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评析与完善——以《刑诉法解释》第90条第5项和第94条第4项为中心

合适成年人在场不仅是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基本诉讼权利,亦是办案人员收集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的程序性要求。但是,立法规定并未全然在实践中得以表达。办案人员在讯问(询问)未成年人时,存在违反合适成年人在场规定收集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的行为,并对其取得证据的效力产生直接影响。为了提升合适成年人在场的制度刚性,2021年《刑诉法解释》第90条第5项、第94条第4项对合适成年人未到场的法律后果予以了明确,但其以未成年人主体为区分依据与既往的实践操作相背离。此外,立法并未对违反顺位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的法律后果予以明确。为了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程序性权利,未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法律后果的设置应当回归权利保障的基本理念,通过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办案人员的违法取证行为进行制裁。对于违反法定顺位取得的未成年人言词证据,应适用瑕疵证据排除规则,给予办案人员作出合理解释的机会。

间接收购语境下股东优先购买权规则刍议——兼评南钢控制权转让案

继“上海外滩地王案”之后,“南钢控制权转让案”再度引发了关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激烈讨论。在间接收购的情况下,股东优先购买权呈现出两个新特点,即权利保护自主性对象的偏移以及权利义务的异体性,因而其正当性基础有所动摇。基于法律解释的视角,现行立法并没有将间接收购作为行使股东优先购买权的禁止性条件,对有限公司人合性利益的保护实际上是重形式轻实质,容易造成对非股东受让人的利益保护失衡,且进一步导致“同等条件”的模糊不清。对间接收购时目标公司原股东是否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态度,应当由默许更改为原则上禁止,特殊情况下允许,且此特殊情况一般指公司章程中有明确约定。

多模态南海疆维权证据本体模型构建

[研究目的]大国博弈背景下,南海疆维权关乎国家安全、区域和平与亚太经济发展。南海疆维权证据本体模型的构建是南海维权证据链建设的重要前提,也是实现多模态南海疆维权证据链系统的迫切需求。[研究方法]首先,从本体模型构建和本体属性标记两个方面综述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其次,从文本型和图片型两种模态出发,对多模态南海疆维权证据要素进行了界定;接着,融合属性层、逻辑层和证明层关系,构建了多模态南海疆维权证据本体模型;最后,基于提出的本体模型对《开罗宣言》实现了语义结构化表示。[研究结论]结果表明该文所提出的多模态南海疆维权证据本体模型能够较好地表示多模态证据的多维度语义与多层次关系,为多模态南海维权证据链的智能化构建奠定了基础。

临床研究透明化在针灸临床试验注册中的实践与思考

临床研究透明化是临床研究结果真实可靠的重要保障之一,临床研究透明化通过在临床研究的试验设计、实施、得出结果和数据分析过程进行公开,加强社会监督,保障临床研究结果真实性。通过针灸临床研究注册,针灸临床研究注册数量不断上升,临床研究覆盖范围广泛,许多临床研究过程更加系统化、规范化,数据公开透明,极大程度的保障了临床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提高研究质量,促进针灸临床研究高质量发展。

知识元逻辑关系抽取方法研究

知识元逻辑关系抽取关注上下文的句法结构与语法特征,通过上下文功能语义依赖定义触发词规则实现上下文范围内的关系抽取。为摆脱上下文的结构限制,本文提出一种知识元逻辑关系抽取的新方法。首先,面向领域文献资料,通过知识元抽取构建知识元集合;其次,基于领域知识特征构建知识元属性描述框架,对知识元进行全方位、细粒度的统一描述,基于知识元属性抽取构建知识元属性集合;最后,结合实际需求定义逻辑关系类型,采用逻辑关联实例分析与属性对比关联分析,以属性值的共现、包含、相关等基本关系为线索,通过特征分析与归纳总结构建逻辑关系规则库,通过规则匹配实现知识元逻辑关系抽取。以南海维权证据知识元为例,选取部分不同文本来源的证据,定义了证据间逻辑关系类型及其抽取规则,在证据知识元及其属性抽取的基础上,基于规则匹配实现南海维权证据间并列、承接、反驳与补强4种逻辑关系的抽取,构建了南海维权证据逻辑关联图谱。实证研究验证了本文方法的可行性,能够为知识元逻辑关系抽取的相关研究提供可参考的新思路。

成人左上肢与右上肢PICC置管效果比较的Meta分析

目的:系统评价成人左右上肢PICC的置管效果。方法: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中国生物文献医学数据库、PubMed、Web of Science、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数据库中关于成人左右上肢PICC置管效果比较的研究,检索时限从建库至2023年5月7日。由2名研究人员独立进行文献的筛选、评价和数据提取,使用RevMan 5.3软件进行Meta分析。结果:共纳入26篇文献,涉及左上肢PICC置管病人5 489例,右上肢PICC置管病人7 425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左上肢PICC置管发生继发性异位、导管破裂、渗血的风险较右上肢小,且增加了病人舒适度,但左上肢置管相对较右上肢困难,且右上肢发生静脉炎的风险较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现有证据表明,成人左右上肢PICC置管各有利弊,临床专科护士应摒弃“右上肢首选”的观念,在置管前综合考虑导管留置期间的并发症及病人意愿,合理选择置管上肢。

电子监控证据开示制度研究

电子监控证据的开示既触及社会公共利益,又涉及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探究电子监控证据开示制度对于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人基本权利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规范分析和比较研究,揭示出电子监控证据的生成机制具有封闭性,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可能会以“公共利益豁免”为由拒绝开示电子监控证据;同时,因遵循最后使用原则,电子监控证据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具有决定性作用,拒绝开示必然会影响公民的基本权利。从“目的”或“动机”看,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名,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并非不可,但在同等实效下,应当选择不限制基本权利或者限制程度更小的其他手段。直接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由,拒绝开示电子监控证据违背了必要性原则的要求,因此,有必要探索适当的电子监控证据开示方式。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电子监控证据开示的是纳入监控卷宗,准备作为指控依据的卷宗材料和关联电子数据,开示的方式均为查阅、摘抄和复制。此种制度安排的缺陷在于:一方面,对于纳入监控卷宗的电子监控证据,刑事诉讼法没有区分卷宗材料和电子数据,缺乏精细化规定,进而导致电子监控证据开示局限于开示与不开示的二元模式;另一方面,对控诉机关不准备作为证据使用,没有纳入案卷的材料,辩方难以获得查阅、摘抄和复制的机会,因而对其无从知悉,即便知悉后申请司法机关调取,也难以获得支持。事实上,监控卷宗和电子数据承载的内容不同,监控卷宗和电子数据的开示方式应当有所区别。而电子监控获取的海量电子数据可能包含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有决定性意义的材料,故未入卷材料具有开示的必要。有鉴于此,需按照入卷证据和未入卷证据的二元框架,建构差异化的电子监控证据开示制度。对于入卷证据的开示,可以要求辩方签署保密协议,准许其查阅、摘抄、复制监控卷宗,以及查阅、摘抄监控电子数据。然而,基于保护技术侦查方法的目的,对辩方复制监控电子数据的申请可不予准许。对于未入卷材料的开示,控方应当向辩方提供数据清单和数据选择的标准,同时辩方享有提出异议、申请调取关联数据的权利。

自动化决策拒绝权的整体主义实现

个体主义范式的自动化决策拒绝权以人的主体性为价值内核,依靠个人的理性和自主控制能力,以个人的自我保护为主展开。在此范式下形成的自动化决策二分法和个人自主检视模式难以使自动化决策拒绝权充分实现,无法对数智化社会的自动化决策风险进行有效回应。整体主义将事物整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强调事物之间的系统性关联,与我国自动化决策拒绝权构建的基本逻辑相契合,能够为自动化决策拒绝权提供方法论基础。整体主义要求自动化决策拒绝权在价值内核上坚持人的主体价值与共同善的统一,在适用条件上强调基于整体思维的组织结构标准,在实现方式上基于先在规制对义务体系进行重塑。

自动化行政中的算法决策拒绝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四条第三款将对个人信息的利益保护转变为对算法决策的行为规制,并赋予个人拒绝算法决策的权利。基于该法的公法属性及其在行政领域的适用性,相对人享有在自动化行政中的算法决策拒绝权。面对算法决策方式对行政法治的技术挑战,拒绝权能够丰富相对人在自动化行政中的权利体系,发挥对抗算法决策异化的功能。算法决策拒绝权具有保障相对人参与自动化行政过程,并在设置与改造的程序装置中予以实现的程序属性,以及在权利地位上能够请求利益实现与法律保护,在权利内涵上能够主动选择的积极属性。相对人算法决策拒绝权的实现,需要结合该权利的程序属性和积极属性,构造在自动化行政不同环节的具有即时性特征的行使规则,包括算法决策方式选择规则、算法决策过程脱离规则和算法决策结果抵抗规则。

医护人员对于专科护士处方权认知和体验质性研究的Meta整合

目的系统整合医务人员对于专科护士处方权认知和体验的质性研究。方法检索中国知网、万方、维普、PubMed、Web of Science、CINAHL、Embase、PsycINFO数据库中有关医务人员对专科护士处方权认知和体验的质性研究,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3年10月31日。结果共纳入11篇文献,提取了69个主题,共归纳为5个整合结果:(1)医务人员认为专科护士处方权的开展有较大阻力。(2)护士处方权需要开业护士自身具备高水平特定的专业素养和外部支持。(3)医务人员肯定和认同护士处方权的价值和意义。(4)护士处方权赋予了护士新角色。(5)专科护士处方权需要政策和法规保障。结论专科护士处方权可提升医疗质量。管理层需要重视对专科护士角色的培育,并根据他们的需求提供相应的培训和指导,充分发挥他们在促进医疗服务中的价值。

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困境与出路

电子数据作为一种新兴的证据种类,已经成为当今网络数字时代的“证据之王”,但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情况并不乐观,原因在于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法律身份”尚不明确、权利基础较为薄弱、规则内容尚有缺失。对此,应当补充完善《宪法》及《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明确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立法地位及其救济的基本权利,并以权利保障为基点完善非法电子数据排除的源头规则,探索兼顾权利救济与真实性保障,有层次、有重点的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路径,为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打通出路。

不自证己罪原则于行政程序之适用——以欧陆法为考察中心

假如于行政程序中得强迫公民提交犯罪证据,并在对其进行的刑事追诉中使用,不自证己罪原则便不过一纸空文,是以行政程序领域亦有适用不自证己罪原则之必要。至于适用之方式,相较而言,证据运用禁止的方案最能够平衡兼顾国家行政利益的保障与个人不自证己罪的自由,可作为我国未来法制改进之借镜,但首先应明确证据运用禁止的效力范围。

撤回公诉中证据不足案件的责任汇集、卸除与再分配——以司法领域卸责理论为视角

撤回公诉问题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顽疾,一直被理论界和实务界所关注。从卸责理论的角度分析,撤回起诉程序实质上是一种疑难案件责任风险流动和再分配的过程。证据不足案件的责任产生于侦查阶段,通过撤回公诉,案件责任被拦截于法院,并重新回流至检察机关。撤回公诉后,检察机关将案件责任通过侦查机关和被告人卸除,但因此造成案件处理效力不明,从而损害被告人权益。为完善撤回公诉制度,需要通过弱化检察机关的卸责机制、加强被告人的责任承担能力等途径,对证据不足案件的责任风险进行再分配。

元宇宙在电子证据审查中的运用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型网络犯罪案件时有发生,一定程度上扰乱了我国经济社会秩序,如何有效遏制和打击新型网络犯罪成了全国执法部门的重要议题。由于犯罪手段更新迭代加快,所产生的电子证据往往具有数据量庞大,难以搜集、分析和统计的特点,电子数据审查面临如证据的扣押与封存、电子证据的呈现等方面的难题。利用元宇宙技术对电子证据进行审查,可提升审查效率,确保证据的有效性。基于此,文章重点探讨了元宇宙对电子证据审查的积极作用及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应建立相应的内部系统规范和外部社会规范来限制元宇宙审查方式等建议,以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相关性。

网络暴力案件中被害人诉权保障研究

近年来网络暴力犯罪案件频发,网络暴力犯罪不同于传统的侮辱、诽谤犯罪,其发生和传播均与网络密切相关,而网络上的信息传播速度快且易删改、易丢失,加之网络用户的海量性及匿名性,使得被害人维权具有较高的成本。以被害人诉权保障为切入点,明晰网络暴力中各责任主体,厘清公安机关协助取证性质,构建新型公诉介入模式,为确保被害人顺利行使诉权并高效打击网络暴力犯罪,具有积极意义且具备一定促进作用。

大数据侦查中的辩护困境及其应对

大数据侦查的广泛应用令控辩关系呈现出对抗性有余、协作性不足的特殊性,必须依靠有效辩护理念改善控辩失衡的侦查格局,寻求控辩双方的实质性对抗。然而,大数据侦查中律师辩护面临诉讼权利保障不足和辩护流于形式的现实困境,使得律师有效辩护的空间不断被压缩。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大数据侦查与无罪推定原则、控辩平等原则以及因果性证明逻辑的矛盾。为调和这一冲突,提升辩护效果,有必要从辩护理念、权利保障以及技术反思等三方面着手,在“数字无罪”理念指导下完善并加强对辩护律师知情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等诉讼权利的保障,在技术反思的基础上明确大数据技术对侦查机关的辅助作用,并推进智能技术与刑事辩护的有机融合,实现控辩关系向平等对抗的理想状态转变。

自行公开个人信息利用规则的合理范围研究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7条规定了自行公开个人信息豁免同意的使用规则,但该规定的合法性基础、“自行公开”的判断标准与“合理范围”的边界需要进一步厘清。现行规定忽略了公开场景的复杂客观规律,对已自行公开个人信息的主体权益限制过于绝对化。个人信息具有人格属性和算法识别性,公开行为并未阻断这一特性。对“合理范围”的解读应从处理者规制视角回归到信息主体权益视角,在“推定同意”的合法性基础之上,“合理范围”应以公开时的“合理预期”为标准,合理预期的判断需综合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在合理预期范围之内,自行公开信息主体自决权益受到限制,具体程度需经过利益衡量确定。

非法电子数据排除的理论基点与制度建构:以数字权利的程序性救济为视角

对数字权利的干预和侵犯,不仅来自私人主体或组织,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国家权力机关,特别是在刑事侦查违法取证中对数字权利的侵犯。在刑事诉讼中实现对数字权利的保护和救济已成为数字时代不可回避的理论问题。非法证据排除是程序性制裁和救济的重要措施之一,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将电子数据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范围,司法解释虽然建立了电子数据合法性审查规则和排除规则,其主要是将技术性程序和真实保障程序的合法性作为审查内容,排除对象主要是取证程序有瑕疵、真实性无法保障的不可靠电子数据。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司法机关对非法电子数据主要采取“拒绝排除”和“依附排除”两种处理方式。前者以欠缺法律规定为由直接拒绝将电子数据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范围;后者将电子数据依附于存储介质而纳入物证来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具有间接性、限定性、单阶性等特点,无法为数字权利提供充分、独立的法律救济。很多电子数据承载公民财产权、隐私权等基本权利,违法取证可能干预数字基本权利,因此,需要在刑事诉讼中确立尊重和保障“数字人权”的基本理念,以回归数字权利的程序性救济为理论基点,将电子数据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范围。

自动化决策中个人拒绝权的制度困境与应对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自动化决策个人拒绝权的相关制度设计,为算法支配下的个人权利提供了新的保护路向,然其仍存在衔接机制不明、关键词语模糊以及除外制度缺失三方面的问题。为有效化解该规则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适用难题,应当从立法层面明确个人有请求人工干预的权利,细化对“重大影响”的认定,新设适用除外规则,完善个人拒绝权除外适用时的权利保障体系。

论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一个解释学的论证

法学家们纷纷为确立律师在场权而不断呼吁修改《刑事诉讼法》。但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1款其实早就确立了律师在场权;2012年《刑事诉讼法》虽对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做了调整,但宗旨未变;2018年《刑事诉讼法》继续通过值班律师制度进一步拓宽了该项权利的适用范围。但由于立法表述中缺乏“律师在场权”这样明确的字眼,加上刑事诉讼法解释学的滞后,以及其他一些不容忽视的原因,该项权利并未成为司法实务中真正的权利,而是一度遭到忽略,因此需要通过立法的重新表述或者通过司法解释对具体规则加以明确,同时通过配套制度的完善使该项权利成为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切实的保障。相应地,律师在场权应当成为一项实质性权利,在场的律师可以为嫌疑人提供现场法律咨询并就相关问题的回答提出建议;侵犯该权利取得的供述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