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两栖”视角下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问题研究

“三权分置”改革有助于化解“城乡两栖”背景下宅基地的制度困境。在我国城镇化进程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城乡人口双向流动以及异地居住的“城乡两栖”现象日益明显。人口迁居带来了宅基地及其地上房屋所承载的居住功能弱化,而它们的财产功能和社会情感功能则逐渐增强。总体来看,现有部分制度抑制了宅基地的产权权能开发和资产价值挖掘,造成了闲置、低效利用与隐性流转共存的困局,需要合理推进“三权分置”改革。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受到乡村治理机制不完善、产权边界不清晰、农民宅基地权属观念模糊等因素掣肘,面临所有权主体虚置、过度“资本化”等诸多问题,阻碍了相关体制机制创新。为此,“三权分置”改革需要清晰界定“三权”边界,明确宅基地的法权属性,在保障农户资格权的基础上适度拓展宅基地使用权,推动实现宅基地的财产价值;引入市场机制多元盘活闲置宅基地,进而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

自然人破产程序中的居住权问题审视与规范建议

居住权作为《民法典》中新出现的用益物权类型,现有相关配套规定尚不够具体和明晰,而且由于自身用益物权之特性,在破产程序中对债权的公平清偿和价值实现有一定影响。随着自然人破产制度的逐步推行,居住权与各类破产债权的冲突问题将更加凸显,妥善平衡债务人、债权人以及居住权人的利益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首先要明确居住权在破产程序中的存在形式和冲突类型,明确债权人、债务人和居住权人的诉求,通过完善居住权主体、客体的相关规定,丰富居住权概念,将社会性居住权和投资性居住权区分规定,多方充分协商,灵活处理不同类型居住权,力求最终实现居住权基本生活保障功能与破产法公平清偿目标的平衡。

论房屋强制执行中案外居住权人的保护

《民法典》新增的居住权制度旨在保障弱势群体的居住权利,但对于强制执行中居住权的处置缺少规定。判断案外人是否享有居住权,不仅应从形式标准判断其居住权是否设立,还应从房屋的使用状况、居住权的设立时间以及是否支付对价等方面对其真实性予以实质审查。根据物权的优先效力与顺位规则,案外人的居住权优先于执行申请人的债权与后设立的抵押权。居住权根据功能不同可分为人役性居住权和非人役性居住权。其中,人役性居住权以保障特定主体的基本生存居住为目的,其实现需要房屋所有人的配合,若案外人能够证明强制执行将妨害其人役性居住权实现,则可排除强制执行。在居住权不能排除强制执行时,设有居住权的房屋以“带居拍卖”为原则,仅在居住权影响在先抵押权实现时可“除居拍卖”。在“除居拍卖”时,居住权人有权要求相应补偿,或者可以向债权人代为履行并取得对房屋所有人的债权。无论采用何种拍卖方式,居住权人均应享有优先购买权。

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生效问题思考

《民法典》首次规定了居住权制度,但理论与实务对此颇有争议。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生效要件应区分为遗嘱继承和遗赠两种方式。基于遗嘱继承设立居住权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在被继承人与继承人之间,继承开始时即发生物权变动效力;第二阶段发生在共同继承人之间,居住权生效要件与遗产分割效力相关。按照移转主义观点,在第二阶段中,当事人采用指定或者协议等意定方式分割,居住权应自登记时设立;当事人通过裁判方式分割,居住权则自法律文书生效时设立。基于遗赠设立居住权的生效要件要参照《民法典》第368条的规定,自登记时设立。

台湾地区居民法律地位:三重面向、内容构造与优化路径

台湾地区居民法律地位问题,是防范与遏制“台独”分裂活动、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推进国家完全统一进程中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在法律实践中,台湾地区居民地位具有“待解放的中国人民”“特殊的中国公民”“同等待遇的中国居民”三重面向。相关立法坚持目标和问题导向,逐渐趋向具体化、同等化和常态化。当前,台湾地区居民法律地位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推动落实同等待遇,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内容构造。其中,“居住地”标准是优化落实台湾地区居民法律地位的基础,权利义务是其规范内核,政策则对法律规定起着引领、实施和补充的重要作用。为切实提升台湾地区居民国家认同,建议接续推进身份管理模块化、推动同等待遇实质化、逐步实现权利义务体系化,形成优化台湾居民法律地位的系统方案。

产权视角下古民居更新路径研究——以黄山市唐模村为例

在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中,古民居的保护更新正在走向差异化的变革。本研究以黄山唐模村为例,从产权视角出发,梳理唐模村产权变更历程和建筑产权现状,分析产权法律法规缺失、产权交易繁杂、产权破碎化、资金不足、管理权责混乱等负面影响,并从产权、资金、参与者三方面揭示其现实存在的困境。在此基础上,引入小规模、渐进式更新理念,尝试在制度完备基础上,建立不同产权主体不同更新策略-循序分期更新项目-更新实施效果评估反馈的更新体系,为同类型古民居更新提供路径上的参考。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如何影响农民幸福感?——基于中国乡村振兴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数据库2019年数据,实证检验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利用Oaxaca-Blinder分解法探究了未完成改革和完成改革两类村民之间幸福感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各因素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幸福感。机制分析表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壮大村庄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减少家庭成员外出就业来增进农村居民幸福感。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显示,改革对中低收入和曾经建档立卡贫困户幸福感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而结合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的政策可干预性,增强农民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与提升农村治安类公共品供给,是降低改革与未改革两类村民幸福感差异的重要原因。

论投资性居住权的扩张与限制

投资性居住权的设立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合理设计投资性居住权具有重要意义。在参照社会性居住权制度设计规则时,应充分考虑投资性居住权的经济属性以及二者的相互联系,在居住权制度的框架内与社会性居住权保持正向的、补充的、有限制的扩张。投资性居住权在主体上可以扩张至一般民事主体,但与社会性居住权发生矛盾时,应优先保护社会性居住权人的利益;客体上可以将住宅的含义扩张至居住性质的房屋;增设裁判取得、时效取得居住权的设立方式,且同样适用登记生效主义;允许自由转让,但需局限于原居住权人的居住期限内;增设多种消灭方式,但需居住权人秉持物尽其用之原则,禁止浪费住房资源。

论我国民法典居住权制度的功能与改进

居住权制度是我国民法典中新增的一项制度,回应了时代发展的现实需求。我国民法典所确立的居住权制度具有完善住房保障制度、重视特定人群的居住需求、体现住宅所有权人意志的财产保障等价值功能。在肯定居住权制度的价值功能时,应当看到这种制度存在设立类型单一、客体范围不明晰、权利义务有待明确、消灭事由不完整等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居住权制度立法的相对保守,以及居住权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功能扩张。为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需要,有必要进一步改进我国民法典居住权制度的内容,以期体现出其应有的价值功能。

纠纷解决视角下居住权制度理解与适用

居住权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创新确立于《民法典》中,但由于立法意旨与法律架构相矛盾、理论认识不准确、配套措施不完善等原因,涉居住权纠纷的处理呈现无序性特征。对此,宜分类研究解决涉居住权纠纷,通过对居住权设立与效力的分析,适用物权与债权区分原则,准确理解和完善居住权登记制度,从而解决居住权合同纠纷;深入对居住权行使与限制的研究,厘清所有权与居住权的权利内涵界分,准确认识居住权权利主体、义务承担和权利救济等重要问题,从而解决居住权纠纷。

《民法典》居住权设立与存续的规范与限缩——以防范居住权的滥用为视角

《民法典》加入居住权的立法目的在于发挥居住权对住房保障的功能,满足社会弱势群体的住房需求。随着各地不动产登记机关相继开展居住权登记,居住权已经从立法层面走入现实。但是现有法律对于居住权的规范太过宽松,存在滥用居住权逃避债务履行与转用于债权担保领域替代所有权让与担保,演化为投机牟利工具的可能。为使居住权贯彻于其立法目的,排除对居住权的滥用行为,围绕“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这一核心目标,可通过对居住权设立和消灭规则的细化。以稳定住所的唯一性原则和权利及时消灭原则,可最大程度地避免居住权滥用的情况,为居住权从立法层面走向实际运用提供指导。

居住权对老年婚姻法律机制构建的推动作用

随着我国进入老龄社会,老年婚姻逐渐成为不容忽视的现象,对金钱、精神及生活质量等方面的需求也是老年婚姻区别于传统两性婚姻的主要原因。我国应高度重视老年婚姻法律机制的构建,消除老年人及其子女的顾虑。通过分析婚姻模式的转变、老年人婚姻的产生原因及现实阻碍,探究居住权对老年人婚姻的推动作用,并提出相关的建议,构建适合我国老年型社会的老年婚姻法律机制。

物权视野下居住权与所有权的博弈

居住权人的权利保障问题贯穿了公法、私法与社会法的多重视野。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增设居住权以来,学术界和实务界就居住权的若干问题,尤其是与所有权相关的征收补偿、征用补偿、物业权益共享等问题,存在诸多争议。为此,有必要在物权视野下,关注居住权与所有权对抗的实际问题,本研究采用“主体扩充“”生活成本“”贡献度”等分析方案,探讨赋予居住权人补偿权和业主权利的可行性,从而提出缓和两者“对抗”的解决途径。

论居住权制度的现实困境与完善建议

为保障居住权利人的核心利益,适应我国住房群体发展的新形势,我国《民法典》新增居住权制度,这既是减轻子女养老负担的应有之义,也是回应弱势群体利益诉求的必然要求,还能起到促进所有权、婚姻家庭等制度的协调发展。设立居住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房屋的利用率,在应对社会老龄化问题、保护婚姻关系中因离婚面临生活困难一方的合法权益等方面有所作为。尽管从制度设计上,居住权即为解决特定群体的居住困境,但在实践中仍面临权利客体界限存在模糊、受益主体范围过于狭窄等问题。本文通过梳理居住权的基本规范,分析当前在实践中的困境,借鉴域外国家对于居住权的相关立法经验,进而提出居住权适用的完善建议。

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与公司现金持有量

结合高层梯队理论指出的管理层特征会影响公司财务决策的观点,文章选择2010-2020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对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实际控制人取得境外居留权会增加公司现金持有量,且实际控制人短视在两者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对公司现金持有量的提升作用在地处非一线城市、资产规模小、高科技属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少等类型的公司中更明显。研究结论为上市公司进一步完善内部治理框架和监管部门持续加强监管体系建设等提供了经验支持。

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参照适用”的法理解释与规则展开

“参照适用”规范的配置将合同设立居住权的有关规定准用于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实现了财产处分方式的多样化。然而,“参照适用”的规范解释仍存在诸多困境,尤其表现在“参照适用”的登记效力存疑以及《民法典》第368条与第230条的适用顺序模糊等方面。上述困境的产生原因表面上在于法条解释与适用矛盾,实际上却指向物权规范和继承规范的价值冲突。遗嘱设立居住权“参照适用”的解释路径应立足类型化思路,即首先明确居住权作为客体参与遗产分配的逻辑前提;其次,理清登记对抗主义在居住权设立中的细则;最后,完善共同继承场景中登记宣示主义的类型化适用路径。

开放型农房居住权的制度空间与法权建构

《民法典》为农房居住权提供了广阔且可行的制度空间,但在具体制度设计层面,如何创设农房居住权,创设何种类型的农房居住权,其内在法权如何建构,如何与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有效衔接和制度反馈,显然属于一个关联性、系统性工程。立足公平、自由、效益三大价值维度,在制度上应根据不同现实需求,将农房居住权区分为保障型、康养型及投资型三种类别并对其内在法权进行不同设计,力求以农房居住权为杠杆,撬动乡村沉睡的巨量资产,实现乡村不动产的有限市场化,增进农户收益,推动城乡和谐共荣。

居住权登记的实践分歧与规范优化

目前专门针对居住权的登记制度仍处于法律空缺状态,实践中虽有地方性登记规范予以弥补,但由于《民法典》对居住权登记要素规定较为简单,导致实践中各地做法差异化。为统一居住权登记制度,应从居住权基础理论入手,厘清居住权登记争议,明确裁判可以设立居住权,将遗嘱型居住权细分为遗嘱继承居住权和遗赠居住权,登记效力上分别采用登记宣示主义和登记生效主义,并类型化规定居住权登记申请主体,由此完善居住权登记规范。

居住权合同研究

居住权合同是居住权设立登记必须提交的书面文件。居住权合同的主体应当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主要包括办理居住权登记,依照房屋的居住用途和合同的约定合理使用、维护房屋,不得擅自装修、改变房屋结构和损坏房屋,不得擅自出租房屋,不得容纳非必要人员长期居住。居住权人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时,所有权人可以行使法定解除权。居住权合同和租赁合同是满足群众住有所居住房需求的二元合同体系,法律对居住权合同的保护强度更大。现阶段可以采取出台房屋居住权管理条例或规定、制定居住权合同示范文本、明确居住权登记的有关事项等措施规范居住权合同的订立与履行。

争议与出路:宅基地使用权继承问题研究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等部门发布政策文件支持宅基地使用权可以继承,地方上也出台了政策文件,对宅基地使用权继承情形进行了规定。但由于受法律层面的缺失、继承主体身份性限制、无偿性与无期限性阻碍等因素的影响,宅基地使用权是否可以继承一直处于争议的状态。学界亦针对宅基地使用权是否可以继承,进行了研究与探讨。解决宅基地使用权继承面临的困境,可以从完善法律规定、明确继承主体身份及继承规则和完善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角度出发,化解宅基地使用权继承面临的问题,使“三权分置”政策中放活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设想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