面临着可能来自侦控机关的不当侵害,基于无罪推定、程序正义和宪政理论等原理的要求,确立律师从程序和实体等角度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制度就成为必要。世界各国在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国际公约中都规定了被告人在诉讼的各个阶段都有权获得律师为其提供有效法律帮助的权利。了解外国的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的国际公约,对于我们认识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并完善相关制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新论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是在儿童本位主义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2013年最高检颁布"新未成年人规定"较之新刑诉法,明确提出的"合适成年人"概念、赋予未成年人有限拒绝权等,但现有法律仍存在未成年人选择权不充分、合适成年人与法定代理人主体关系模糊等不足,特别是辩护律师能否充当合适成年人争议很大,将来可以从转变立法观念、制定统一的产生与奖惩规范、增强非法证据排除效果、尝试引进律师在场等方式寻求解决。

侦查程序被害人律师帮助问题

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侦查行为侵权性的特点和律师法律服务职能的本质决定了侦查程序被害人获得律师帮助权具有正当性根椐。该权利应当包括提供法律咨询、阅卷权、在场权、调查取证权、代理申诉、控告和提供意见权六项具体权能。为了保障律师在侦查阶段为被害人提供有效法律帮助,还必须解决律师的数量、律师为被害人提供法律帮助有效性的检验标准和侦查机关侵犯律师帮助权的法律后果三个问题。

宪政维度下的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

作为我国的基本法律之一,刑事诉讼法的内容与我国的司法制度、公民权利等重大问题关系密切,直接体现并影响着我国法治的状况和发展进程。刑事诉讼中的人权是程序性人权,在刑事诉讼中具有独立的价值。刑事诉讼直接保障的人权就是诉讼参与人的程序权利。人权保障理念是宪政和宪法的基本要求,也是刑事诉讼法立法精神的体现。强化刑事诉讼领域的宪政理念,是保障刑事诉讼基本人权的观念基础。强化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项重要内容,借鉴国外的法治经验,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应当成为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论死刑复核程序中律师辩护权保障制度构建

在死刑复核程序中,保障律师辩护权具有特殊必要性,这是履行国际公约、保护人权的要求,也是确保案件质量、维护公平正义的要求,还是贯彻有效辩护原则和更好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要求。当前,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及律师辩护权保障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复核程序行政化,复核审理书面化,律师辩护权虚置化,律师诉讼主体地位模糊化,律师辩护权救济缺失化,法律援助缺位化。要想充分发挥死刑复核程序的功能作用,更好地保障律师辩护权,必须推进复核程序诉讼化改造,进一步明确律师辩护权的行使,扩大指定辩护适用于死刑复核程序,尊重和保障辩护律师诉讼主体地位,建立律师辩护权救济机制。

试论刑事简易程序中的被告人权利保障——基于被告人自愿性视角

刑事简易程序正当性的法理基础是被告人对程序适用的自愿性,为此,简易程序中的一些诉讼权利对保障被告人的自愿选择十分关键。我国新刑诉法中虽然规定了刑事简易程序,但侧重点在于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权力,对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力度不够,需要加以完善。

我国律师在场制度的理论起点分析

律师在场权从表面上看只不过是扩大了律师的一项诉讼权利,而实际上它是公民权利的一种延伸。建立律师在场制度,是现代国家民主与法治的必然要求;是人权保障的基础;是我国吸收"控辩式"诉讼体制合理因素的又一项改革措施。因此,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这一大背景下,探讨如何建立起科学、完备的律师在场规则,必将对我国整个刑事司法体制改革产生深远的影响。

证明标准的差异化问题研究——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说起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的推进,我国刑事案件的办理程序将逐步序形成速裁程序、简易程序、不认罪普通程序"三足鼎立"的格局,这三种程序的证明标准差异化是解决长期以来我国诉讼程序改革中"简易程序不简"顽疾的必由之路,也是提高诉讼效率,解决司法资源严重不足,集中精力办大案,从整体上提高案件质量,推进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必然要求。要化解人们对于"降低证明标准"的忧虑,就必须建立真正、彻底的沉默权制度和完善有效的律师帮助制度,应当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沉默权制度、律师帮助制度同步作为未来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要内容。

论侦查阶段的讯问权

沉默权为近年学界和实务界关注的议题 ,我国应否确立沉默权 ,肯定说和否定说各执一辞。在侦查阶段肯定侦查人员讯问权还是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 ,鉴于我国国情及讯问权本质是权力其行使应受权利制约而非以权利否定权力观点 ,本文认为采用务实而不保守态度来完善讯问制度、禁止非法讯问。讯问应是打击犯罪和正当程序统一体。具体措施可包括落实供述证据排除规则 ,完善侦查阶段律师帮助权 ,建立中国式辩诉交易及完善讯问制度 ,加强自律。

认罪认罚案件自愿性保障问题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有罪指控为基础,通过量刑从宽,程序从简来鼓励、引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但适用该制度也意味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部分诉讼权利的减损,所以,为确保权利减损的正当性,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尤为重要。加强认罪认罚案件的自愿性保障应以准确理解和把握认罪认罚内涵及自愿性判断标准为前提,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知悉权、律师帮助权、反悔后的撤回权以及完善审判环节法院对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审查为主要内容。

论认罪认罚协商中值班律师法律帮助的形式化——以辩护权主体理论为视角

由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审判程序被简化,故在认罪认罚协商中需要值班律师切实维护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提供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帮助。但实践中,认罪认罚协商却存在法律帮助的形式化。学界对这种形式化的分析集中在定量实证研究和建构探讨方面,对于值班律师的有效辩护等出路探索也主要基于值班律师的视角,而对嫌疑人作为辩护权主体的自主性关注较少,缺乏对嫌疑人自愿性产生的基础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