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困境及其破解——以近年刑事司法改革为视野

自从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构建以来,调查取证难的问题一直在实践中难以解决。在近年刑事司法改革的视野下,充分落实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具有重大意义。推进刑事司法改革视野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充分落实,可以从权利本身出发,充分保障自行调查取证权和申请调查取证权,从实践问题出发,赋予值班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从未来路径出发,探索律师调查取证的新途径。

律师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权新探

从论理解释的话语切入,横向比较英美和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修改后的新《刑事诉讼法》在"实然"与"应然"间赋予了辩护律师侦查中的调查取证权。然而,侦查阶段引入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并非意在形成实质平等的两造对抗,而在于规范修正侦查行为,遏制非法侦查以及保证侦查的客观全面,其对案件侦查带有"补遗"、"纠偏"的辅助性效果。因此,面对侦查权,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应予必要限制,保持"谦抑",在具体实践中要比照任意侦查,从明显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事项入手。除此以外,侦查机关与辩护律师的观念转变,相关配套制度、措施也应有效跟进,为新制度的推行提供坚实的条件支撑。

对起诉后检察机关自行强制取证的质疑

在刑事公诉案件中,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后,不应继续享有自行以强制手段调查取证的权力,因为这种做法侵害了法院在案件起诉后的诉讼主导权,使公诉权失去制约,同时违背控辩平等原则,也无法保障审判阶段集中审理的实现。因此,必须在我国构建对公诉的证据进行审查的起诉审查程序,防止检察机关对不符合证据标准的案件提起公诉;同时禁止检察机关在起诉后自行强制取证,废除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机关可以在审判阶段补充侦查的规定,而应赋予检察机关与当事人平等的调查证据申请权,将决定起诉后是否可以进行强制取证的权力交由法院行使。

辩护与帮助之辨——侦查阶段中律师的地位与职能问题探讨

辩护的本来意义,是被告方的一种通过防御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庭活动,辩护实际上包含民事辩护、刑事辩护乃至行政辩护,在我国,辩护专指刑事辩护。辩护律师的存在有三种意义:保障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有效行使和切实兑现;从程序上制衡国家追诉权;维护刑事诉讼程序顺利进行。在我国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只有律师没有辩护律师,律师在侦查阶段并没有辩护人的地位,这是学界一致诟病的地方。必须通过以下制度的确立来保障辩护权能够得到切实实施:对嫌疑人采取强制性侦查措施时,辩护律师有在场权和签字确认权;辩护律师应当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会见权;辩护律师应当拥有调查取证的权利。

我国非法证据的证明困境及其破解——从谢亚龙案件谈开

被告人当庭翻供原因复杂,但多数翻供与刑讯逼供指控密切相关。新刑诉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如何证明非法证据成为司法实务中的难题。我国目前的非法证据法定证明方法,实质属于自我证明。由于侦查封闭,缺乏外在监督,口供自愿性发生疑问时,非法证据的排除面临证明困境。要解决刑讯逼供的证明难题,应当设立律师在场权以及支持该制度的相关措施,包括制定讯问规则、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废除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同时完善录音录像制度以及增设推定法则。

侦查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优化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方面确实体现出了其优势,但是,目前理论界与实务部门将其关注点主要放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侦查阶段的适用确实存在侦查人员的积极性不高,犯罪嫌疑人的自愿性难以保证,相关人员的权利保障不全面以及证明标准的要求不明确等问题。有必要从理论上分析侦查阶段适用认罪认罚的必要性,并从赋予侦查机关认罪认罚后的实体量刑权、保障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加强人民检察院监督、严格证明标准、加强公检法三机关合作等方面进行完善,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侦查阶段适用既能弥补法律法规漏洞,又能真正发挥其应有之义。

证据调查鉴定观及其展开

要转变司法鉴定的立法观念,必须首先明确司法鉴定的性质。民事司法鉴定是审判庭法官在鉴定人的辅助下,以被鉴定之物为证据方法的证据调查行为。依"证据调查"鉴定观,应当参考法庭调查程序来设计与规制民事司法鉴定实施程序,应该由法院决定是否对外委托鉴定,应当明确审判庭法官对鉴定实施及质证审查的主持、监督职能。应奉行鉴定公开原则,并确立当事人的鉴定临场权。

论民事检察中的调查取证权

调查取证权是检察机关依法进行民事检察监督的重要保障,但目前我国法律并未对此作出明确规定,理论和实务界也有许多不同的观点,这种不规范造成了实践中权利的缺失或滥用,正确认识和规制调查取证权,对保障民事检察的有效、公正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劳动争议案件的证据审查与判断

在劳动争议案件中,劳动者收集、保存证据的能力明显不足。基层人民法院在审查与判断时,必须考虑劳动关系的特殊性,坚持司法能动性理念,发挥审判权的能动性,认真审查证据属性,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如此劳动争议案件裁判才能达到"两个效果"的统一。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界定及法理价值探析

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作为辩护律师辩护权的核心权利,在一定意义上是公民权利的延伸,同时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从刑事诉讼证明理论的角度分析,其属于举证责任的范畴。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进行准确的界定,探析其存在的法理基础,可以发现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建立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不断追求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价值的基础之上的。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对于实现控辩平衡,追求诉讼民主和诉讼效率有着巨大的积极意义。

“悬赏缉凶”若干法律问题的探讨——由一起刑事案件的侦查谈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

由一起刑事案件侦查中对"悬赏缉凶"行为的争议谈起,对"悬赏缉凶"行为的性质进行了界定,分析了赋予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调查取证权的可行性,并就此问题提出相关的立法建议.

1990年以来农民工体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以文献资料法、数据统计法为方法,以中文核心期刊数据库为来源、以农民工体育为关键词,对1990年以来农民工体育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结果发现:农民工体育存在发文数量短缺、发文期刊狭窄、精品文章稀缺、科学共同体单一等问题;研究状况方面呈现出以社会学视角为主体的分散化研究视角,以文献考察法和实证调研法为核心的分离化研究方法,以农民工体育权益为焦点的集中化研究内容等特点。建构多样化的研究主体,注重整体化的研究视角,运用综合化的研究方法,培育拓展化的研究内容是今后农民工体育研究应该注意的重要问题。

应否恢复法院的退回补充侦查权的实质内涵——以证明标准为视角兼论我国刑事疑案处理

法院要求恢复其退回补充侦查权旨在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而此举又被解读为法院抛弃了中立的立场而是一种有罪推定的体现。但是从刑事证明标准的角度来看,退回补充侦查权作为处理刑事疑案的方式之一,确有其合理性的一面。然而,若恢复法院的退回补充侦查权,其负面影响亦不可忽视。其实,法院要求恢复退回补充侦查权从本质上来看是由于我国现阶段处理刑事疑案的方式比较简陋,不足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在针对我国刑事疑案难以处理的问题上,应采取更为灵活多样的处理方式,以完善我国刑事疑案处理的方法体系。

浅析我国律师调查取证难

调查取证权是辩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顺利行使,是充分行使辩护权的基础。作为辩护律师.只要充分认识到调查取证的重要性,并积极采取相应的对策。就一定能正确履行辩护律师的职责。

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制度之实证分析

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权一再得到立法者强调,但是"纸面上的法律"需要转化为"行动中的法律"方能实现立法目的。经验表明,逻辑上的合理性,规范上的确定性和实务上的可操作性是具体法律规则或制度完成转化之必需要素。若不能完全具备,则法定权利或法律制度只能停留在"纸面上"或口头上,成为无意义之文字。